略论近代中国法学家王宠惠的刑事立法思想

王宠惠是近代中国杰出的外交家和法学家。本文就王宠惠的刑事立法思想在历史上的作用及其在立法例中的体现作了探索,并就其历史局限性作了客观评价。作者认为,王宠惠在近代中国刑法修订过程中,结合中国国情,积极引进当时世界上最新刑法的优点,将刑法从新兼从轻原则、罪刑法定主义以及平等、自由、民主等思想先后纳入了当时的刑法修正案和刑事立法之中,大大地改变了中国封建刑律中礼法结合、严刑峻罚、男女不平等、尊长卑幼不平等的传统在中国近代刑事立法中的地位,削弱了其影响力,使近代中国刑事立法跟上世界立法的潮流。作者指出,王宠惠的刑事立法思想尽管带有时代的烙印和缺陷,但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法学家,王宠惠能不断地抛弃自己陈旧而不合世界立法潮流的思想,接受和确立新的“适时”和“宜民”的思想,敢于否定自己的观点而接受他人合理的建议和决定,坚持立法在形式和内容上不断更新,这种对立法的认识和态度至今仍是十分可取的。     

贪污罪和受贿罪法定刑并轨制的 法治逻辑悖论 ——基于2017年公布的2097份刑事判决书的法律表达

刑事立法通过刑罚尺度将犯罪配置为轻重不等的级别,既是人类公平理性的刑罚体现,也是实现刑法罪刑均衡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贪污与受贿并重惩罚"的刑事反腐策略面临理论上的正当性质疑和法治逻辑悖论,在刑事立法中法定刑的配置应逐步实现由政策模式到法理模式的转型,更多地从司法实践经验中汲取规律并与既有理论相互检验,致力于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调和。通过2017年中国司法实践中2097份贪污罪和受贿罪刑事判决书的回归分析发现,相对于受贿罪而言,法官在刑罚的裁量中倾向于对贪污罪判处更重的刑罚,具体量刑上"有索贿情节的受贿罪>贪污罪>受贿罪"。并轨制立法下并发的"同罚异害"罪刑不均衡难题,法益侵害、不法内涵、犯罪生成模式、责任程度等实质差异,决定了贪污罪和受贿罪在立法上应采分离制。     

改革与苏联新刑事立法

目前,苏联国内正在编纂新刑事立法。作为新刑事立法“半成品”的《刑事立法纲要草案》和《刑法典理论模式》(总则)已经出台。苏联为什么要编纂新刑事立法?这次编纂有何特点?立法者意图作哪些重大的调整?笔者想就刑法工作者感兴趣的这些问题,作点简介。(一) 苏联现行刑事立法,即《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纲要》和各加盟共和国《刑法典》是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颁布的,是作     

制定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程序法典——当前行政程序和行政程序法研究述评

本文认为，在中国这一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国家已经掀起了一股“程序热”的研究浪潮。文章通过对近些年行政法学界的几大热点问题行政程序含义、行政程序价值、行政程序法概念、行政程序法地位、行政程序法模式、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行政程序法目标立法模式和立法步骤的归纳探讨，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指出，应尽快制定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程序法典。     

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和完善

本文从适用刑事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公诉人不出庭情况下如何适用简易程序、起诉书送达期限和办案期限、诉讼文书的内容、“辩诉协商”设想及书面审理方式的采用等六个方面，详尽地论述了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刑事简易程序的有关问题。作者试图在改革和完善现行刑事简易程序方面作一些有益的探索，特别是借鉴了西方法律的长处，提出建立“辩诉协商”制度和“书面审理”制度的设想及有关法律规定，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比较注重探讨操作刑事简易程序适合案件过程中的各个具体法律规定环节的达成，对当前的司法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社会公众心理影响刑事立法的具体表现与匡正路径——以十年来历次刑法修正为例进行分析

刑法作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法，在刑事立法过程中必然会受到社会公众心理与民意诉求的影响。自《刑法修正案(八)》以来，刑法修正越发注重对国民欲求的回应，社会公众心理与刑事立法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二者的频繁互动在促进刑法罪名体系与刑罚配置日益完善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刑法典自身的稳定性与体系性，并导致了过度的犯罪圈扩张与忽视刑法以外的社会治理手段的运用。为此，应当通过坚守刑法的谦抑性、协调性以及加强附属刑法与综合性社会治理手段的运用，在回应社会公众诉求与坚守刑法自身理性之间寻求一份微妙的平衡，实现社会公众心理与刑事立法的良性互动，完成从有法可依到科学立法、从法律之治到良法善治的路径转换。     

论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

由于相同的意识形态等原因,苏联时期的立法对新中国的立法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刑事立法基本上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并突出表现在刑事立法的阶级属性上.新中国成立后,刑事立法仍然大量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俄刑事立法的新成果并没有被借鉴到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中.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刑事立法与中国刑事立法已经在刑法原则、犯罪论及刑罚体系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反映当今俄罗斯市场经济需求的刑事立法可以、而且也应当对中国的刑事立法起到借鉴作用.同时,俄罗斯对刑法典进行适时地多次补充与修订也是值得中国刑事立法关注的.     

SPECIAL ISSUE： FOCUSING ON THE REVISION OF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N 2012 Re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System in China

随着和谐社会治国方针的提出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深化，中国刑事和解制度呈现出不断拓展的态势。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以“特别程序”编的形式，专章规定了“刑事和解”，第一次在《刑事诉讼法》中全面确立了中国式的刑事和解制度。但就目前立法来看，刑事和解程序设置还相对粗放，也存在诸多争议。刑事和解未来发展方向应当强化规则性完善与制度性建设。     

关于列宁战时非常措施指导思想的几个问题──对某些流行观点的商榷

本文提出，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起义前夕，列宁即提出必须在俄国采取战时非常措施，但认为它的意义仅仅在于摆脱灾难、饥荒和巩固工农政权，认为这样做只不过是借鉴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经验。作者认为，国内战争时期，苏俄采取战时非常措施，与所谓的“直接过渡思想”没有联系。在实施战时非常措施的过程中，列宁在过渡的问题上，反对“急躁轻率”，反对“图快”，反对以“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行事，未产生所谓“直接过渡”的思想或者说“顺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论侵犯商业秘密的过失行为可否入罪

过失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可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我国刑法第219条的立法疏漏。但侵犯商业秘密的过失行为入罪并不妨碍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与刑事处罚的谦抑性原则不相抵触;不会造成我国刑法关于经济犯罪基本上限于故意犯罪的立法格局失衡,且不与我国刑法奉行的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以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的精神相背离;国际立法例也不否认侵犯商业秘密的过失行为可入罪。因此,可增设过失侵犯商业秘密罪以弥补我国刑事立法的不足。     

检察公益诉讼实施模式研究

检察机关在提起公益诉讼时往往面临着行政公益诉讼模式抑或民事公益诉讼模式的“两诉”选择困境。然而，单纯地选择行政公益诉讼模式或者民事公益诉讼模式均有缺陷和不足。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也有理念与实施机制等多方面的困惑和难题。从发展趋势上来看，检察机关应当融合行政公益诉讼模式和民事公益诉讼模式的内在制度优势，形成一种以一体化和整体性为特征的检察公益诉讼综合模式。为此，我国通过《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对公益诉讼分别调整所形成的二元立法分离模式有必要加以修正，制定统一的“公益诉讼法”或“检察公益诉讼法”以形成一体化的检察公益诉讼综合模式乃大势所趋。     

罪刑法定司法化的观念障碍与立法缺陷

实现刑事法治的首要任务是厘清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观念及技术上的诸多障碍。观念障碍主要是指人们并未辨明三个悖论。 ( 1)规则变化与社会秩序 :罪刑法定表达的是对秩序的渴求 ,但作为规则的法并不能直接实现法治秩序 ;( 2 )立法权力与法律神话 :立法者通过成文法凭借权力表达一种真理话语 ,但对法律规则的依赖可能会产生立法一贯正确的神话或迷思 ;( 3)法条繁复与司法“懒惰” :以理性设计的方式进行规模化的法律生产的直接副产品是可能增强司法惰性。而技术障碍则是我国刑法中立法技术上的不足 ,对此作者从立法确定性、立法合理性和立法明确性三个角度作了分析     

心理测试结论在民事诉讼实践中运用的利弊分析

犯罪心理测试在中国又称CPS多道心理测试，其测试结论是否具有证据资格，在学界尚存在不同观点。而中国目前在立法上，并未赋予其证据资格。但是由于对犯罪心理测试结论本身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认可，特别是在1999年9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的问题的批复》作出后，这种技术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运用，不仅在刑事诉讼中，在一些民事案件的处理中，心理测试结论也被用来帮助法官审查、判断证据。对此，本文作者认为犯罪心理测试结论在刑事诉讼中，可以用来帮助专门机关工作人员审查判断证据，但在民事诉讼中，不能将测试结论用来帮助法官审查判断证据。     

妨害清算罪比较研究——兼评新刑法第162条

本文认为，新刑法将妨害清算罪从破产犯罪中分离出来单独立法，对妨害解散清算和破产清算的违法行为统一调整，不但与现代刑事立法趋势相吻合，亦能较好地适应我国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但由于新刑法第１６２条在罪名选择、妨害清算罪之主体、主观方面及客观方面等诸事项上存在立法缺陷，致使该条款有关内容欠缺科学性。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对如何完善新刑法第１６２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可行的修法建议     

试论实现中国法治的模式选择

在“依法治国”方略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确立之后，理论法学界提出了构建法治之基础的各种理论：观念转变论、经济条件论、德治同步论、“良法”基础论。这些理论都从某一侧面阐明，在中国构建法治需要一定的条件。本文不完全赞同“法治条件论”，而主张“法治行动论”，认为当法治目标在一国确立之后，人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实际构建它，并在运作中积极能动地创造各种法治条件。当前中国实现法治应选择国家强行推动的模式，即由政府和社会双轨驱动法治。在这一过程中，应首先关注以下问题：切入点的选择、“作业面”的选择、法治进程的把握     

中国犯罪人认罪奖励体系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如何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尽量追求刑事案件侦查和处理的快速与高效率,成为世界各国不懈追求的目标,为此各国刑事立法均有自己的刑事政策模式.为了促进公正与效率的统一,在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制度中,立法者构建了一个潜在的犯罪人认罪奖励体系,但是,这一认罪奖励体系存在着一些缺陷,需要加以立法完善.     

地方立法若干问题刍议－－兼谈上海地方立法

作者回溯了中国实践地方立法的历史 ,认为当代地方立法的法律和理论依据是《地方组织法》(1979年 )、《宪法》(1982年 )和《立法法》(2 0 0 0年 ) ,其类型分为 :实施性立法、创制性立法、实施性兼创制性立法。作者以上海地方立法为例 ,总结了当前地方立法的经验及不足 ,并提出对策。     

我国刑事立法领域的若干重大现实问题探讨

刑事立法是刑事法治的基础和起点.刑事法治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刑事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与现代化.审视当前我国刑事立法领域,有以下重大现实问题值得特别关注:一是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二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三是单位犯罪问题;四是刑罚体系的调整与完善问题;五是社区矫正问题;六是国际公约在刑事法领域的贯彻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思考

面对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历史条件,如何作出应有的法律思考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全文从如何优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意识、如何加强与完善初级阶段的法律规范体系建设和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如何把握初级阶段法律建设的度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我国目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法律思考。文中对全国普法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并就“法学幼稚”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主张在法制建设中既要反对滞后立法又要防止超前立法,认为超前立法与超前立法意识不是一个概念;在分析了法律数量上的度、法律规范上的度和法治程度上的度后认为在初级阶段,以人治配合法治并促进法治从而为走向法治创造条件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过程。     

法定刑配置原则立法价值论探析

法定刑配置是一项专门的国家立法活动,目的是建构犯罪与刑罚在质和量上的应然对应关系.因此,法定刑研究,在刑事立法理论中占有重要位置,我们许多学者一直给予较多关注.但是,我们的一些理论思考,立法实践与司法操作都有进一步细化的必要.对于法定刑配置根据,法定刑配置原则,法定刑配置模式等理论问题进行深层次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和必要的.从立法层面的角度,法定刑配置原则应立足于对现行刑法典的分析基础,对法定刑配置过程中,从价值论角度,应遵循的谦抑性原则、罪行法定原则、罪责刑相统一原则、系统性原则,从而实现在法定刑配置中犯罪与刑罚关系达到均衡、合理、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