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发育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意义探析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使得重新建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成为必须。公民社会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意义表现在四个层面:重构社会与国家关系,型塑现代国家;为民主的国家建设提供社会基础和条件;确认个人的价值与公民的社会地位,推动政治文化的转型;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健全的公民社会：现代国家建构的社会基础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可能性的最深刻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与发展,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现实表现在于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伴随着社会资源占有与控制的多元化,个人独立性相对扩大,个人受组织、身份的限制趋于减弱,寻求自身发展的选择余地不断增加,个人财产权利等各种权利的状况也日益得以彰显和改善。健全的公民社会是现代国家建构的社会基础,要实现国家转型,建构一个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均衡的现代国家,必须建立一个健全的、正常发育的公民社会,使社会不会因为政治上的波动而失控。     

借鉴现代公民社会理论 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学习型社会与现代公民社会理论有着内在的联系。文章从阐明公民社会的内涵及其理论的基本观点入手,试分析该理论对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借鉴之处,提出进一步转变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模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积极作用等观点。     

现代社会与公民品格

在以制度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揭示现代社会与公民品格的内在关系有助于发挥公民品格对现代社会的支撑价值。从现代社会最为显著的四个方面:风险性、个体化、制度化以及公共化入手,论述公民品格的现代性维度,可以发现:公民品格是成就现代公民的内在品质与道德人格,是具有稳定性、向善性的精神定势,能够应对现代社会风险造成的生活碎片化和不确定性。公民品格是公民在政治生活、公共生活中的实践智慧,可以促进和推动公民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参与,化解"公共领域私人化"的症状。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公民品格所蕴涵的道德情感能够有效地缓解社会关系疏离与人际情感冷漠。公民品格是现代社会制度运行的重要支撑,也和制度一起成为现代社会良序、和谐的保证。     

公民社会成长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建立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表明了执政党对时势、民意的顺应。在对和谐社会的众多探讨中,对其建构途径的讨论最有现实性,且在众多可能的路径中,公民社会的成长最具基础性的地位。和谐社会,在本质上应该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的最佳状态。     

公民社会与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在中国发展的前景问题，每一个负责任的社会工作者都必须予以认真的思考。就“社会建构论”的视角来说，社会工作与公民社会、社会工作与整个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都是一个互相建构的过程。改革以来，一个“政府(国家)——市场——社会”功能分化的新的社会结构形态正在呈现，用公民社会理论的分析架构(理想类型)剖析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了有利于公民社会发育的主要环境因素，由此逐渐构筑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平台。     

公民、公民社会与公民道德建设

"公民社会"是中国知识界的新课题,公民道德建设则是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基础性工程。公民社会的建设,取决于公民素质尤其是思想道德素质的水准。公民道德是我国道德体系建设的基础,确立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具体贯彻和遵行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实践中,必须正确理解、认真处理好基本道德规范的"基本"和"重点"、"基本道德规范"与公民"基本道德要求"的关系以及"三德"着力点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公民文化与社会和谐

公民文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公民文化的发展会对既有的生产关系提出变革要求,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公民文化还具有提高公民素质、消解社会矛盾、化解冲突的功能,因而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客观而积极地看待公民文化对于社会和谐、社会稳定的作用,对于培育公民文化、促进公民社会成长,积极促进生产关系改革、实现社会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公民社会概念的历史和现在

公民社会在中国讨论是已有话题,但是面对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如何建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我们仍然有必要讨论公民社会理论。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是有内在联系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关系进行谈论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新世纪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正确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建设民主政治体制都有积极的意义。     

国家与社会的博弈:传统权威走向现代权威的政治学分析

国家与社会的博弈推动国家政治权威由传统专制型向现代民主型渐进转变;而日趋现代性的法理型权威又进一步推动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加速了传统权威走向现代法理权威的步伐。近代以来,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二者的关系一直处于不断调整之中。随着“新保守主义”的抬头,国家与社会的博弈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当代西方关于公民制度的主要理论浅析

在当代西方公民制度研究中,主要存在以托马斯·马歇尔为代表的系统理论、以迈克尔·曼为代表的阶级冲突理论和以查尔斯·替利为代表的战争冲突理论。这三种理论模式之间既有共识更有分歧,而整合之道就在于确立社会、国家和国际关系"公民制度三动力说"。     

云南民族关系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民族关系是民族国家内部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云南由于特殊的人文和自然条件,使得民族关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方面,妥善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基本保证;另一方面,民族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功能。我们必须正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努力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网络社会治理

现实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会映射到网络社会。当前网络社会中“社会”的力量逐步强大,与此同时,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网络舆情突发事件,与“社会”相比,“国家”处于弱势地位。产生这种失衡主要是由于现实社会中社会矛盾集聚,社会信任降低,政府缺乏网络执政力所导致的,因而网络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均衡治理既要改善现实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应实现从网络管制到网络治理的转变。     

论和谐社会视域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值得重新探讨的问题。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理论上试图解决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对立关系,而且在实践上同时为二者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现代大学的使命与现代社会的发展

本文运用辩证的观点论述了现代大学与现代社会发展的三对关系:学术性与社会性的关系;服务性与批判性的关系;时代性与国际性的关系。     

清末民初时论中的道德与社会国家

清末民初时论围绕道德之于社会国家关系作了一定探讨。19世纪末,时论由最初对道德之于平天下重要性的关注发展到注重其对于国家政治的实际意义。降及20世纪初,它强调道德具有促进政治变革的积极价值,而道德之于挽救社会危机的作用仍受到时人青睐。迨至民国,道德对于民国政治的合理价值更受到时人推崇,关注程度有增无减,思想内涵异彩纷呈。如此历史推演,使道德概念形式虽未发生改变,但随其内涵增减而呈新陈代谢之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道德与社会国家关系的近代转换。     

建设和谐社会与经济增长速度的辨证统一关系

经济增长是一切社会因素进步发展的一般性物质基础,而和谐社会又是经济快速增长的环境条件。但是,和谐社会建设与经济增长速度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而是通过社会分配环节相互影响。和谐社会建设与经济的分配方式直接相关,而经济分配方式又与经济增长速度辨证统一,经济增长通过社会分配方式作用于和谐社会建设。社会经济转型后期利益竞争使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差距扩大。要使经济增长的成果为绝大多数人所享有,化解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必须通过社会分配使经济增长服务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目标。     

国族观念与现代国家的建构:基于近代中国的考察

现代国家建立过程发生的政治讨论伴随着对旧制度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又总是试图建构一种相异于旧制度的权利观念,并进而为持有这些权利的政治主体提供理据和政治合法性。现代国家的建构理论深刻影响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宪政思想,期望通过"一国一族"的、以汉族为核心的国族的建构以建构民族国家。这种浓郁的种族主义不仅引发了边疆少数民族对"五族共和"的疑虑,也为帝国主义借机策动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独立"提供了口实。是"五族共和"还是"五族一家",或许只是辛亥革命中的诸多问题之一,它引申出来的一个关键是世界的诸多思想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能否站得住脚却是需要慎重检验的。或许,效法西方似乎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摒弃历史遗产,但如何利用现代国家建构的政治经验来处理"自己的历史遗产"却显然是一个决定成败的重要关键点。     

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

民族与国家合一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19世纪末民族主义在中国勃兴。清政府以民族主义富国强兵,反对帝国主义;革命党人以民族主义推翻清政府。民族主义在新军中传播,在革命党人影响下,新军接受反清反帝的民族主义,发动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胜利后,民族主义从排满转向反帝。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是辛亥革命胜利后民族主义宗旨。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建设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是:在新的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应当超越血缘种族,建立一个富有包涵力、整合力、融合力的现代国家体系。在一个国家的大范围内融合凝聚各民族,发展成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民族主义与国家主权在理论上应当合而为一的,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也应当是合二为一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基础,由此凝炼出共同的民族精神,建设强大的民族国家。这就是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