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弱势群体的保护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弱势群体主要由农村中的贫困人口、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这几个部分构成。弱势群体的问题若得不到解决,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社会公正原则受到挑战、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制约社会有效需求的稳定增长。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凸显社会的道义、公正与和谐,其合理性体现在其是宪政价值目标的要求、社会公正的体现以及实现社会伦理目标的诉求。     

法政治学视角下的我国弱势群体被害人权利保护

目前,我国刑事司法对弱势群体被害人的保护制度还基本处于被遗忘的角落,突出表现就是特殊保护制度设置少而单一,保护对象是妇女、未成年人和部分生活贫困者而没有及于其他弱势群体.在对弱势群体被害人设立特殊保护制度时,应该在知情权、参与刑事诉讼中的受保护权、获得侵害人赔偿和国家补偿权、获得法律援助权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论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

弱势群体问题是我国当前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对弱势群体予以保护的看法,本文对弱势群体的概念作出了界定,从法理角度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一些建议。     

加强对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思考

我国因社会转型而变成弱势的人群越来越多,成为了我国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曾做出了不少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城市弱势群体的利益,但对弱势群体的立法保护方面仍存在很多不足,通过完善法律来加强对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已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弱势群体刑法保护

弱势群体刑法保护可分为正向保护和反向保护,需要通过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加以实现,应当将其纳入到当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加以考量.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该严则严”是弱势群体刑法正向保护的需要,体现了正义需要、秩序要求、报应观念和预防理念,刑事立法上应通过定罪规范的“犯罪化”和刑罚规范的“严厉化”加以实现,刑事司法上则要求量刑应依法从严.“当宽则宽”是弱势群体刑法反向保护的需要,体现了人本主义、公平理念、刑法谦抑和刑法人道,刑事立法上的实现途径是定罪规范上的“非犯罪化”和刑罚规范上的“轻缓化”,刑事司法上则要求量刑应依法从宽.     

论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

我国对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时间虽短，但是体现在立法上却是较早的，它经历了起步、逐步加强与完善的过程。1997年由于刑法的修订，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在立法上有了新的跨越。在刑法典集中确立了知识产权犯罪后，国家没有再颁布有关知识产权犯罪的单行刑事法律，而主要是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完善。     

被害人刑法理论地位思考

在犯罪事件中,被害人是犯罪事件的一方当事人,被害人在犯罪事件中的过错影响犯罪人责任的大小。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已经作为一方当事人参加诉讼,司法机关也已经将被害人过错作为影响定罪量刑的情节加以应用。但在刑法理论上,对被害人过错却没有给予必要的理论关注。因此,有必要将被害人及被害人过错纳入刑法理论体系进行研究。在刑法理论体系的设计上,将犯罪作为犯罪事件进行研究,先分析犯罪人和被害人双方的过错和行为,再分析犯罪人的行为;先分析犯罪人和被害人双方的事故责任,再分析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论网络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近年来关于探讨网络著作权法律保护问题的论文及专著不断涌现,论者们大都从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的角度研究保护的问题,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侵权行为的严重性和行为的恶劣性已经不是民事法律、行政法律所能解决的,网络著作权在需由民法、行政法、经济法调整的同时,将日益需求刑法的调整。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犯罪对象、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观方面及犯罪主体均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现行刑事行立法的规制已明显不足,建议尽快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对刑法侵犯著作权罪加以修订或进行有权解释,加大对网络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力度。     

股东同意与公司财产的刑法保护--被害人同意理论在公司制度中的运用

被害人同意是具体法益所有人对于他人侵害自己可以支配的权益所表示的允诺。被害人同意须具备相应的有效要件才能发生阻却刑法构成要件或阻却违法性的效力。股东同意基于股东在公司中的法律地位具有被害人同意的属性。公司业务执行人基于股东同意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如果是在被害人同意前提下做出的,其行为的性质可适用被害人同意的一般原理予以评价和判断。股东同意是否是"有效"的被害人同意并进而具有排除刑法构成要件的效力则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刑法保护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了一种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法律理应对之提供充分保护。很多省市通过地方立法等形式加强了保护,然而通观这些举措,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起关键作用的传承人的保护还是不充分的甚或是欠缺的。面对现实生活中对传承人进行侵害的各种行为,面对这种对国家利益的隐形侵害,这些举措就显得无力,我们主张依据刑法的补充性原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行为提供较为充分的保护。     

论我国刑法对劳动权的保护

劳动权是我国公民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我国在《宪法》中赋予了公民劳动的权利。《劳动法》作为劳动权的专门法律具体规定了公民劳动权的内容和法律保护。《刑法》将严重侵犯公民劳动权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并且对不同的行为确定了不同的罪名 ,通过规定侵犯劳动权犯罪的权利范围、侵权行为、侵权主体和主观罪过的种类 ,把公民劳动权纳入刑法保护的范围     

论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是在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也重视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这两个方面都做了有益的尝试.相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我国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还处于起步阶段.笔者仅就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现状、保障的必要性及其完善加以研究.     

关于以契约方式解决刑事纠纷的思考

在我国,刑事案件的处理主要是以国家公诉为主。但是,近年来人权保护和程序正当化思想的普及、被害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快速增长的犯罪率,使我国的国家公诉制度受到严峻考验。笔者设想将辩诉交易和刑事和解这两种刑事协商结合起来构成一个由国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和被害人共同参加的完整的刑事协商,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以期通过这两项制度的结合来克服他们分别的问题,通过契约的方式解决刑事纠纷,实现全面和解。     

论植物新品种的刑事保护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全球化的进程,植物新品种的脆弱性、刑法自身的保障能力不足逐渐表现出来。刑事手段进入植物新品种领域,更新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观念,采用刑法典和专门法结合的立法模式．设置一些新罪名,调节刑罚的结构,配合相应的诉讼程序,实现对植物新品种的刑事保护。     

探析刑事案件的充分立案

在我国,犯罪立案数只占实际发案数40％左右,存在大量的犯罪黑数。立案不实主要是法制不完善(尤其是刑事法律有关立案的规定不完善)和司法环境的影响。为了有效地打击犯罪、预防犯罪,解决立案不实的问题,必须改变我国现行立案主体多元化的局面,于检察院建立统一的立案科,并完善立案程序,同时推进司法改革,改善司法环境,真正实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探索

刑事诉讼作为一种国家追究犯罪的活动,它有两个并驾齐驱的目的,一为惩罚犯罪,一为保护人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经修改后在保护人权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使得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大体上接近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刑事诉讼的国际标准,但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与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只有切实加强制度和程序设计,缩小这种差距,我国刑事诉讼的人权保护才能顺利实现。     

投资者保护理论的文化思考

有限责任制度的发明免除了股东的无限风险,但没有解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非法侵害问题。目前的投资者保护理论有契约论和法律论,但是,中小投资者权益受到非法侵害的问题一直很严重,这说明现有的投资者保护理论与证券市场的现实要求还相差较大。分析表明:股权文化决定着证券市场的元规则,发展证券市场不能超越本国股权文化发展的历史阶段。     

论刑事证据与案件事实之关系

认为"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这并不正确.在诉讼中,证据并不就是事实.而事实并不是人.证据作为在诉讼中证明待证事实的根据,必须有物质形态,能够为人们去收集并向裁判者举示以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诉讼中的证据与事实,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事实是证据的内容,而证据是事实的载体,"人证与物证"是证据的存在形式;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并不是证据,而是证据中蕴含的证据事实.证据并不就是事实,但证据必须蕴含事实.     

论网络空间中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面对民事法律、行政法律保护力度的不足,刑法对网络空间中个人信息的保护作用日益受到立法者重视。合理设置个人信息保护之刑法规范的前提是准确界定个人信息。从实质内涵上分析,个人信息应具有真实性、可识别性、载体性和价值性;从司法认定的角度看,个人信息还应具备关联性和目的性。刑法对侵犯个人信息行为的惩治体现了对公共安全的保护,因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具有公共安全性。为强化网络空间中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应当完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刑法规定,在客观方面增加非法利用行为、明确主管人员的替代者责任以及网络信息控制者的不作为责任等,并且对影响定罪量刑的因素进行调整,真正实现量刑规范化。     

论刑事被害人知情权之保障

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之一的被害人,其知情权理应受到法律保护,以利于其更好地参与诉讼,实现其合法权益。但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知情权的保护却存在诸多漏洞,不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建议完善被害人知情权保障制度,使被害人行使其正当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