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报恩牌坊是谁建的

常熟县南门外,原有一座“报恩牌坊”,一九○五年又发现了此坊之“碑序”,这是太平天国时期为纪念忠王李秀成的政绩所立的。据罗尔纲先生考证,牌坊是“忠王李秀成克复江苏、浙江之后,使广大人民得到安居乐业的生活,常熟人民感恩报德”而建立的(《太平天国文物图释》)。虽无直接证据,还是比较合于情理的。六十年代,戚本禹别有用心地大批李秀成;文化大革命中,李秀成更被作为“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而大批特批。直到一九七七年七月出版的某些著作,仍然把李秀成作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进行     

“李秀成伪降新证”不足为证——兼论罗尔纲先生的“伪降说”

关于确认李秀成《书供》原稿(以下简称《原稿》)是他本人的真迹这一点,我和罗尔纲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对李秀成是真降还是伪降的问题,我们在看法上有根本性的分歧。为了证明李秀成是伪降,罗先生曾经写过不少的文章。1981年3月2日,他又在《广西日报》上发表《一件关于李秀成学姜维的曾国藩后人的口碑》的文章,来证明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口碑毫无史料价值,它不能作为李秀成的伪降的“新证”,更谈不上是什么“铁     

叛徒与革命英雄可以“合二而一”吗?——对李秀成评价的一种意见的商榷

从《李秀成自述》来看,李秀成投降变节的事实是很清楚的,大多数论者也承认这种事实。但是,在承认这一事实的论者中间,对李秀成的评价却极不一致。有两种对立的意見:一些论者认为,李秀成是变节者,是叛徒。另一些论者认为,李秀成被俘后动搖变节,这只是他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对李秀成一生的评价,应该是“伟大的革命英雄”,     

湖北省历史学会集会討論李秀成問题

湖北省历史学会在各院校爭辯的基础上,于十一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举行了一次关于李秀成问題的讨论会,出席讨论会的有武汉市各院校的历史、哲学工作者等六十余人。讨论会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鸣”的方针指导下,各抒己见,展开了激烈的爭辯。爭辯的中心问題是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李秀成这个叛徒。爭辯是环绕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題展开的。关于对李秀成一生的評价問題怎样评价李秀成的一生?怎样看待这个农民革命叛徒?这是这次爭辯的一个首要问题。一种意见承认李秀成是革命叛徒,无功可论。     

实事求是地评价李秀成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领袖之一,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一八六四年七月清军攻陷天京时,他突围后被俘,在敌人囚笼中写了一篇长达数万言的亲笔供词,这就是流行至今的《李秀成自述》。对李秀成的《自述》和李秀成一生的功过如何评价,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同意见可以展开争鸣。然而,戚本禹出于反动的政治需要,随心所欲地把李秀成《自述》说成是“变节分子的自白书”,并依此把李秀成定为“叛徒”。凡对此稍有异议,就给扣上“为叛徒翻案”,宣扬“叛徒哲学”、“活命哲学”、“曲线救国”等帽子,大张挞伐。后来,“四人帮”的影射史学猖獗于一时,实由戚本禹首肇其端。戚本禹亦以此发迹,平步青云,显赫一时。但是,历史毕竟是不能任人颠倒的,对李秀成必须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以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喜读《论李秀成》

读了《学术论坛》一九八○年第一期刊登的钟文典同志的《论李秀成》一文,觉得很好。好就好在文章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立论。文章在谈到如何评价李秀成时,指出必须首先考虑李秀成一生中的主要的社会实践,看他在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外国侵略,解决近代中国社会两大主要矛盾这个总任务的态度、表现和影响。接着,作者运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考察李秀成的社会实践,然后指出:“象千百万太平天国革命英雄人物一样,李秀成在     

广东史学界討論关于評价李秀成的方法論問題

十月二十九日,广东历史学会邀请了广东部分史学工作者三十多人举行座談会,就当前史学界評价李秀成的方法論問題交換了意见。在会上发言的同志,分析了罗尔纲同志把李秀成这个叛徒考証成“苦肉緩兵”的英雄,是采取了一种“大胆假设,小心求証”的資产阶級实用主义的方法。罗尔纲同志提出,不应該首先根据《李秀成自述》     

论太平军湘潭战败的影响

李秀成战败被俘,沉痛地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著名的“十悮”——导致太平天国败亡的十大错误。其中第四悮,便是“不该发林绍璋去湘潭,此时林绍璋在湘潭全军败尽”。可见,李秀成认为太平军湘潭战败,对太平天国政局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作为太平军后期主帅的李秀成,他在     

论李秀成的投降——兼与钟文典等同志商榷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杰出的领袖之一,他从圣兵到统帅,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为太平天国革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但是,李秀成也犯下了不可原谅的奇耻大错,曾经向敌人投降。因此,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历来就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当然不是他的功绩,而是他的投降问题。史学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投降,一种称之为乞降。看来乞降比投降的罪错要来得轻些,因为乞降好象还没有“降”,而投降则是已经降了。但不管怎样,问题的实质还是一个降字。从李秀成在自述中的表现来看,应该是属于投降,说是乞降的人,可能是对李秀成有所偏爱。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我们不应为勇者讳。     

评《是尊重历史事实,还是为乞降辩护?》

《江汉学报》上期发表了史佚同志的文章:《是尊重历史事实,还是为乞降辯护?——评罗尔纲〈忠王李秀成的苫肉缓兵计〉一文》。读过这篇文章,我们很有些不以为然的看法。一文章一开头就说:“李秀成在被俘后究竟乞降过沒有?(李秀成不是已经投降变节了吗?《李秀成自述》不是一部道地的叛徒自白书吗?为什么还要谈究竟乞降过沒有?这是否意味着李秀成只是乞降过,还沒有达到事     

《李秀成自述》与防洋动机

如何看待《李秀成自述》,一直存在着争议.这篇短文,仅就《自述》的思想动机的一个方面——防洋,试作探讨,以就教于学者.在《李秀成自述》中,提出过“收齐章程”的建议.究竟怎样分析与理解“收齐章程”我们认为,李秀成提出“收齐章程”,是基于他对形势的以下两点分析:一方面,他看到“今我主死国亡,我亦被擒到步(这里)”,“天朝之根已     

“栖灵遗址”牌坊

在扬州古城及城郊，现存的牌坊就有多处。但作为苏式牌坊的重要代表之一，蜀冈之上、大明寺前的“栖灵遗址”牌坊可谓历史悠久、名闻遐迩。牌坊正面题有“栖灵遗址”，背面则是“丰乐名区”四字，题字皆为篆书，古拙凝重。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隋文帝下诏全国30个州建立30座供奉佛舍利的宝塔，于是在大明寺前建成了栖灵塔，塔高九层，高耸入云，极为壮观。该塔在唐朝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不幸毁于火灾，后来，人们便在寺门前建了这座“栖灵遗址”牌坊，以志纪念。     

李秀成评价问题上的相对主义——评苑书义、吕翼祖等同志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在关于李秀成的評价問題的論爭中,苑书义、吕翼祖两同志力图把以戚本禹同志和罗尔綱同志为代表的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調和起来,合而为一,认为这两种不同的見解虽然是“針鋒相对的”,然而“都含有正确的因素,但也都带有不够全面的地方”。在他們看来,《李秀成自述》既是“頌扬了敌人、詆毁了革命”,“背叛了太平天国革命”,又是“頌扬了太平天国前期領袖們的英明和軍事形势的飞跃”,“緬怀天国”。李秀成既是有过“背叛革命的变节行为”,又是一位“农民革命領袖”,“在历史上应該是基本上肯     

折衷主义背后的资产阶级党性——评一川的《不要尽量美化,也不应一笔抹煞》

当前学术界几个重大问題的激烈论战,生动地表明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斗爭正在蓬勃开展。这和当前国际、国內阶级斗爭的深化发展,若合符节地互相呼应着。关于《李秀成自述》的评价问題,是激烈爭论的问題之一。李秀成究竟是一个投降变节的可耻叛徒,还是一个“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李秀成跪倒在曾国藩面前所写的《自述》,究竟是一个彻底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还是所谓“利用诈降去钻封建统治者的空子”的一条“苦肉缓兵计”?以戚本禹同志和罗尔纲同志为代表的两种针锋相对的     

关于李世贤评价的几个问题

李世贤是李秀成的族弟,生于一八三四年,广西藤县新旺村人。一八五一年八月,肖朝贵,韦昌辉所部途经藤县时,李世贤和李秀成一起加入太平军。一八五六年,韦昌辉在天京发动叛乱前,李世贤是太平天国的下级军官,并不知名。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一时出现“国中无将、朝中无人”的局面,李世贤和蒙得恩、陈玉成、李秀成经朝臣查选出来助国。从此,李世贤逐步成为后期太平天国的名将,征战在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战场上,为后期太平天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对李世贤却很少有过专门研究。有些论著涉及到李世贤时,评价部很高,说他是一个军事家、战略家,认为李世贤是独当一面的战将,是和李秀成等秩相同,作用相当的将领。至于李世贤的军事才能,以及他对外国侵略者的认识,最后入闽的指导思想等等问题,一般论者多持肯定意见,实事求是地作具体分析似还欠缺。本文想就上述这些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学界。     

赝品怎可据为罪证——关于李秀成晚节的评价问题

一九七九年一月五日《文汇报·学术专刊》发表李兴华同志《重评李秀成》一文说:“一八六四年七月李秀成被俘后,在敌人的囚笼中确实写了几万字的供词,有过动摇变节的行为,玷污了自己光荣的革命历史。”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论点;“方山被俘,是李秀成一生历史活动的界标。在此之前,他的功绩是主要的,不能抹煞;在此之后,他的错误是主要的,无须掩盖。”于是,他对忠王李秀成作出了肯定结论:“说李秀成晚节不终,非常恰如其份。白璧有瑕,临危辱节,没有把忠于太平天国的气节坚持到底……”     

牌坊——中国伦理观念的写真集棠樾牌坊群

在我们尽兴浏览了祠堂后，又会不会注意到刚进祠堂前，郡一座座高高挺立的古建筑呢？这就是牌坊，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修建凯旋门类似。但是，凯旋门毕竟不是牌坊代表的意义也迥然不同，牌坊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文化标志。在古代官方将其称之为“牌坊”，而百姓中则称其为“牌楼”，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牌坊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     

捻军的活动对太平天国有利还是有害

李秀成在其《自述》中说道:“我天国坏者一是李昭寿,二是招得张乐行之害,三是广东招来这帮兵害起。”甚至在最后的《收齐章程》里还提到“平捻”的问题。显然,李秀成对捻军产生了恶感。关于这一问题,以往不少论文和专著虽已涉及,但还很不够。这就在于没有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去考察,而只停留在“李秀成自述”的某些字句上,如捻军“听封而不能听调用”的问题,等等。李秀成在其《自述》中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是捻军的活动对太平天国究竟有利还是有害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我们还是先从历史实际出发,分淮南,淮北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序

这篇序文讨论两个问题:一、对一九七九年荣孟源先生和钱远镕先生讨论《李秀成自述原稿》问题两种不同的结论表示个人的拙见;二、对裴松之注《三国志》体例的得失提出看法,并把注《李秀成自述原稿》训诂与事实考证并重的体例提出讨论。前者是有关太平天国史的问题,后者则有关史学的问题,敬请同志们指教。     

李秀成《书供》原稿未被撕毁——与罗尔纲先生商榷

关于《书供》原稿的真伪问题,我在1979年曾写了一篇题为《李秀成书供原稿考辨》(简称《考辨》)与荣孟源同志商榷,刊登在《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四期上。还在《考辨》未发表之前,《学术月刊》1981年第三期发表了罗尔纲先生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序》(简称《注序》)一文。全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评论我和荣先生关于《原稿》真伪问题的讨论。在《原稿》确系李秀成的真迹这个问题上,罗先生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他不同意我所说的“曾国藩对它只有删改,并未撕毁”的论断。他持三点理由就这个问题来和我商榷。本文就是对罗先生“商榷”的再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