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保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及其政府政策选择

为了更好地发挥住房保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需要从规范性角度探讨两者的内在联系。马克思的第一需要理论、福利经济学、政府干预理论和“第三条道路”的主张,为住房保障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住房保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能够通过影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得以实现。不同的住房保障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不尽相同,我国需要在保障形式、配租方式、保障标准和规划建设等方面完善住房保障制度。     

共同富裕视域下三次分配的理论基础、本质要求及路径保障

在我国,三次分配是以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思想为理论指导,以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为分配原则,以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为分配基础,把第三次分配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收入分配制度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一种基础性制度安排,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新时代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有效措施。本题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原则,以“社会道德良知”为价值选择,以“社会共同富裕”为价值归宿,建构与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次分配问题的基本共识,突出强调改善收入与社会财富分配上的最大公约数。三次分配以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和归宿也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次分配必须遵从社会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导向,培育社会道德良知;加强政府对分配的监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合理分配;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推进社会共同富裕逐步形成。     

收入不平等、家庭收入与中国民众的慈善捐赠——从绝对地位到相对地位

慈善公益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内容,是观察不同阶层应对社会不平等所采取社会行动的有效工具。通过对2012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的分析发现：2012年中国居民的慈善捐赠主要受家庭绝对收入影响,而2016年由收入比较形成的相对收入已成为家庭慈善捐赠的决定因素;在绝对收入起主导作用时,家庭收入对慈善捐赠的影响随着收入不平等加剧而增强,而在相对收入起主导作用时,收入不平等的调节作用则相反。研究结果为既有争议提供了理论解释,也进一步揭示了单纯改善个体绝对收入对促进慈善捐赠作用的限度,舆论引导公众进行合理的社会比较对于引导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收入不平等:发展、转型和政策

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不平等变动的主要趋势,并将其归因于如下四种因素的相互影响:第一,由传统的发展理论所刻画,以结构转型、市场扩展、剩余劳动力吸收和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倒U型”路径等为主要影响的发展因素。第二,经济制度的转型变化因素。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经济活动决策过程的微观化,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出现,以及收入分配机制的变化引起了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第三,经济体制转型不彻底和不完善的因素。这导致了寻租、设租和隐性收入的产生,带来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第四,社会保障制度和再分配政策的逐步完善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作用。     

美国收入分配机制运行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收入分配问题是现阶段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美国在初次分配领域借助政府力量惩治垄断行为、保护劳动者权益;在再分配领域充分发挥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在第三次分配中注重社会力量和慈善组织的调节作用。这些做法对我国收入分配机制的运行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我国应明确政府在收入分配机制运行中的角色和作用,营造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制度和法律环境,进一步完善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教育投入,提升劳动者素质。这样做必将对缩小我国日益加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改善和保障民生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邓小平收入分配理论在微观企业的实现机制

邓小平收入分配理论涉及收入分配要素、收入分配原则、收入分配目标及实现路径等问题。邓小平收入分配理论是我们收入分配实践的重要理论依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通过对邓小平收入分配理论的简单介绍,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邓小平收入分配理论在微观企业的实现机制,以期对企业的收入分配机制设计有所裨益。     

角色扮演、场域切换与第三次分配——兼论分享经济作为广义第三次分配

现关于第三次分配的讨论常常将其等同于公益慈善，并将其限定在收入分配的经济功能上，从而既无法穷尽归于“社会”名下的所有分配形式，又忽略了第三次分配在收入分配之外的社会功能。实际上，第三次分配具有较为广泛的外延，狭义的第三次分配指公益慈善，而广义的第三次分配则包括公益慈善、关系分配和分享经济等多种资源分配形式。要从角色扮演、场域分化与场域切换的角度来理解第三次分配。随着自利人(经济人)角色从其他角色中分离出来，其他各种原来重叠的角色也发生了分化。不同的角色类型被分置到不同的资源分配场域，分别是市场分配场域(市场部门)、制度性(或政策性)资源分配场域(国家-公共部门)、利他性资源分配场域(第三部门)和情感性资源分配场域(关系部门)。人们借助场域切换，分别在这四个不同场域扮演自利人(经济人)角色、公民角色、利他者(道义人)角色和情感人(关系人)角色。此外，第三次分配不但与角色分化和场域分化相联系，而且也可以出现在混合场域中(如分享经济)。     

第三次分配发展的正式制度缺失与构建——以共同富裕为视角

第三次分配的发展对解决当前收入差距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我国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第三次分配发展缓慢,没有发挥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应有作用,其原因主要为缺失国家政策上的支持,缺乏宏观和微观法制环境的支撑以及监督机制的约束;促进第三次分配的快速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从政策、法制和监督机制等方面构建相关的正式制度.     

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对消费的影响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本文运用2005—2011年广东城乡居民不同收入分组的收入和消费数据,研究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阶层结构和平均消费倾向。研究发现:第一,近年来广东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出现变化,高收入户收入比重略有下降,但是整体稳定;第二,随着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总消费水平越来越取决于平均消费倾向最低的高收入户(城镇为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第三,决定收入分配调节对总体平均消费倾向影响的因素,不是各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而是各阶层收入效应下的平均消费倾向,只要收入效应下的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等级上升而递减,提高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分配地位,就会提高总体平均消费倾向;第四,城镇居民中等收入户的消费倾向是最强烈的,因此提高这部分人群的收入,对总体平均消费倾向提升作用明显;最后,本文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深入调整收入分配制度。     

构建科学的收入分配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探析

初次分配坚持效率原则,满足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掠取,再次分配运用税收杠杆和福利补贴的形式,兼顾劳动者和低收入者的利益,积极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在收入分配过程中,让不同群体从“蛋糕”上切取“蛋糕”,做到分配过程公平、公正.     

论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与时俱进

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按劳分配。毛泽东强调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同时，坚决反对平均主义。邓小平在坚持生产力标准的前提下，提出“先富”、“后富”和“共同富裕”的思想。江泽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思想。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新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第三次分配促进乡村振兴：生成逻辑、运行现状及优化路径

第三次分配是在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补充。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研究第三次分配对于巩固脱贫攻坚、缓解相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实现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共益型企业家精神理论、共享发展理论以及协同治理理论,阐明了第三次分配促进乡村振兴的生成逻辑,同时围绕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和政府四个层面阐释了第三次分配推动乡村振兴的运行现状;厘清了第三次分配促进乡村振兴所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且针对社会主体参与第三次分配的行为,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优化路径：完善文化动员和组织动员机制,引导全社会参与第三次分配;促进社会企业发展,形成先富带后富的良好局面;完善法律法规,提高社会主体参与第三次分配积极性;运用数字技术对接第三次分配,助力乡村振兴。     

中等收入阶段下第三次收入分配的微观考量——来自上市公司高管教育背景的样本

中国从2010年正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着收入分配不公及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鉴于第三次分配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重要作用，文章从微观层面考察了企业的相关行为。搜集整理了2005-2015年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上市公司高管教育背景与企业捐赠的关系。研究发现：如果企业的CEO在高等教育（包括专科、本科及更高学历）阶段选择的专业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类而不是理工科类，其所在的企业会进行更多的社会捐赠；专业背景对CEO的捐赠决策具有长期稳定的影响，地震等偶发事件对CEO的捐赠决策不具有冲击性。文章基于高层梯队理论进一步研究了企业高管特征对企业的捐赠行为的影响，并且发现高管的教育背景对企业捐赠决策有长期影响，这有助于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社会公平     

当前有关收入分配的三方面主要问题

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现阶段 ,我们面临以下三大与收入分配有关的问题 :一是我国目前收入分配的实际格局是什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基本目标模式是什么 ?即我们应该向哪种收入分配方式转轨 ?二是各种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与对策。这又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现阶段 ,合法地收入分配会如何导致收入差距拉大 ,应采取何种政策加以调节 ?另一方面 ,由各种“灰色”和“黑色”收入 (包括腐败 )所导致的收入差距拉大及其对策。三是国有经济内部的收入分配方式的改革与规范化。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我国税收调控个人收入分配

税收是在个人收入通过市场进行初次分配之后,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手段之一,它撑起了政府调控收入分配的“大半壁江山”。税收调控收入分配的目标是兼顾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我国目前税收调控收入分配力度偏小,主要表现为个人所得税规模偏小,不同收入的税收负担不规则变化,消费税的调节范围存在一定偏差,遗产税和社会保险税缺失。强化我国税收调控收入分配的措施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消费税制和财产税制。     

第三次分配若干基本问题的再认识

近年来，第三次分配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新议题。目前对于第三次分配概念和功能的认识还存在争议或偏差，对第三次分配机制的揭示尚不充分。对比已有观点，在概念上，第三次分配是受道德情感驱动的、以社会自助互助方式开展的分配活动，慈善是第三次分配中具有公共性和开放性的一种特殊形态，而捐赠是慈善的一个环节；在功能上，第三次分配是满足人的道德需要和多样化社会服务需要的基础性社会福利制度，但也面临稳定性不足、负外部性、治理失灵等局限；在运行机制上，区别于个体主义视角，第三次分配的社会化运行逻辑是“社会认同—社会互动—社会融合—社会规范”。建议打破行业和体制壁垒，创新社会治理机制，促进第三次分配主体间联动和资源整合；制定家庭政策和志愿服务政策，优化社会政策体系；将完善慈善法规与加强慈善教育、健全行业规范和信用制度相结合；重视第三次分配理论研究，提高研究的开放性，坚持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加强跨学科交流互鉴。     

国外微观经济学中的收入分配理论及其启示

由于对收入分配理论的重视程度不同 ,体现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 ;国外微观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是以边际生产力论和供求均衡论为基础 ,吸收信息经济学有关收入分配的理论形成的。他们提出的以市场分配为基础 ,按要素贡献分配、再分配必要论与再分配代价论的政策主张 ,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     

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系统性缺陷及其弥补

我国收入分配错综复杂,各种收入差距的形成原因与表现形态,既是制度政策与措施的产物,也是理论的产物。但在讨论收入分配改革问题时,存在三个方面的系统性不足的问题,在理论与政策的关系上,理论相对不足;在改革进程中,对现有的分配体制机制的积极作用理解不全面和承认不充分;在收入的形态上,不重视各种形态的收入差距的关系。因此,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要对现在分配体制进行科学总结和分析,要注重理论创新的支撑,注重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结合。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收入再分配的政策选择

从居民收入结构和基尼系数两个角度分析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认为中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已不容忽视;通过居民总收入和可支配收入的洛伦兹曲线比较,认为中国收入再分配政策在调节居民收入时作用有限。在此基础上,依据帕累托的思想,在规模收入分配的视角下,对影响居民再分配收入各因子对居民收入的规模和结构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并借鉴美日两国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提出如完善财政收支制度、税制税种、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第三次分配制度等一系列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再分配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