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生活契约化

当代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步推进,迈出了从身份社会走向契约社会的重要步伐。社会分层结构的重大变迁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农民职业分化;工人队伍迅速膨胀;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明显扩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兴起;户籍身份制度面临变迁,三元社会结构出现雏形。实现社会生活契约化,需要在四个方面取得突破：彻底消解传统身份文化的禁锢,打破传统身份体制;把契约理念和契约机制引入政治领域,逐步提高国家政权的民选层次;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大力开展契约文化建设,宣传契约理念,弘扬契约文明。     

国内十年公民资格理论研究综述——以知识引介、本土转化为线索

当代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步推进,迈出了从身份社会走向契约社会的重要步伐。社会分层结构的重大变迁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农民职业分化;工人队伍迅速膨胀;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明显扩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兴起;户籍身份制度面临变迁,三元社会结构出现雏形。实现社会生活契约化,需要在四个方面取得突破：彻底消解传统身份文化的禁锢,打破传统身份体制;把契约理念和契约机制引入政治领域,逐步提高国家政权的民选层次;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大力开展契约文化建设,宣传契约理念,弘扬契约文明。     

从身份到契约:中国制度变迁的特征透视

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制度特征是经济关系的契约化.契约化的实质不是引进和套用某种有形的框架,而是让经济社会在运行过程中"内生"出一套无形的规则.中国制度变迁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是,中国社会制度的契约化要克服"伦理身份"和"计划身份"双重制约.从"身份到契约"的制度变迁其关键环节是个人人格状态的根本变化,其进程的艰巨任务是在人文建设中有意识地培养社会成员的契约责任感和塑造诚信守约的精神.     

从身份到契约与从契约到身份--中国社会进步的一种模式探讨

一切社会的进步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中国社会的进步因其文化负累与制度缺陷,出现了平等与公正二者的非有效契合现象。通过对文化与制度两个方面的考察,可以发现,在建构契约社会的整体框架下,充分关注契约体制下存留的弱势群体权益保障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由此可以导引出中国社会进步应是一种整体打造平等、同时兼顾公平的独特模式。     

从身份到契约：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现代社会是契约社会，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传统中国是典型的身份社会，当前我国仍处于“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之中，加速这一运动的进程在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对身份制制度体系的改革，高扬权由法授理念以及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     

"失范"与"规范":社会转型期中国"两栖人"现象及对策分析

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分化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运动,"两栖人"现象是阶层分化中出现的身份 契约的失范现象;因身份的差异,"两栖人"分为"城乡两栖人"与"官商两栖人";原有身份制度下的政治权力结构及社会资源分配差异是"两栖人"现象产生并不断反复的深层次原因。在社会转型的深入阶段,应该进行"去身份化"改革,调整原有身份制度安排下的政治权力结构,促使"城乡两栖人"快速转化;同时规范政府权力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压缩"官商两栖人"的生存空间,促进社会合理分化,寻求政治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协调发展。     

民法与市民社会关系述要

民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是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界研讨的论题之一.本文从民法的属性、民法的发展、民法的结构诸方面,深刻揭示了民法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市民社会是民法存在的基础,而民法则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市民社会的发展变化催生了民法制度的成长与丰富,而民法的发展又反过来影响市民社会的历史进程;市民社会的法律要求凝结为权利主体制度、所有权制度和契约制度,而这三大制度决定了民法典的基本结构.     

试论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一体化

随着社会由身份到契约运动的展开,各国刑事诉讼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将契约因素纳入其中,建立了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并将其作为案件处理的主要模式,从而使刑事诉讼出现了契约化的倾向。当前,我国社会同样面临着由身份向契约的转变,因此需要将契约因素纳入到刑事诉讼中来。同时,为了克服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所存在的弊端,我国刑事司法应将两种契约予以一体化。     

从身份到契约：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之变迁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与欧美发达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从“差序格局”到“身份”、“单位”和“关系”,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进而从身份分层到财产分层再到契约分层。只有通过广泛的妥协和合作,建立合理的、稳定的、开放的和有活力的社会分层结构,合理配置有效的资源,才能使人们得以自由迁徙,在经济社会进步和法律发展过程中实现“共赢”。     

中国农民身份的转变与市民社会的形成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身份发生了三次转型,第一次是新中国前三十年,以日常生活政治化为中介完成农民思想启蒙,确立主人翁身份；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政治人向经济人的转变；第三次是伴随着农民工现象而出现的转型,这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农民文化身份的转型.只有占中国人口将近80％的农民成功实现了身份转型,中国才能形成自己的成熟的市民社会,才能建构起具有更强整合力和包容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论未来世代权利的法哲学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人的行为引起了资源消耗、核废料、环境污染以及基因改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代人的利益,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一种超越时间纬度的未来世代权利因此出现,其核心是“当代人有责任使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受到充分的保护”。现在,对于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的未来世代权利如何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人类共同体理论能够为未来世代权利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当代中国美学发生了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日常生活美学肯定大众文化,主张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而超越性美学则主张审美超越日常生活,应该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现代性分裂为世俗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沦为感性异化,而审美属于反思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因此,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重建超越性美学。对大众文化,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丰富、美化了人们生活;另一方面,警惕感性异化,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开展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建设精英文化。     

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新理念

城市的发展不能长期依靠“负债经营” ,要逐步实现“以城养城”。经营城市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创新 ,我们不但要善于建设、管理城市 ,而且要善于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力和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根本条件取决于城市的软、硬环境 ,更重要的是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降低交易成本 ,建设法治经济和信誉社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作等论述中存在着某些疏误乖违。本文依据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提要》所论及的作者,如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汤斯祚等,从他们的科第、仕历,到作品的著录、版本、卷数、存佚等,均一一作了订正和考辨。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道德哲学基础

少数人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其尊严也应得到尊重。伦理精神与少数人权利保护存在于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要在善恶因果律中把握少数人权利保护,在价值合理性中彰显少数人权利保护,在生态整合中体现少数人权利保护。在道德哲学层次,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已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实现,也涉及到伦理精神的实现。     

论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在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中发展 ,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 ,在对真理颗粒的整合中发展     

文化的哲学生存论解读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岐义纷呈的概念。文化研究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是从哲学生存论上对文化进行解读。在生存论的视域中 ,人类文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产生的 ,它直接源自于人在应对自然环境的活动中“显”生“隐”死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取向 ;文化标志着人与自然和自身既“逆”又“顺”的双重关系 ,有着“显”与“隐”的结构和功能 ,具有本体和功用双重属性。所以人类文化也具有自我矛盾的性质。人经由文化的创造而提升于动物之上 ,形成具有内在张力的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但同时也导致人类内部高下 ,贵贱的区分。要卓有成效地研究并解答当代的人类文化问题 ,首先要做好这一哲学的解读工作。     

自我技艺学与美学化的自由实践——福柯生存美学思想举隅

福柯的美学主义涉及到人自身及其生活领域中的一切"美学态度"。此一美学无疑就是一种把人自身及其生活视作艺术品来看待并实践的"精神性"的、实践的美学。其植根于人自身的自由生存实践,或"自我技艺学"之实践之中,因而亦可称之为"自我技艺学化的美学",就是"‘自身的文化’的生存美学"。     

中国共产党执政价值观探析

执政价值观是执政主体对执政活动的一般价值的政治伦理判断,其内容主要包括对执政活动的价值目标、价值标准和价值模式等的认识或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执政基础的合法性、执政活动的有效性和执政行为的规范性是评判党的执政价值的三个最为重要的量度。“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