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制度对满族文化发展的多元影响

清代科举制度对满族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多元的,尤其突出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地域上。关外皇太极时期的开科取士,促进了辽东汉族的满化,推动了关外满族文化的发展。满族入关后与汉族一体使用汉文考试,是关内满族走向汉化的重要标志。而吉林、黑龙江地区由于长期禁止科举考试,则出现了长达200余年满族文化的繁荣。     

林佩芬的使命感

林佩芬的使命感吕智敏在“满族历史与历史小说研讨会”上听了台湾满族籍女作家、历史文学学会秘书长林佩芬女士的发言，深感她是一位治学与创作态度都极为严谨的学者型作家。读了他三卷本一百二十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天问——明末春秋》，我更为她叩问苍天、上下求索、追...     

一蓑烟雨任平生——从苏轼词解读苏轼人生

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少年成名，以“学而优则仕”为目标，步入朝廷，踏进官场。但苏轼的仕途并不平坦，相反他在仕途中经历了许多不幸和打击。面对人生的不幸和严峻的挑战，面对一幕幕人生一幕幕的忧患，苏轼以其独特的睿智和豪放、通达的理念一一化解，随缘自适，随遇而安。在他的词作中处处体现出他达观，旷达，豪迈自信的人生观，展现出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试析满族歌谣的流变及表现形式

满族歌谣是满族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满族及其先人的口头诗歌创作。它以丰富的思想内容、独特的艺术风格、浓郁的民族特色在满族人民中世代流传。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满族歌谣的流变及其表现形式走近这个民族,对其做近距离的关照并与其对话。     

满族的火崇拜与火神话

火,是一种具有伟大效能的自然现象和自然力,对人类生命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着巨大作用。满族先民从发现火、认识火时起,便产生了神圣的火崇拜。满族的火崇拜源于火对其原始初民生活的功用,并由此上升为对火的神化。通过满族奇幻多彩的火神话,可以充分看到满族对火的感恩戴德及火神在满族心中的至高地位。     

从李白的干谒之途看其仕途失意的原因

李白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生活在唐王朝由鼎盛转入衰败时期。而干谒之风在盛唐时期最为风行,此时期的李白亦未能免俗,也走上积极的干谒之途。他胸怀"济苍生,安社稷"的远大志向,以大鹏自喻,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他有着绝世的才华和强烈的报国之心且欣逢盛世,本能大有作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但却屡屡失意,仕途极为不顺,最终未能如愿,失意而归。本文拟从李白走上干谒之途的原因、经历来探讨李白仕途失意的原因。     

满族的崛起与黑龙江流域的统一

满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满族在缔造祖国、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等诸多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满族又是黑龙江主要世居民族,满族及先民在黑龙江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对开发黑龙江,经营黑龙江,巩固祖国边防,促进黑龙江各民族间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对铸造黑龙江特色文化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李白"谪仙"角色扮演的角色理论分析

"谪仙"成为李白的社会角色既是当时所形成的"谪仙"形象与李白客观条件相契合的结果,更是李白主动投入其中并积极扮演的结果."谪仙"角色为建功立业的仕途雄心提供了合理化、使命化,长安三年和其后的二十余年李自在扮演"谪仙"角色的过程中不断寻求实现仕途雄心的机会,成为影响他命运的主要因素,也使得李白这一个体在当时和后世成为一个极具文化意义的符号.     

论陶渊明的仕隐心态

陶渊明早年形成的“大济苍生”与“击壤自欢”的矛盾心态,至死未灭。他三次步入仕途,意欲大展宏图,又因“八表同昏,平路伊阻”而退出官场。归耕田园后,他心灵的痛苦并未解除。     

清前期的满族民族意识与满汉文化交融

满族建立的清王朝对汉文化的态度与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完全不同,它既不是渤海式的吸收,也不是金式的掳掠,更不是元式的破坏,而是融合后的君临。面对汪洋大海般的汉文化,他们不是被迫地同化,而是积极主动地学习接受汉文化,同时还自觉地、清醒地抵拒汉文化的包融和侵蚀,极力保持满族本色,利用本民族的政治优势,按照本民族的民族意识将满族文化的影响渗透到汉文化之中,在汉文化厚重的画布上涂抹本民族的色彩,使满汉文化的交流在一个新的层面、新的内涵上达到最终的融合。     

清郑各庄行宫、王府、城池与兵营考

本文主要依据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和六十年(1721年)的满文奏折及雍正朝相关满文档案,参酌汉文文献,并进行了实地踏查与民间采访,基本廓清了北京昌平郑各庄行宫、王府、城池与兵营的原貌、演变及其文化价值,纠正了《清史稿·允礽传》的记述错误,填补了清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枚乘作《笙赋》说辩疑与先秦两汉文本的传播

李善在注《文选·长笛赋序》时推测枚乘作有《笙赋》.这种说法曾一度为学界所认可,直到程章灿、张巍对此提出质疑,并认为枚乘所作可能是《琴赋》,即《七发》中写音乐的那一段.然其论并不完善,也留下了一些未能解释的问题,故仍有必要进一步申说.而通过再次辩疑,并结合先秦两汉文本的传播情况来看,马融《长笛赋序》中所指可能确实是《七发》中有关"琴"的部分,只是这部分内容还应在傅毅作《洞箫赋》后,从《七发》中分列而出,并被冠以《琴赋》之名单独传播过.     

齐寿山与鲁迅(1912-1936)

鲁迅性格倔强,一生挚友不多,除了许寿裳就是齐寿山了。《鲁迅全集》曾两百多次提到齐寿山。齐寿山和鲁迅在北京期间相交14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齐寿山很崇拜鲁迅的学问和道德,而鲁迅也很欣赏齐寿山古道热肠的性格。生活上,齐寿山是鲁迅的得力助手;经济上,他是鲁迅的坚强后盾。在政治动乱的危难关头,他更是义无反顾地站在鲁迅一边,正直地给予无私的支援。     

满文档案与黑龙江历史文化研究

作为满族的故乡,黑龙江拥有丰富的满族历史文化资源,特别是数以万计的满文档案,忠实地记录着清代黑龙江地区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历史,对于清史满族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黑龙江满文档案是边疆文化大省建设的资源宝库,开发利用其所蕴涵的诸多历史文化信息,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边疆文化的内涵,促进黑龙江历史文化研究事业的发展.     

满族对北京的文化奉献

清代,京师是满族的聚居区,其地域文化受到满族民族文化多向度的影响。北京话,是经过满族依据本民族语言特点来重塑汉语北京方言的文化结晶;旗人作家们在创作中体现了京腔语言的风采神韵,开创了“京味儿”文学流派;满族在京剧和曲艺等北京传统表演艺术的形成与完善方面贡献良多;满族的习俗曾给予北京文化以熏染;而昔日满族人的性格气质,也在当下北京人的精神文化层面留有烙印。     

清代东北锡伯族的编旗及其变迁

清政府最初安置伯都讷等三处的主体锡伯人采取的措施是将其编为八旗,而不是编入满洲八旗。迁至盛京及北京后,锡伯族人则被拆散而散编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各佐领之中,而且散居多处驻防点的各村屯,这对其民族属性不无影响。此后,由盛京地区西迁伊犁的锡伯人,又是从各家族、家庭中抽出,甚至父子分离。但至伊犁后,锡伯族人则又被集中组成“锡伯营”,成为独立性的民族群体,延续至今。     

王宏撰理学思想初探

以王宏撰两次理学答论为主要线索，以理学范畴的逻辑先后为次序，分别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方面加以探讨，可以发现王宏撰理学思想之真趣。王宏撰理学之本体论属理本论。就理气关系而言，他认为“理气本一”，反对“理能生气”说。工夫论方面，着重探讨了王宏撰的“格物”论。其“格物”坚持朱子“即物穷理”说，反对“格去物欲”说。王宏撰是明代关学学人中既坚持朱子而又修正朱子的学者之一。     

“修辞立其诚”新辨--兼论周策纵持议之失

“修辞立其诚”历来被解释为修辞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对此,周策纵提出了颇有影响的反对意见,即“修辞”与“立其诚”为平行之二事,意为修饰语言文辞和建立诚实,与修辞并无关系。然而,周文的三个主要论据均存在关键的纰漏,并不能充分证成其论断。从文本语境的角度考察,“修辞立其诚”原是政治语境下的言说,关涉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思想;它与作为内圣工夫的“忠信”并列,表外王工夫,意即为政者修缮教辞以显立其已有之诚。当然,修缮教辞以显为政者之诚也是一种修辞,只是它特指行政事务,不应被泛化为一般的修辞学原则。     

马理礼学思想简论

马理是明代中期关学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秉承张载“以礼为教”的思路,肯定“天秩之礼”,主张礼来源于天,探讨了合同时用与观其会通的原则,以及以礼修身成德和淑世教化的双重功能,对关学在明代的中兴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韩邦奇对张载“性道”论的继承与推阐

韩邦奇指出,＂自孔子而下,知‘道’者,惟横渠一人＂。他承接张载思想,在＂性道一物＂的基础上辨析了＂性＂、＂道＂两者＂存之于心＂和＂发之于外＂、＂寂然不动＂和＂感而遂通＂的特性,提出＂形而上之谓‘道’,气而上之谓‘性’＂的命题,且辨析了张载哲学中之＂太和＂、＂太极＂、＂太虚＂与＂道＂、＂性＂、＂气＂彼此相应的基本内涵。其＂循环渐变＂的演化论、注重＂眼前造化之实＂的认识论和注重《东铭》的修养论,是张载美学崇实学风的时代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