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元大都传布的历史考察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幅员辽阔而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蒙元统治者在宗教信仰上实行"兼容并包"和承认现状的政策,对中原地区已有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都予以承认,故在元朝形成了多种宗教与文化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由于蒙、藏的特殊关系,元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并且将藏传佛教的"领袖由国师提为帝师,建立起元代特有的帝师制度,使藏传佛教及其领袖具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1]696.由于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特殊的关爱,作为蒙元帝国的大都(即北京地区),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在元朝统治时期都颇为兴盛.元朝政府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总制院为宣政院,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佛教的管理.元大都遂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     

元代佛教寺院赋役的演变

元朝时期,佛教兴盛,元朝诸帝,为尊崇佛教,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建造大量皇家佛寺,向寺院赏赐巨额田土和其他财产,封藏传佛教领袖为帝师、国师,减轻甚至豁免佛教寺院的各种赋役负担等.有元一代,围绕僧人、佛寺的纳税、免税和当役、免役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帝师、宣政院要为僧人、佛寺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中书省则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和统治机构的运转,对僧人、佛寺的经济活动加以必要的限制.元朝诸帝经常依违于两者之间,既要给佛教寺院种种优遇,又要使国家机器能够运转,于是有关僧人、佛寺赋役的政策,便不断改变,多次反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从僧人、佛寺赋役的前后演变,可以说明佛教在元代的特殊地位.     

浅析元朝蒙古上层崇信藏传佛教之原因

终元一代,元朝蒙古上层对藏传佛教崇信有加,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上讲,元朝蒙古上层一方面利用藏传佛教来达到怀柔吐蕃和统治本国民众之目的,另一方面,蒙古统治者自身对终极关怀的极其重视.从客观上讲,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如西藏佛教领袖、西夏佛教、蒙藏文化的相似以及生物基因等方面的影响.不论从主客观,还是从内外因讲,元朝蒙古上层崇信藏传佛教都是多方面的、多因素的.     

元大都敕建寺院概述

前　　言元朝忽必烈即皇帝位的同时任命西藏佛教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为帝国宗教界首席国师( 1 2 6 0年 ) ,随后又将他任命为帝师 ( 1 2 70年 ) ,1 2 6 4年设立的佛教最高官署总制院 ( 1 2 88年改称宣政院 ) ,也由八思巴来管理。此后历代帝师均由萨迦派高僧来担任 ,从此佛教(尤其是西藏佛教 )便成为蒙古皇室尊崇的对象。有元一代先后建立了大量寺院 ,并对寺院以及佛事、法事采取了役税优惠政策。元朝在尊崇佛教的过程中 ,对西藏佛教以及全部佛教是怎样加以特殊保护的呢 ?并且在官制、法制、税制等方面又是怎样表现这一特殊政策的呢 ?本文主要以…     

元代的寺院經济

(一) 在蒙古封建主統治下的元朝,作为“麻醉人民的鸦片烟”的各种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等,都得到蒙古封建主的維护,允許其同时并存。其中佛教各派,尤其获得忽必烈及共后继者的大力支持,具有全国的意义。佛教在元代是被尊为“国教”的。依照元世祖忽必烈的命令,喇嘛教派的首領八思巴并被尊为“帝师”。从此佛教在政治上取得了特殊的优越地位,忽必烈的后继者都对其崇奉不衰,頂礼有加。“每帝将立,必先詣帝师受戒七次,方正大宝;后妃公主,无不膜拜”。宫廷佛事費用,竞占元朝政費的大半。元朝最高統治者以下的各級封建     

元代佛教文化与国家整合———以王权合法性构建为中心

有元一代，统治者对佛教文化大加利用，其藉由皇室仪式仪仗、君王名号赋予、帝师之制创立等路径，形塑出元朝皇帝为佛教“转轮王”的君主面相；同时亦借助皇权推动，促进了蕴含着强烈护国色彩与王权思想的佛教文献的弘播，继而从世俗与宗教两大领域双向强化了其统治合法性与政治领域中的“国家”“君王”观念。这不仅为论证元朝之正统性提供了重要的宗教理论基础与思想意识支撑，且对元代思想文化整合、多民族融合乃至大一统国家建构等皆发挥了重要意义。     

元代的藏传佛教宁玛派

元朝在藏族地区“因俗而治”,尊崇佛教,为藏传佛教各派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作为藏传佛教最古老的宁玛派,在元朝其传承派系更多、掘藏活动更加活跃、教法教理更趋完备,建寺活动持续不断,并与中央政府开始接触,从而进一步传播,进入一个活跃时期。     

元代西藏地方政教关系变革新论

西藏自13世纪中期被正式纳入元帝国版图,元朝中央对西藏地方实施了有效的治理和管辖,设置宣政院机构并以帝师兼领院事;在西藏地方设置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封授有实力的地方实力集团为万户等。元朝对西藏地方的直接治理和萨迦派为首的藏传佛教上层在元朝扶植下的政教合一形式的统治对其后700年的西藏乃至整个藏族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朝中央对西藏的管理形式也成为明清两代中央王朝统治西藏的滥觞。     

中国古代佛教法的证成

原始佛教法是由佛陀所制定并且为世俗法所承认的,原始佛教规范具备法律要素,既有内部立法权,也得到了世俗统治者的承认,是“未完备世界”的法律,而中国佛教法的效力渊源来自于两部分,一是佛教内部立法权的确立,此为佛教法立法权的继承,主要是“适宜”规则的运用。二是世俗政权的承认。     

西夏时期藏传佛教在凉州传播的原因及其影响

凉州是河西走廊重镇,地理位置独特,自然条件优越,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自汉辟河西四郡以来,这里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驿站,佛教在这里广泛传播并发展。西夏政权的建立者是党项羌人,西夏统治者信仰并重视发展佛教,并把藏传佛教作为西夏的国教,藏传佛教对党项西夏政权影响深远。凉州藏传佛教是西夏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传佛教在凉州的传播有深厚的佛教文化基础、民族基础和历史渊源。其对西夏及后世佛教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的历史背景及内在原因

蒙元王室选择藏传佛教信仰与藏传佛教在中国西部地区具有广泛影响是密切相关的 ,同时也是蒙、藏民族双方关系互动以及藏传佛教密法与其社会文化相适应的结果。蒙元统治者与藏传佛教之间存在着多层面关系 ,西夏境内藏传佛教的兴盛、藏传佛教界对蒙古王室的积极传教及藏传佛教密法的特色等对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具有重要影响。     

关羽红面考

关羽的形象变化是一个世代累积的过程，直到元代才演化出红脸的特征。元代是关羽神格提升的关键时期，大红司命主等红色怀爱本尊是关羽红脸特征的形象来源，让关羽从传说中的地方性的冤魂恶鬼变成了全国性的佛教大护法，并具备了怀爱本尊所拥有的征服、聚财、钩摄等功能。     

普陀山多宝塔考析

比照藏传佛塔的艺术风格和建筑特点,通过考查普陀山多宝塔的佛像布局与造型、塔身建筑结构及其寓意,并联系元代历史、艺术、宗教的背景,认为多宝塔应是一座藏传佛塔。它是藏、汉、蒙文化融合的产物,是元代藏传佛塔在汉地发展演变的里程碑。     

元代蒙古人宗教信仰的多元化问题

元代,蒙古人的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蒙古人自身的文化传统、多民族融合、元帝国统一的政治目标和宗教政策导向以及宗教自身的性质等因素是形成这种多元化特征的主要原因。     

元代蒙古文化泰斗搠思吉斡节儿

搠思吉斡节儿是元代高僧 ,被元廷尊为国师 ,是对蒙古文化传承做出卓越贡献的文化泰斗。他整理并规范了蒙古文书写系统 ,编写的语法著作是后世蒙古语语法研究的奠基作品。他继承蒙古文传统诗歌格律 ,同时吸收梵、藏诗歌的某些结构形式 ,使蒙古书面语诗歌格律趋于定型。古今中外学者常把搠思吉斡节儿同其他人相混淆 ,但这些人的生活年代与搠思吉斡节儿相距较远 ,可见不是他本人     

元代藏传佛教教育家萨班和八思巴

萨班·衮噶坚赞和八思巴是元代藏传佛教萨迦派政教领袖和著名的佛学教育家。他们认为：知识是智者的宝库；学习的目的是修德弘道，利人利己；态度是自觉主动，不耻下问，任劳任怨，持之以恒；方法是刻苦钻研，循序渐进，融会贯通，集思广益，学以致用。他们提倡尊重人才，敬佩老师。他们潜心佛学教育，门徒众多，才干超人；精心佛学研究，著作量多质优。八思巴亦是创制蒙古文字、全力推广蒙文的语言教育家。     

元代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的时空分布

藏传佛教在形成后,开始了向外的传播,青海是藏传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域,在元王朝的大力推崇下,藏传佛教在青海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不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地域上,青海藏传佛教的发展都具有不平衡性,本文依据统计资料,分析了元代青海藏传佛教寺院分布的时空特点及其产生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