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认识的相对性

历史认识就其本质而言是相对的，而且，这种认识在所有人类认识中是最具相对性的。这种相对性是由认识主体、认识客体的特性以及主客体关系所决定的。历史认识对象比较其他认识对象更具有突出的自主选择性、非重复性和非直观性；历史认识的主体则又受制于其价值观和一定的史学规范，受制于自己所依凭的条件和认知能力。因而历史认识的结果具有相对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要求历史学工作者始终把追求客观作为历史认识的基本目的，避免把历史认识的结论绝对化     

历史与历史学新理解论纲

历史是现在以前(人类社会)的客观实在及其反映。一秒钟以前的也是历史。历史的二重属性为客观实在性与可知性,前者为根本属性。历史的结局和影响可以改变和补救。历史学是研究现在以前的客观实在及其反映的一门人文科学。史学认识主体的独创性思维即能动地"反映"历史,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都不能全面地概括历史与历史认识的关系,因而都不能说是完整的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主体在把握住大背景的前提下进行独创性思维,是历史研究的成果尽可能符合历史真实的正确途径和方法。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差异的关键不在于能否证伪,而在于研究过程中因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决定的史学认识主体独创性思维的发挥特点、程度的不同。史学家应该也必须关注史学理论的相关问题,史学家应该也必须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21世纪历史学的使命是变历史学家们的历史学为大众的历史学。     

历史本体与历史认识方法论

任何一种认识都是为了去把握其认识对象,并在努力地寻找适合自己特性的认识方法。但是,任何一种认识方法的追寻和探求,都不是认识主体随心所欲的事情。从本体论与认识论统一的角度言之,它必然受到本体论的制约。因此,对历史认识方法的探讨及创新,将以对历史本体的认识作为基本前提。一、历史本体是历史认识方法论的本质“本体”问题即关于“存在”的问题。研究“存在”的本质的学问,即“本体论”。在认识论当中,本体是高于其他一切范畴的范畴,其它范畴都是它的表述,而它却不表述其他范畴。其他范畴存在于本体之中,只能依附于本体而存在,不能和本体分离在其他范畴发生变化时,本体是保持不变的。它存在于主体之中,是其他事物的原因,决定其他事物的存在。为此,要说明一个事物是什么,就要说明它的本体为何物。     

史学客观性的可能性与可欲性

史学客观性包括认识与文本两个方面。"客观性"在本体层面上隐含"主客二分"的意味,但无论是在本体还是认知意义上,主客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宏观历史认识与叙述层面上,史学客观性是由学术共同体多数共识所确认的关于历史理解与叙述的合理性,这一合理性有其客观史实基础。史学虽不具有自然科学建立在主客当下直接对接基础上的坚实客观性,但关于史学客观性的怀疑主义和相对论质疑最终是不成立的。客观性是史学合理性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在客观性之外,史学合理性尚有深刻性、创造性及丰富性等合理性要求,并且,"好的主观性"(利科)本身即是史学合理性的内在要求。因此,客观性对史学来说并非无条件可欲的。     

历史认识与历史评价

针对近年来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必要结合我们面临的历史情境和历史任务、需要澄清和批判的错误观点进行具体分析,从而在“重在建设”的意义上坚持科学历史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本文重点就历史认识与历史评价的内在关系进行探讨,认为对历史的认识和价值评估是完整历史研究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评价的主体性和认识的客观性可以统一。认识历史不仅为了尊重事实,也为探究过去对现在社会进程的影响。只有把对价值的评估和对过去事实的认识结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研究过程。只要不停止对历史事实的认识和理解,我们也就不会停止评价。为获得对历史客观性的认识,需要树立正确合理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要站在促进社会进步的价值观的高度,站在人民主体的高度进行探索。正确合理的价值观会有助于史学家获得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即使如此,客观性还是第一位的,它是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的标志。一个曾经存在的过去,毕竟制约和规定着历史评价的边界。     

罗素的“史学非科学论”和“历史非决定论”述评

作为非专业的历史哲学家,罗素对史学和人类历史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历史研究及其成果应当作为艺术活动及其产品而被赋予最高的价值;史学的特征应当是它的纯描述性、趣味性和历史学家的个人色彩。罗素的历史观是一种非决定论。他认为人类历史无章可循;杰出人物是历史进程中的主体,而制约他们行为的历史客观因素则是多元的。他的史学观和历史观既包含了明显的错误,也包含一定的合理成份。鉴于罗素的历史见解还不甚为人们所了解,而他的见解又有相当的代表性,因此介绍和评论他的历史哲学是有意义的。     

论布克哈特的历史知识观

作为文化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通过反思历史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知识观。一方面,他强调自然和历史的区别,反对历史研究借鉴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与新康德主义对该问题的探讨形成呼应关系;另一方面,他在追求历史客观性的同时,强调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和历史书写的文艺性,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历史相对主义和后现代历史哲学。从史学理论角度研究布克哈特,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布克哈特文化史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还对于当下思考如何超越后现代史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研究

历史学是我国固有的传统学科之一。它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非常深厚的根基。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自己所固有的传统观点与方法,由于历史条件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可以概括为宏观史学和微观史学。 宏观的和微观的这两种史学及其研究方法,在我国都渊远流长。由于历史的原因,有时宏观史学比较突出,有时微观史学又盛极一时。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内,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和成绩。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未建立以前,这两种史学因为都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因     

历史、史学与社会三者关系之思考

历史、史学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历史以社会方方面面的内容作为自己的内容,史学是历史过程的记录者或史书撰写者的主观产物,史学所研究的直接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在中国古代不同的社会转型期,社会与史学关系表现得各不相同。本刊特辟专栏,在总论历史、史学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又选取春秋战国时期、宋代、明清时期三个社会转型的不同节点,系统论证了不同社会形态与当时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     

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Hindu族群建构与印度历史书写

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界围绕如何界定印度教徒身份、印度教徒身份是古已有之还是殖民知识体系的现代建构等问题的争论不断。尝试在长时段历史视野下，探讨对Hindu身份的不同理解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书写之间的关系，这包括殖民前的印度波斯语史书、梵语和地方语言的历史书写以及殖民史学、民族主义史学，以及印度独立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达利特史学。印度在殖民前已经形成了将族群身份与历史挂钩的书写模式以及一种由上层知识精英界定的“印度教徒”身份。殖民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进一步确立了“印度教徒民族”身份和以印度教徒共同体为重要主体的民族史书写模式，但也因为推崇种姓制度而引发低种姓思想家的批判，形成了与印度教徒民族身份和民族史对立的达利特大众身份和达利特史学。     

史学认识论发展线索初探

在史学认识过程中,作为认识主体的史学家和作为认识客体的客观历史本身,构成了史学认识的两极。两者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史学认识的发生、发展和进步的过程。这是个动态的过程。它要回答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是什么?其构成和内容是什么?还要回答作为认识主体的史学家如何构筑自己的认识道路,选择什么样的认识方式,达到对被认识客体的认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及其当代寓意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唯物史观,而且在实践上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合力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形成了“四位一体”的总体观、统筹兼顾的协调观、永续发展的生态观和以人为本的主体价值观,为这一理论赋予了当代意涵。     

历史·历史事实·历史学

本文对历史、历史事实、历史学这三个历史学的基本范畴,作了具体而严格的界说,认为三个概念既有自身特殊的内涵,又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历史作为一种本体论的存在,是历史事实和历史学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作为历史认识直接客体的历史事实是一系列客观和主观状态所决定的一种过程,是历史、历史事实及其知识形态的内在统一的辩证结构。作为知识形态的历史学是历史认识主体特别是历史学家对历史和历史事实的反映、抽象和概括。由于历史认识主体自身需要和其所反映的历史实在本身的性质不同,历史学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对于历史主体行动的向导意义也有所不同,因而在其内部关系上可作出多侧面、多层次划分。历史哲学居于历史学的最高层面,以确立历史演化一般法则和提出理论模式为目的,它涉及历史过程和历史认识两大领域,关联历史学和哲学两大学科,其内蕴是相当丰富的。     

史的回顾与批判:传统历史书写中的女性与传统女性的历史书写

从史学史的角度探讨性别制度对于古代史学的影响是当今人们较少注意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实际包含两个视点投射视角:一是以男性为主体的历史书写视角下建构的妇女形象;二是少数的女性历史书写者视角下展现的妇女。古典时代的历史学,从来就不是一个性别公正的场域,其对于女性的排斥,早已从一般观念外化而成为了社会性别制度,并深刻地渗透到历史书写当中。占据社会话语权力的男性,不仅决定了古代史学史上历史书写中构建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也规训了在当时社会性别制度下的女性的历史书写。回顾、分析古代史学史,历史知识生产的文本书写,一直是男性话语权力与知识相互勾结支持的体现,无论是历史书写中的女性,还是女性自己的历史书写,我们都会看到权力与知识相互"勾结"所建构的对于女性从身体到灵魂的完全的规训与控制。传统社会的男性在"知识"的支持下,攫取了对于女性的控制权,女性则在"知识"支持的权力压抑下,让渡出自己的权益,在历史书写中将性别价值泯灭,只是其表达价值一如男性。认识传统史学史中非公平的性别建构,有助于我们认识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     

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的交叠与分野

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是现行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两个二级学科,二者之间既存在交叠又形成分野.二者的交叠主要发生在研究对象上,即历史文献学的典籍和史学史的史籍之间形成了部分交义和重叠.由于这种交叠,研究主体常常一身而二任,即中国史学史专家某种意义上又可算作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家.然而,两个学科间的差异和分野也十分明显:历史文献学基础层面的研究对象是历史学的各种文献或典籍,而中国史学史基础层面的研究对象是历史学中比较成型的史书,其底座较中国历史文献学要小一些,即使是相对于狭义的历史文献学来说,也是如此;两个学科在基础层面即底部(史籍部分)形成交义和重合,而越往上差别越大,越朝各自学科的本体方向发展,形成两个既有联系又自成体系的学科;两个学科还在历史学科内部形成了相应的专业分工,历史文献学为历史研究提供阅读史料的基础和技能,而中国史学史则提供从事史学活动的参照和指南.总之,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曾经拥有共同的客观对象和研究基础,即史籍,然而,在学术主体的主观介入下,两个学科的发展方向日趋分途,不断朝本学科的本体论方向引升,导致二者分野加剧,面貌愈益不同.这一现象表明,人文学科的体系并非恒定不变,而是不断受到研究主体的主观影响的.     

历史与史学——《史学新论》之一

历史与史学,这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不同的命题。历史指人类社会活动的既成事实,而史学则是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所以,史学中含有历史,但不等于历史。可是,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常常把二者不加区别地等同起来,以为史学即历史,或史料即历史。例如,我们常说的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本是一套史书,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但我们习惯上总以为这就是中国历史了,有时我们甚至把某些史书称     

历史认识主体研究之缘起与定义之纷争(下)——新时期历史认识论研究学案之一

历史认识主体研究是新时期中国历史认识论研究的突破点,也是历史认识论研究的重点、核心所在。在新时期以来30年的历史认识主体研究中,历史学者们对这一研究之兴起的内缘、外缘因素的认识,基本上是相近的,差别只在于认识是否全面和侧重点不同而已。但是,在历史认识主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界定上,却存在着较大的意见分歧和严重的混乱现象。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不少学者不同程度上混淆了概念的前提和命题之间的关系,把历史认识论范畴中的历史认识主体混同于其他语境里的主体。如何科学地界定历史认识主体的内涵和划分它的层次（外延）,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常乃德的史学观

常氏主张以哲学的眼光驾驭材料,区别历史和史学概念差异,用科学的方法、哲学的眼光和艺术的手腕撰写历史,把历史、哲学和史学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常乃德史学理论论述已多,但从他史学观中的几个重要概念的再探讨,可以加深对其史学理论的认识。     

史学研究观的转变：从认识反映论到认识建构论

将历史虚构视为谬误而加以拒斥，史学研究中的这一基本观点因契合人们日常朴素的看法而显得似乎无懈可击。但这实质上是以知性形而上学的认识反映论作为基础，将实在对象独断地设定为自在存在，因其坚守非此即彼和有限性，所以无法实现从有限认知到无限对象的超越，难以解决史学争论和认知变迁的问题，也消解了深化历史认知的意义。相反，认识建构论在主体活动的基础上确证了外部对象的实在性并成为真正的无限，使认知与对象达成了动态过程中的辩证统一，从而克服了这些局限。因此，史学研究观从认识反映论到认识建构论的转变，将不仅为自身奠定坚实的认识论基础，而且也持续推动史学研究的深入。     

历史认识主体研究之缘起与定义之纷争（上）——新时期历史认识论研究学案之一

历史认识主体研究是新时期中国历史认识论研究的突破点,也是历史认识论研究的重点、核心所在.在新时期以来30年的历史认识主体研究中,历史学者们对这一研究之兴起的内缘、外缘因素的认识,基本上是相近的,差别只在于认识是否全面和侧重点不同而已.但是,在历史认识主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界定上,却存在着较大的意见分歧和严重的混乱现象.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不少学者不同程度上混淆了概念的前提和命题之间的关系,把历史认识论范畴中的历史认识主体混同于其他语境里的主体.如何科学地界定历史认识主体的内涵和划分它的层次(外延),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