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的层面论述如何提高社会治理的效果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是从制度层面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使得加快向现代社会治理的转变备受关注。社会体制改革理应成为提高社会治理效果的关键之举。本文从制度层面入手,着重论述基层社会治理、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在改善社会治理效果中的重要作用。     

法治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硬规制、软约束与矫治功能探析

法治路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转变的有力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路径建构包括两个层面: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硬法(正式制度)与软法(非正式制度)的协同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法治路径的必然要求,执行制度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路径的典型体现。硬法、软法、执行制度三位一体的法治体系共同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路径的有机整体。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制度

<正>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要求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就是要形成一个政府、企业、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共同治理的格局。因     

牢牢把握政治方向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绍兴实践

本文系统梳理了绍兴市的创新做法,包括深化中心意识和大局观念、深化横向协同和纵向联动、深化开展系列联建联创、深化源头预防和源头治理,以及深化制度意识和制度创新,着力推动“制度供给”转化为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优势等,为在全国范围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     

公司治理模式的多维度比较研究:构建公司治理权变模式

本文依据制度环境维度,将公司治理模式分为外部监管模式、家族监管模式和内部监管模式;依据人力资本维度,将公司治理模式分为股东至上主义模式、双边治理模式、员工至上主义模式;依据企业成长维度,将公司治理模式分为古典治理模式、过渡治理模式和现代治理模式。本文进行了公司治理模式三个维度的比较研究,即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对公司治理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在综合考虑三个维度因素基础上,构建了公司治理权变模式。     

新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治理经历了3次理论与实践的跃迁,形成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在维护国家安定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展现出制度优势。通过历史文献分析与政策体系研究,本文总结了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发展进程和阶段特征,探讨了我国社会治理的思想内涵、理论演进和实践经验。本文认为,在党的政治领导和政府职能优化过程中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核心机制。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民主协商共治、坚持法治德治结合、坚持治理重心下移,坚持科技赋能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的主要特征与基本经验。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将在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数字化变革上持续发展完善。     

论软法精神与软法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耦合

软法的兴起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当传统法治范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之时,软法却能在第一时间内对新兴社会领域做出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项复杂的政治工程和政治实践,离不开软法精神及软法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体系建构中,软法精神应该从文化维度、内生维度、外在维度三个层面上得以呈现。通过软法治理,能够整合三重动力,凸显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激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热情,彰显改革与创新的政治勇气。在软法参与国家治理的具体机制上,可以从立法、司法、执法等多个层面进行体系设计与制度创新。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结构“图谱”

市域既是国家治理体系运转的重要节点,又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维度,在国家治理中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地位。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在纵向结构上实现上下贯通,让党的全面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市域社会治理的全过程,搭建权责明晰、层层联动的纵向治理架构;要在横向结构上实现全域协同,形成多元主体基于"协商同意"的新型市域社会治理秩序,在合作共治的框架下横向动态研究制度的运行绩效,并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将政治的引领作用、法治的保障作用、德治的教化作用、自治的基础作用、智治的支撑作用有机融合,立体化推进社会矛盾解决。     

不丹经验：政府主导下的公众参与治理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领域创造了＂中国奇迹＂,政治和社会领域也有诸多改革和进步。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适时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还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提出要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何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又如何形成科学有效的治理体制？在这方面,也许邻国不丹可以向我们提供一些宝贵经验。     

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治理现代化中的协同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制度的理性建构。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制度的理性建构的核心要义在于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同。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同要从国家理性、交往理性、制度实践、社会资本和制度伦理五个方面共同发力,国家理性是协同的精神统领,交往理性是协同的话语基础,制度实践是协同的现实依托,社会资本是协同的中介资源,制度伦理是协同的伦理诉求。制度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协同有助力国家治理能力体系的建设、完善和发展。     

跨域协同治理:内生动力、制度困境与机制创新

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跨域协同治理不仅是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跨域协同治理不仅要为未来区域经济增长奠定新的制度基础,而且要为未来的改革提供坚实的支持力量。这就需要积极适应时代变革的要求,完善协同治理的模式,构建跨域协同治理的长效机制,进而实现跨域协同治理水平的全面跃升和整体提高。     

西方社会治理的伦理形态及其批判——兼论走向善治的中国社会治理

作为社会治理核心价值的观念表达,伦理形态与社会治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延续了制度构建下的社会治理理论,以制度设计的方式将资本作为社会治理的展开逻辑,并使受资本统驭的人逐渐丧失主体性而成为资本牟利的工具,导致当代西方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缺乏合法性基础,难以摆脱社会“不可治理性”困境。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善治模式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嵌入“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融入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在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上实现了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超越了西方社会治理的理论预设。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单位韧性治理的谋略之道

韧性治理是单位现代化治理的重要手段,若领导干部不能从本质上把握韧性治理的核心要义,可能会走入治理体系无序化、治理过程形式化、治理内容随意化、治理目标笼统化等误区。要掌握韧性治理的原则,在制度治理层面注重严与全,在员工治理层面注重效与管,在环境治理层面注重净与竞,在结构治理层面注重简与尖。要加强制度体系建设,提高再生能力;加强创新体系建设,提高进化能力;加强能力体系建设,提高抗逆能力;加强环境体系建设,提高适应能力。     

国家、股权结构、诚信与公司治理——以宏智科技为例

本文从国家、股权结构与诚信出发,试图构建一个公司治理的分析框架,探讨国家、股权结构、诚信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及其对公司业绩之影响,并对开我国上市公司“双股东大会”先河的宏智科技案例进行分析。本文将公司治理分解为基于社会公正的通用公司治理范畴和基于公司效率的剩余公司治理范畴,创新性地提出公司治理在本质上是一个二元价值体系,在实践上表现为社会公正和公司效率的并行与平衡。同时,由于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无论是通用公司治理还是剩余公司治理,都存在制度的公共领域,都需要呈隐性的制度——诚信来约束参与者在公司治理制度公共领域的行为。通用公司治理、剩余公司治理与诚信三者有机耦合才能有效地规范公司治理行为。     

中国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及其规律:研究展望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及其规律是中国管理学的重大研究议题之一,相关研究对助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通过对国内外政府治理实践经验和学术研究成果的梳理以及未来研究趋势的研判,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十四五”发展战略优先领域“中国背景的政府治理及其规律”专家会议研讨为基础,本文提出:“十四五”期间,中国管理学界应围绕中国特色政府治理实践的变迁模式及规律,政府-市场-社会协同的公共服务与资源配置规律,信息技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影响规律,以及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前沿理论与规律这四个主要研究方向展开学术探索,解答相关科学问题,持续增进政府治理领域的理论积累.     

制度、体制与机制:对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超大规模的社会系统工程。系统科学是分析国家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视角,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方法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以社会主义为根本和特质,制度、体制、机制运行为一体,具有整体性、协同性、层次性、关联性等系统性特征。除了制度结构、资源禀赋,权力配置等“硬件”因素外,国家治理体系运行,优化和效能输出还取决于各子系统的协同与衔接机制,信息反馈与调平纠偏机制、系统能动性的激发机制等方面。以系统观推动改革发展,要注意把握系统整体涌现性、统一性与差异性、制度有限性与主体能动性、正负反馈的动态平衡等原则。     

国家治理现代化含义的三个维度

<正>准确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含义,是达成全面深化改革共识的重要基础。从制度的维度来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依据、内涵和目的等方面,都是紧紧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它不是接受西方国家的政治理念和话语体系,绝不是西方化和资本主义化。从治理的维度看,我们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主要是在政治和法治意义上使用,它扬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思想,吸收了西方"治理"概念的有益成果,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民族特性和时代特征。从现代化的维度看,国家治理现代化并不是"第五个现代化",而是从制度和制度执行力层面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     

国家治理中的时间弹性

<正>社会分化和劳动分工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因此,在很大意义上,国家治理就是对分化的控制、对分工的协调,以使多元化的社会能够实现有效合作,保持良好秩序。时间管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理应起到协调不同主体的行为,提高行动的一致性,进而形成共同习惯和基本认识的作用。但是,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时间管理并非只有统一时间标准、划分工作阶段、明确最后期限等自上而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市域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起着基础性和枢纽性作用,而新一代智慧技术的发展引致智慧治理成为新的发展态势。在智慧社会建设背景下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需要在系统梳理新发展阶段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和相关治理现代化评估文献的基础上,从多元共建、平安市域、社会共享、智慧治理四个方面构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评估指标体系,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饭圈经济”的运行机制与治理路径

作为“注意力经济”的一种范式,“饭圈经济”是由组织化、规模化的“饭圈”成员所产生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是内容经济与数字经济的产物。在商业资本的主导下,“饭圈经济”已经形成“粉头—粉丝—商业资本—网络平台—明星偶像—经纪机构”的利益产业链,负外部性、行业垄断以及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等市场失灵问题在“饭圈经济”中进一步凸显,对社会的价值观、消费观与财富观以及社会经济有序运行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对“饭圈经济”实施精准治理,需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元治理模式,在确保政府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和策略激发市场和社会主体的能动性,通过协同合作来达到善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