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俗与宪政

反思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对比英美宪政经验,认为一种有效的宪政框架必须源于本土人民的经验,必须与经过改造了的本土传统相容,宪政在文化上应该是中立的,并为各种文化提供合法空间,从而实现正式规范与社会习俗相互支持,在此条件下才能构建稳定健全的宪政制度。     

中国传统法文化对宪政建设的影响

宪政观念根植于西方法文化土壤,而非我国传统法文化所固有,中国传统法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法文化.宪政建设的成败与一国传统法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法文化对宪政建设具有全面的影响,两者既有相互抵触的方面,也有相互关联的方面.要建设一个宪政中国,就必须对传统法文化进行改造.     

中国宪政强国主义的行来之路与历史反思

中国宪政制度的设计,经过百年的努力和挫折积累了较丰厚的历史经验,有了相对意义上的进步,宪政所要求的最初步最原则的宪法制度规范基本具备。然而由于中国本土历史上缺少宪政传统、缺乏社会基础没有产生社会分层,导致长时期内宪政被视为国家建设机制的工具而忽视其本源价值,在学理层面与西方法理学强烈冲突。从宪政起步便对分权制衡进行改良,国家公权完全凌驾于公民私权,多次立宪的功利主义倾向,是中国宪政史的症结所在。     

经验主义与建构主义——宪政实现的基本范式

经验主义与建构主义反映了人类宪政发展历程中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体系.经验主义强调宪政秩序的自我生成性,而建构主义则认为宪政秩序是人类理性设计和精心选择的结果.对于中国宪政建设而言,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秩序缺少生成现代民主宪政的土壤,建构主义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经验性知识,宪政只有建立在不断的实践基础上,并依赖于厚实的宪政文化和法治传统,才具有可靠性.     

宪政“中国化”的另种文化取向——胡适“充分西化”观述评

在宪政＂中国化＂问题上,与张君劢等那种意在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统摄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省超越式进路不同,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大师胡适代表着另一种文化演绎取向：以＂充分西化＂为表征的外化适应式进路,致力于寻找自由主义民主宪政在中国历史文化空间里的安身立命之所。从＂造因＂方案到＂幼稚园＂宪政,大致体现了胡适对推展宪政＂中国化＂命题的理性思考以及执着探索精神,也在方法论意义上向世人表达了中国政治转型中现代性成长与乌托邦诉求之间的张力关系,从而抒写其卓越的宪政情怀。     

试论我国的宪政建设策略

宪政作为一种民主政治制度,在现代法治国家。是与民主、法治相统一的。我国宪政的现状与特征。根源于传统法治文化的缺失和现实政治与法律地位状况。因此,从我国完政的历史与现状出发,应选择符合实际的宪政建设策略。     

中国传统民间法的生存现状及其未来命运——基于五种主要民间法形态的范式研究

作为发端于中国本土的社会控制机制,中国传统民间法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对于其概念的阐释,也存在着不同的解构模式。不同时代语境下的中国传统民间法也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发育形态,在当今中国,它主要通过乡村习惯法、少数民族习惯法、礼法、宗教法、商事惯例等形态予以呈现。对于中国传统民间法的价值解读,存在着本土资源学说与文化多元主义两种理论范式。基于中国传统民间法所固有的规范价值、文化价值及其教育价值,其理应在当今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宪法移植与宪政困境——以中国宪政百年为视角

分析了宪政产生于西方的原因及中国宪法移植的历史教训,进而指出中国在宪法制度创新的同时,应注重西方宪政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中国的宪政发展不在于宪法规范的修改,根本在于中国宪政精神的培育和宪政文化的陶冶;不在于人权原则的入宪,而在于社会生活中人权的切实保障。     

基督教和儒教差异对宪政的影响

宪政在生发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和条件的制约,其中与文化、宗教、伦理等因素是有着一定关系。西方基督教和东方儒教因教义的不同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差异,对宪政制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中国的宪政制度不发达不能全部归咎于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努力扬弃儒教思想资源,为建设宪政国家创造越来越好的条件。     

宪政中国化: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文化诉求

中国近代以来的民主宪政追求是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宪政中国如何可能,始终是一个历史和时代的命题。在回应现代性的挑战中,新知识群体对推展宪政中国化命题的不同思考和探索进路,以不同方式表达了他们坚持一生为宪政中国化问题上下求索的文化情结,也在方法论意义上向世人揭示了中国社会转型中现代性历史取向与文化传统价值诉求的二元张力关系。     

联省自治运动与民主转型之困境

联省自治运动是近代中国一场追求联邦主义的宪政统一运动,其实质是最终实现中国由帝国而宪政的民主转型。但是与美国等典型联邦制国家相比,联邦论在中国形成了语境错置和语义倒置,地方自治的阙失和民主意识的匮乏,联省自治运动与中国政制传统形成强烈的抵牾,宪政制度的创新并未带来宪政建构进步,反而形成转型困境。联邦制的分权功能难抵大一统的集权功能,难以完成中国的政治整合。联邦制最后成为被放弃的历史选择。     

我国近代社会转型路径的反思——以宪政和民主联结为视角

时下,宪政民主再次成为学界热议的焦点。民主从本意上讲就是人民的统治,宪政的本质是对权力进行限制,两者并非天然地结合在一起。英国通过对中世纪传承下来的宪政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使之与人民主权论相结合,实现了宪政和民主的联结,也构建了有秩序的现代政治文明;而中国近世,在理性主义的引导下,移植西方政治制度时无视英美宪政民主,推崇法国模式和纯粹的民主政治,结果将社会转型引向歧途。因此,在社会转型的今天,要警惕理性主义,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宪政和民主的联结是英国＂自发演进＂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在无＂文化亲缘性＂的国度进行制度移植具有失败的必然性,我们应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从中发展出与宪政民主功能相同的制度。     

后现代化国家社会转型路径的选择——以宪政和民主联结为视角

宪政和民主具有不同的内涵。民主的本质是人民的统治,宪政的本质是对权力进行限制。英美等国家通过宪政和民主的联结构建了有秩序的现代政治文明;而后现代化国家却在移植西方政治制度时出现了视野性遮蔽,将社会转型引向歧途。今天,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宪政和民主的联结是英美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在无"文化亲缘性"的国度进行制度移植具有失败的必然性,我们应重新审视自身传统,建设与宪政民主功能相同的制度。     

论近代中国宪政期成之争

西方政治文明中的宪政作为舶来品于清末输入中国。自20世纪初梁启超率先揭示宪政的意涵并提出中国20年宪政期成的方案以来,宪政很快由民间话语转为官方话语,宪政之期成遂成为朝野纷争的焦点。清末、民初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均发布过宪政期成的路线图,朝野围绕这一议题的论辩与对抗从未停息。宪法是处常之法,而非处变之法。于处变之际立处常之法,不仅更具挑战性,且考验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智慧,而政治智慧离不开历史的积累。     

清末地方自治与民权保障

中国古代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在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变迁中,地方自治作为一种推行宪政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而被纳入国人的视野.在清末立宪过程中,以省谘议局和地方各级议事会等机构的建设为标志,普通民众开始真正参与政治生活,文本意义上的民权开始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得到保障,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起点.     

立宪君主制与《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的选择

英国的立宪君主制是最为典型的,其建立与发展对近代中国宪政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末各种立宪思潮风起云涌,在资产阶级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双重压力下,清廷以英国议会君主制政体为模式制定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信条》。这是中国第一个议会君主制宪法文件,是中国宪政发展的巨大进步。但其还没来得及实施清朝就灭亡了。《十九信条》命运的背后是中国几千年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对西方宪政文化的排斥。     

“李约瑟问题”的中西文化比较解读及其启示

"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引起国内外众多人士关注的"问题丛",从中西文化比较视角能够作出更清晰地解读。在文化定位上,西方为自然哲学,中国为道德哲学;在文化取向上,西方属爱智,中国属致用;在文化精神上,西方倡批判怀疑,中国倡中庸;在文化传统上,西方学者传统、工匠传统、数学传统与宗教传统等蕴育了近代科学而中国诸传统与其迥然不同。由此,中国文化建设应注重研究基础理论、培养怀疑批判精神与培育科学文化等。     

联省自治运动与政治转型之困境

联省自治运动是近代中国一场追求联邦主义的宪政统一运动,其实质是最终实现中国由帝国而宪政的民主转型。但是,与美国等典型联邦制国家相比,联邦论在中国形成了语境错置和语义倒置,地方自治的阙失和民主意识的匮乏,联省自治运动与中国政制传统形成了强烈的抵牾,宪政制度的创新并未带来宪政建构进步,反而形成了转型困境。联邦制的分权功能难抵大一统的集权功能,难以完成中国的政治整合。联邦制最后成为被放弃的历史选择。     

民主集中制原则下我国府际关系的宪政思考

现代国家治理中,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成为建构宪政国家必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而府际关系这一概念作为研究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以及地方间关系有其合理性。我国宪法中关于府际关系存在法律制度的缺失,在这种非制度性分权的模式下导致我国府际关系出现诸多弊端。为解决这些弊端,需要在我国宪政框架内,通过法律科学化、制度化的界定府际间权责,从而避免在实际执行中相互侵犯对方权力范围而导致权责错位的现象出现。因此,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构建一个制度化、理性化的府际模式,是我国宪政研究的必行之路。     

东南亚七国政体比较研究

在全球性经济与政治自由化的浪潮中,文莱的二元君主制政体及其所表现出的权力高度集中表达出它仍处在宪政主义的萌芽状态。在其他六国中,多种政体共存,既体现了宪政主义对文化和历史的包容性,如在虚位国家元首化下,柬埔寨、泰国的君主立宪制照顾了王族和僧侣的文化性和宗教性,马来西亚的君主立宪制则吸纳了世袭苏丹的历史性和地方性,且此三国都建立了立法与行政分立的议会和政府以及相应的议会内阁制;也体现了对政体形式的超越。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确立的立宪主义总统制和包含总统相对实位化元素的新加坡议会制均在于防御集权和威权主义的复辟。宪政主义框架下的不同形式的政体已在东南亚各国成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