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词“条”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

“条”本义为“树木细长的枝条”,后引申出“条令、条款”义,均为名词,至东汉初期虚化为量词,由本义虚化为称量“条状物”的量词,由引申义虚化为称量“分项的抽象事物”的量词,二者只在实义上相关,虚化为量词后没有直接联系。量词“条”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主要经历了一系列的词义泛化过程：表“条状物”的量词“条”所修饰的名词经历了静态事物-静态及动态事物-静态、动态事物及人体属性等演变,表“分项的抽象事物”的量词“条”所修饰的名词经历了法律刑罚类-法律刑罚类与信息事件类-法律刑罚类、信息事件类与言语条文类的演变。     

苗语的述补结构——兼与汉语对比

述补结构在苗语中的发展大体上分为三个层次。苗语中存在具有补语特征的名词,这种现象与量词发展程度的高低有关。苗语中存在差比句补语,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是苗语的SVO型和前置词型特征比汉语典型。苗语中存在丰富的状词补语,且趋向于丰富、细腻。     

汉语个体量词来源探析

汉语个体量词是汉语中特殊的一类,目前学术界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产生、性质和专著描述的探讨。汉语个体量词的产生、发展和成熟都经历了虚化的过程,大部分来源于名词和动词,后经词义的演化和类推,逐渐有了表量的语法功能。通过对个体量词字形分析、语义演化和句法功能的描述,以期对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汉语数量结构演变及量词产生的语言认知机制

量词是汉语名词数量结构中的必需成分。以往的研究过于关注量词的属性和功能以及语法化等问题,对于量词的产生及数量结构变化关注不够。量词的产生与发展需要有内在的语言基础以及外在的认知条件。研究表明量词是在受不可数名词表量结构的类推作用下产生与发展的。可数名词数量结构首先受到不可数名词表量结构"名词-数词-单位词"序列的类推作用产生了"名词-数词-名词"的序列构造,进而右侧名词逐渐由左侧名词同范畴的名词取代。由于不可数名词表量结构"名词-数词-单位词"序列变为"数词-单位词-名词",在类推作用下,可数名词数量结构也演变为"数词-名词1-名词2"序列构造。在新的序列构造中,中间的名词经过语义虚化后,最终发展成为量词。     

枣阳方言后缀“娃儿”“儿”的语言学特征考察

将方言与普通话对照起来,考察了枣阳方言中后缀"娃儿"、"儿"的语义、语法、语用特征,重点比较二者作名词后缀时的语义特征和语法功能的差异,以及方言中形容词、名词、量词的儿化形式及语义特征.认为"娃儿"是一种正在虚化且未完全虚化的语缀,其虚化历程与"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量词“丝”的产生及其历时演变

"丝"的本义为"蚕丝"。两汉魏晋时期,"丝"开始虚化为量词,用于表示蚕丝的粗细情况,并从个体量词衍生了度量衡的用法,但在这一时期,"丝"作为量词的发展过程较为缓慢。唐宋时期,量词"丝"快速发展,开始用于称量的事物多与自然事物相关的"细长状"事物。元明清时期,"丝"用于称量的事物多为抽象事物。民国至近现代时期,量词"丝"发展最为完备,运用越来越灵活。在"丝"的发展过程中,其主要通过引申的方式由名词虚化为量词,双音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汉、苗语言里几类词的语法特点比较

汉语,汉藏语系中的汉语族。苗语,汉藏语系苗瑶语族中的苗语文。汉语和苗语是亲属语言。由于发生学上的共同来源,两者在语法构造上固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汉语苗语的词都有变化和词类的区别,词的分类大同小异。汉语的词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等11类;苗语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指示词、代名词、状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等13类。两种语言的句子成分都能分析为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提示成分、独立成分等。在句子分类上都有单句、复句之分,有主谓句非主谓句之分,有无主句、省略句等句型。可以说     

从量词看苗汉两种语言的关系

“名物量词”在各种语言中的产生、发展规律不尽一致。因此 ,透过“名物量词”探查两种语言的源流 ,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途径。从苗汉两种语言量词的统计材料中 ,可以看到两种语言量词的兴起和发展过程。湘西苗语的量词与同时代汉语的量词相比 ,在数量上没有汉语的多 ,在范围上没有汉语的宽。各个历史时期 ,湘西苗语都从汉语借用一批词语 ,相应的汉语量词就跟着进入苗语了。从量词的起源和发展来看 ,苗语深受汉语的影响 ,但是很难说苗汉两种语言出于同一母语。     

量词“位”的历时考察

古今汉语中能表示尊敬色彩的量词并不多,“位”是宋元时期逐步萌芽发展成熟起来并沿用至今的,能表示尊敬色彩的一个称量人或神的特别名量词.中唐到两宋,名词“位”已出现语义虚化的趋势,似乎已经在朝着量词发展了,我们可以视作准量词或临时量词.只有当语素义“位置”完全脱落时,“位”才取得量词的资格.据现有语料来看,“位”作为量词广泛来用大约不早于明代.近年来,“位”作为量词被修饰中性义或带贬义的名词中心语了,其色彩意义被忽略了,“位”的使用有泛化现象,是语言规范化和语言研究的重要课题.     

居延汉简中的量词词义演变

从词汇语义的角度,运用义素分析的方法,对居延汉简中的量词词义的演变过程及其特点进行分析,认为语境义变是量词词义演变的原因之一。名量词是由名词演变而来的,在量词词义演变过程中,名词的具体指称意义被淡化,只是保留有指称事物类别的义素,它以隐性的方式存在于量词义位中,用来标示量词的计量范围。     

试析英汉动词虚化

虚化动词在逐渐失去本身意义的同时,它的作用和语法功能却得到了加强。它的构词能力、搭配能力、替代功能等都非常强大。此外,还可以使学习者的语言更加地道。总之,虚化动词具有一种虚化之美。因此,虚化动词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更受到人们的喜爱,同时它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用语。     

重庆彭水县苗族人语言生活状况调查

调查以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作为调查对象区域,以问卷、访谈和观察的方式对当地苗族人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旨在了解重庆苗族聚居地的苗语使用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彭水县目前仅有不足17%的苗族人具有一定的苗语表达能力,苗语日渐走向衰落,已经成为濒危语言,须引起有关各方重视。     

《楚辞》特殊语句像苗语——兼释“扬云霓之晻蔼兮,鸣玉鸾之啾啾”

黔东苗语中有部分语法规律和现代汉语不同 ,但和古代汉语《诗经》、《楚辞》中的特殊语句有惊人的相似 ,而古汉语专家对古汉语中的特殊语句的解释和翻译不尽相同 ,依苗语语法分析则可得到较圆满的解释。这是两千多年以来 ,第一次按苗语的语法规律对楚辞近百个特殊语句做出的新解     

苗语汉化举隅——安顺市两个村苗语中的汉语借词差异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轿子山镇邓家水井村和本寨村都位位于西秀区西北方向,距离安顺市中心城区不远,两村的苗族都操苗语西部方言川黔滇次方言第一土语.邓家水井村是一个纯苗族聚居村落,而本寨村是一个苗族与汉族大杂居的村落,由于两村与当地汉族人民交往的程度不同,导致两村的苗语在汉语借词和汉语借音量上有所不同,本寨村苗语在本来有词的情况下也借用汉语词,导致汉语借词越来越多的趋势,令人产生苗语逐渐消失的担忧.     

在内陆民族地区实施双语教育的新思考

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双语教育是民族教育研究领域内的重要课题。以小茅坡营民族学校苗汉双语教育为个案,探讨相对封闭的苗族聚居区,在苗族逐渐走向现代化且汉语已逐渐取代苗语成为通用语的情况下如何使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良性互动。     

黔东方言苗语土语划分问题的再探讨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苗语调查研究中所形成的方言、次方言和土语划分一直没有得到一个较为准确的定性,每个方言内土语的划定也各说不一。通过对苗语黔东方言各个土语的语音进行调查比较后认为,苗语黔东方言应当划分为七个土语。就苗语的这些土语划分从描写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应当划定成这些不同土语的理论依据,各语音点的声韵母差异与对应说明了这些土语之间的同源性,而语音的分化则反映了不同区域形成土语的演变过程。     

湖北苗族的“无字族谱”

湖北省宣恩县高罗乡小茅坡营村的苗族,至今保留着一种古朴奇特的"无字族谱".他们既依靠"无字族谱"始终保持家族的血缘联系,又不愿留下任何文字依据,对外"隐姓埋名".形成"无字族谱"的根本原因在于首先,"无字族谱"与有字族谱一样,仍然是保持一个宗族稳定有序的基础;其次,完全是苗族悲壮历史的反映;再次,是苗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集中反映.     

苗语滇东北方言前缀词试析

词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是语言的三要素之一。根据词的不同内部结构,可把苗语的词汇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两种。合成词在苗语词汇中,不仅数量多,而且其结构方式也多。其中带有虚词素的合成词在滇东北方言苗语中比较有自己的特点。本文从词汇的构造形式入手,论述滇东北方言苗语的构词方式和特点。     

小茅坡营村苗语现状与变迁透析

根据实地调查材料,在描述小茅坡营村苗语使用及传承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影响苗语变迁的因素,并对苗语的保护问题作了思考,以期对当地语言研究和保护提供一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