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儒家主张"德治",其德治思想异常丰富、完整;而法家则主张"法治",因而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德治"思想强调道德在处理人际关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忽视法律重要作用的错误倾向,其结果必然导致"人治".而法家"法治"思想虽然与今天的法治理论有重要区别,但它看到了法律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处理人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缺陷是不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因而轻视道德的重要作用.现代社会,道德和法律二者不应是博弈的关系,而应是相互蕴涵、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只有秉持这一理念,我们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传统文化中"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梳理及启示

法治和德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根本手段,也是引导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德与法伦理辩论的主线."德治"是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的德治论并非简单地主张"德主刑辅",而是倡导据德而治以反对当时法家威慑主义的刑治.引道德入律法最终也起到了扼制任意立法和专擅杀戮的社会效果.汉代的引经决狱、隋唐宋明清的法律道德化都是儒家德治论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扬,符合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大原则.战国时期法家法治思想不乏变法、务实的伦理价值,但其"法""刑"演变成为酷吏严刑的时候严重相悖于法治的固定性要求.梳理"法治"与"德治"的伦理纠结启示我们,道治和法治博弈有度,合理发挥各自作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观察与思考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强调"以法治国"、"明法去私"、"刑无等级"、"一断於法",这构成了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精华,尽管法家的"法治"学说因推崇法家严刑峻法的秦王朝暴政而受到后世诟病,但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秦汉之后,作为儒家"德治"学说的补充,在德主刑辅系统理论中,中国古代法治思想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代中国法治与古代"法治"有着本质的不同,如何以史为鉴,构建现代法治中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试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治国安邦的普遍规律,中国传统是"德主刑辅",西方传统是"重法轻德".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我党长期治国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是在"初级阶段"面向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法治国家,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选择.     

法治、德治与职业道德及个人修养——兼谈学习“三个代表“的体会和出版工作者的思想品德

文章结合"三个代表"思想从法治、德治理论入手论述了出版工作者的思想品德.     

依法治国的中国传统文化溯源

依法治国理念,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历史源流。主要源于三方面:一是以"因顺自然""不可恣意妄为"的法治原则、"与民休息""轻刑薄赋"的法治实践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法治短板为主要特征的"无为而治"的道家法治思想;二是以"治国以礼"的礼治、"为政以德"的德治、"为政在人"的人治为主要特征的"无讼以求"的儒家法治观念;三是以"缘法而治""以法为本"的工具价值、"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壹刑思想、"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主张为特征的"治民唯法"的法家法治思想。     

关于“依法行政”与“依德行政”的理性思考

本文认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当代社会，仅仅依靠法律、法规来实施国家行政管理，即“以法行政”是难以达到目的的，还必须辅之以“依德行政”的“德治”意识和主张。作者评析了我国“依法行政”的法治现代管理意识的确立及其现状，探讨了“依德行政”的“德治”传统管理意识的内容及其历史价值，提出了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中“依法行政”与“依德行政”的关系的观点。     

论先秦法家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之共性

法家的"法治"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分别在东、西方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法家的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理论存在着诸多差异,但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共性,以及人类追求美好生活和制度的共同愿望,作为代表同时代中西方法治理论的最高水平,先秦法家法治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法治确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二者都旗帜鲜明地主张法治,反对人治;都追求良法;都要求君主守法.法家法治思想对我们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根据传统法治文化固有的精神,结合我们当下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在诠释中对法家法治理论作出新的解释,或者可以称为一种"创造性的转化".     

略论儒家德治思想的普世意义

德治思想是儒家留给我们的一份优秀文化遗产。它建立在久远的民族文化根基上 ,以人性善为理论依据 ,以仁学与礼学为基本内容。儒家德治思想具有普世性和现代意义。实施“以德治国”应当开发利用儒家的德治思想资源。     

新时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实践探索

在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对如何正确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创新性的实践探索:继承"民本"思想,提出"执政为民"理念;继承"天人合一"思想,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继承"德治"传统,践行"以德治国";继承"和合"传统,推进祖国统一及世界和平与发展.     

论儒家德治思想的哲学基础

儒家以"天"建立了"德治"思想的本体论依据.通过"道德-天-政治"间的内在联系,儒家"德治"思想获得了存在的根源性意义.儒家"德治"思想从形上学角度赋予了"君权神授"的合法性,且符合平民百姓的个体政治认同,并在深层意蕴中确保了人性趋于至善的可能性,为人类社会完美的政治理想实现提供了保障.同时,在儒家"德治"思想中,人们又可以找到的人与自然间,人际关系间,社会群己间,人自身关系中,诸多"和谐"的哲学意蕴.从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出发,儒家"德治"思想存在着道德理想主义倾向严重,无法回避道德法律化的弊端,难以打通的"内圣外王"之道等弊端.但儒家将"善政"与权力运作主体的道德理性及个体人性完善、改造相连的智慧,直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治”与“德治”的辩证统一

从道德和法的辩证关系角度 ,论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德治与法治”的辩证统一要把法治和德治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同步建设 ,同步发展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取长补短 ,从而更有效地推动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有神”与“有魂”:从俄罗斯法治的精神文化面向到中国问题思考

俄罗斯法治在类型化上,受东正教神学中"权力观念"的影响,形成一种"权力法治"模式,这一模式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有神"的法治。当前中俄两国在法治发展道路选择上有高度的一致性,本土化与自主性特征明显,都经历了从文化自觉到自信的过程。当代俄罗斯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以东正教传统精神为纽带,在国家治理中充分发挥传统精神文化的凝结作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理论的提出与阐发,给中国法治发展的精神文化面向指明了方向,它使中国法治在"伦理法治"的目标基础上成为"有魂"的法治。这个"魂"应当以中国文化为源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塑造中国法治的精神之魂。     

柏拉图理念论的法治思想评析

柏拉图是西方法学史上第一位经典作家,他最早提出了法治思想。柏拉图法治思想内核主要表现在:法律价值目标追求的是和平和谐与安宁;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即使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也要成为“法律的仆人”;国家公职人员必须通过依法民主选举产生;要加强执法和法律监督,建立一个包括监察人员、护法官以及其他国家各级官员在内的监督网络,为法律实施提供保障。柏拉图法治思想的理论特点,具有一定自然法倾向,蕴含着浓厚的宗教主义色彩,渗透着理想主义乌托邦情怀和法治人治结合的理念。柏拉图法治思想的提出开创了西方法治理论的先河,即使在我们今天的法治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仍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试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中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深入揭示中华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蕴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可称之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明了中华法治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及其清晰制度表达；中华法治文明的直接载体是中华法系，《唐律疏议》是其精华要素的集中呈现；中华法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法治领域的典范，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动力，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智识来源与方法论指引。     

俄罗斯法治国家思想历史初析

法治国家思想早在 1 8世纪的俄罗斯就萌生了 ,并在 1 9世纪 60年代以后得到迅猛发展 ,到十月革命前后基本成型。俄罗斯所形成的法治国家思想与西方法治思想相比有独特之处。俄罗斯法治国家思想在形成的时间和实践的发展上与西欧法治相比也有相当差距 ,根源在于市场经济及工商社会发展滞后。今天俄罗斯法治国家理论的基本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是已有俄罗斯法治国家思想的再现。     

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实质上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化抹杀否认的政治文化运动,更让我们深思的是伴随着"去中国化"运动,出现了国人的"自我去中国化",这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文化环境、大众传播载体都会产生猛烈的冲击和影响。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来进一步阐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去中国化"。     

论法治与德治的内在统一性

道德与法律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不论是其体现的人类理性还是其价值功能都具有内在统一性,这是德治与法治的内在统一性的根基;坚持法治与德治的实践统一性,既是实现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的关键,也是国家治理的必然趋势。     

中国古代德治传统及其借鉴

中国古代德治传统 ,一是要求统治者集团以身作则 ,注意修身和勤政 ,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二是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 ,“为政以德” ,德主刑辅。前者忽视常人本性 ,仅靠道德觉悟解决廉政勤政过于理想化 ,因此德治必须和法制相结合。后者洋溢的“民本”思想和利用家族伦理关系进行道德教育的做法值得借鉴 ,但要区分民本和民主的界限 ,警惕过分推崇道德 ,导致道德化法律的危险。法治包含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两层含义。法治和德治只是在工具性价值层面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和而不同”思想与法治的文化认同

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对法治的文化认同具有许多有益的启示。它要求关照各种不同的利益需求，形成和谐的利益关系，这有利于形成法治文化认同的合理的现实利益支点。“和而不同”思想对提高公众的民主与法治方面的素质和能力，培养合格的法治文化认同的主体，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和而不同”思想还有利于建立合理的法治文化认同的内容体系，形成全面的法治文化认同：从“和而不同”思想的视角出发，我们要创造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形成中国特色的法治发展规则，正确认识法律的作用，进一步促进国家法律对民间规则、习俗的认可、接纳力度，使法律成为公众内心习惯的一部分，增强法律的亲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