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凤诗中的城市书写

李白凤诗中对城市的书写呈现出复杂矛盾的情感:他既赞美城市的物质文明,批判落后寒冷的城市,表现出对田园乡村的渴望,同时又批判城市中物质欲望对人性的异化,城市工作带给人的身心俱疲和异化体验。这种城市书写的变化与他的经历和所受到的左翼、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影响有关。     

“诗与真”的中西文化蕴含——梁宗岱与歌德、庄子艺术美学精神之关系

梁宗岱诗论著作《诗与真》《诗与真二集》是其诗学理论的核心文本。"诗与真"是该诗论的主题词。受德国作家歌德自传的暗示及艺术创作精神的启发,梁宗岱强调诗歌创作不仅要有"经验",而且有生命的坚挚,有对艺术理想不舍的追求。他在艺术上追求的"心灵之真"、"象征的境界"去西方象征主义的神秘化,融入一种忘我的超功利色彩,这背后隐藏的艺术精神正是庄学自然无为的真精神。     

“浑厚”之境——论上博简《诗论》对《诗·小明》的评析

上博简<诗论>第25号简最后三字作"<小明>不",专家多疑其后有阙.然而简文"不"字后有近两字的空白,证明此简在"不"字之后不大可能有和"不"字系连的文字.这几个字的释读在<诗论>的相关研究中,多呈空白状态.其实,这里是一字为释,用一个字,直指<小明>篇的主旨.简文这里的"不"字当依古音通假之例,读若负担、负责之"负"字.<小明>篇学者多从汉儒之说定为大夫"悔仕"之作,如今得上博简<诗论>的启示,可知并非如此.<小明>一诗的作者应当是一位忧国忧民,与友人相善的正直的、有较高德操的王朝大夫.<北山>、<四月>两诗主旨在于泄私愤而不顾国家安危需求.就诗作者的道德品格而论,<北山>、<四月>两诗与<小明>篇的差距显而易见.清儒姚际恒谓<小明>辞意"浑厚",信然.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三百》的经典化源流

自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从尘封的历史中现身以来,《诗三百》的经学化过程再一次受到关注,《孔子诗论》的出现为我们探寻《诗经》的经典化源流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推进了《诗三百》的普及,战国诸子的著作中引《诗》、证《诗》比比皆是,《孔子诗论》正是产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孔子诗论》与先秦的用《诗》风气是密切相关的,而《毛诗序》与之是一脉相承的,所注重的都是《诗》的教化作用;《诗论》释《诗》与汉儒解《诗》的方式、内容、思想内涵又有很多差别,对《诗三百》走向经典《诗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末清初云间派的复古宗唐诗论

明末清初的云间派以前后七子复古思想为宗.探究了其复古诗论的形成背景、主要内涵及对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影响,其诗宗趣开元,认为宋之诗衰敞,明诗振兴之功则体现在理论和创作诸多方面.云间派同人揭开了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序幕.     

左翼及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与儒道传统思想

左翼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在文学的功能、内容及风格等方面的不同认识与儒道传统思想的分野密切相关,是儒道两种思想艺术观念经几千年历史流变而在现代特定历史环境下走向极致的产物。儒道思想在互补交流中造就了灿烂的古代文学艺术。反之,则导致艺术的偏狭发展。左翼与自由主义文学同样如此。当前,在总结现代文学史"极左"教训的同时,又出现了抑儒扬道、过分张扬自由主义而彻底消解左翼传统的趋向。以"和"的观念对左翼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进行整合,十分必要且相当迫切。     

《大堰河——我的保姆》的"经典化"现象研究

<大堰河--我的保姆>之所以成为新诗"经典",除了其独特的诗质,还有历史的机缘:在它"经典地位"生成过程中,左翼话语的暗合为其历史出场提供了机遇;左翼文学史在现实主义规约范围内梳理艾青诗歌的发展脉络,确立了它的开端和起点意义;新中国新诗编选者勾勒历史的野心,与对读者接受能力和接受范围的自我限制,促使他们要么以"选"代"史",要么在读者期望值之内进行取舍,因此,作为重要历史联结点和读者最为熟悉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便成了必选篇目.正是在不同层面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大堰河--我的保姆>确立了在新诗史上的"经典"地位.然而,如果避开历史运动中的诸多因素,<大堰河--我的保姆>的"经典"地位则值得怀疑.     

《诗》亡隐志——孔门诗教背景下《诗》的文化功能

"诗"与"志"的关系是中国诗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先秦诸子对"诗"、"志"关系多有论述,但从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曾整理、研究过<诗>,对<诗>多有论述的孔子,除"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外,对这个诗学命题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关注.因而,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中出现的"<诗>亡隐志"就显得意义非常."<诗>亡隐志"是孔子在春秋时代用诗背景下,对<诗>的文化功能的总结,同时也是在诗、乐分离之后对<诗>的文化功能的再次规定.它在湮没千年之后的重现,既是对孔子<诗>学思想的完善,也是对以"诗言志"为中心的传统诗学体系的重要补遗.     

诗与《诗格·十七势》——从王昌龄诗论看其七绝创作

王昌龄是一位有自觉理论追求的诗人。他的诗论《诗格》,是对其诗歌创作的理论反思与总结;他的诗歌、尤其是其七绝,是在诗论指导下的有明确审美追求的艺术佳作。王昌龄在诗歌情景理论发展史上首次提出了景、景语、意语、意句等崭新的概念,明确地提出了作品内情景相兼（融）的看法,以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分析诗歌作品内部情景构成的比例,从而指导后学者的诗歌创作。王昌龄的诗歌,是在诗论思想指导下的有意识创作;王昌龄的诗论思想,是对其诗歌创作的理论总结。诗歌与诗论相互印证,从而共同构成了王昌龄文学成就的双璧。     

五四前后关于诗的用典之争及其诗学意义

胡适文学改良"八事"所提出的"不用典",揆诸新旧诗的创作实践,可谓失诸片面.而五四前后以同光体、学衡派为代表的旧体诗人则对"用典"有过一番缜密而深入的思考.他们特别借鉴了宋代诗人善于学古的特点,既对近世旧诗的"用典"积习有严厉的批评,又指出诗中"用典"的意义,持论理性而平正.鉴于同期的西方诗论中,"用典"已成为诗的一个重要元素,重新梳理五四前后这番关于诗之"用典"的论争,应别有一番诗学上的启发.     

梁宗岱早期诗歌创作中的宗教意识

梁宗岱的早期诗歌创作主要体现在1924年出版的诗集<晚祷>中.这些诗借助宗教语境传达了"静穆"的情感氛围,含蓄,有暗示力,同时营造一种象征的灵境.与同时期作家冰心宗教诗相比,一个表现出温婉的,富于爱的情怀;一个则流露出超越自我的有限而追逐其无限的精神气质.梁宗岱早期诗歌的宗教体验,实则是一种"生命意志的彼岸化的需求".追求自我意志的超越性.梁宗岱的诗追求"心灵之真",也与他后来诗论中阐释神秘的象征主义灵境、"崇高之美"有了呼应.     

鹿地亘·鲁迅·《上海通信》——"近现代日本人与鲁迅"论考之一

本文在广泛搜集日本方面相关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鹿地亘其人、鹿地亘与鲁迅以及中国新文学等问题进行实证考察。重新确认鹿地亘以"左翼革命活动家"和"左翼作家"为基点的多重身份及活动;通过《上海通信》三篇纪实文本,确认其读解鲁迅的左翼革命视角,他对具体细节的记述,具有历史价值;他对上海的感知显示了反战思想的某种渊源;他与中国左翼文坛的短暂接触,凝结了不少历史的细节场面,有助于还原历史的"现场"。     

"思无邪"本义辨正

"思无邪"是孔子诗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并由此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对"思无邪"的解释,自古至今多有歧义。"思无邪"是孔子对《诗》具有广泛社会文化功能的总结,是其"诗教"思想的具体体现。《诗·鲁颂·?》中的"思无邪",其意为赞美马匹之多。孔子引来评价《诗》,用的是其文字义。孔子所说的"思无邪",既不是对《诗>思想内容的概括,也不是强调学《诗》、读《诗》之法,而是指称《诗》全面而广泛的社会文化功能,实质是强调学《诗》的重要意义。     

上博简《颂》之"平德"与《大雅》"盛德"对解

周代典乐制度演诗辅政,综合演诗流程是对周代宗法统治秩序的艺术化展演,是对伦理政治内涵的艺术表述,又是诗乐政治教化的流程,<诗>成为承载周礼政治的重要媒介,这决定了<诗>在结集过程中合典乐之需是关键,<颂>、<大雅>为天子乐,<颂>典于祭祀,<大雅>歌于飨燕,二者在演诗活动中不同的政治使命形成不同的典乐表现风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以为<颂>与<大雅>的表现风格有"平德"与"盛德"之别,是对<颂>与<大雅>的典乐政治意蕴与艺术风貌的特征性总结,充分证实了周代典乐制度是以多样化的演诗形式为天子至尊的宗法政治建构多层面的政治保障机制以及思想规范体系.     

当新学遇上旧诗——论严复评点王安石诗的背景、渊源及立场

严复一生评点多种古籍,手批王安石诗是其中一种。他之所以关注王安石,绕不开清末变法思潮的影响以及他对梁启超的批判态度。严复评点王安石诗,不仅与郑孝胥的交游有关,还与闽派诗学关系密切,并受时代诗风的影响,表现出与同光体诗论的高度契合。但是,严复阐发王安石诗与西学思想的会通之处,体现出不同于同光体诗派的批评立场,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接受王安石的全新维度与另面视角,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王安石诗研究。     

"兴"的艺术源起与"诗可以兴"的思想路径

"兴"是古典诗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批评术语."兴"是源于以祭坛为中心的原始艺术活动,是一种古老的诗歌类型,因此它具有原型的历史意义.从艺术的诗之"兴"到思想的"诗可以兴",表现出中国文化思、诗交融的特点.孔子提出的"诗可以兴"是礼乐背景下的一种用诗方式,是"感发志意"和"引譬连类"的思想拓展方式,代表着中国哲学的思想延伸路线.古典诗学是建立在"兴于诗"的理论基础上的,从文学发生的感兴出发,到艺术表现的兴象思想反映的兴寄和审美欣赏的兴味,都反映着兴的诗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     

若比大江流日夜哀丝毫竹在知音--读《谢胱诗论》

六朝时期的谢跳一曲"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响彻古今寰宇,曾引得大诗人李白"一生低首".可惜"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千载而下,对谢朓的研究与关注竟是"门庭冷落车马稀".时下问世的魏耕原先生的<谢朓诗论>(以下简称<诗论>),或许多少可以弥补这一尴尬.     

刘咸炘与古典诗学的最后重构

刘咸炘诗学文献非常丰富,涉及多种选本、诗话等。他以钟嵘《诗品》的《风》《小雅》《楚辞》三系为据,突破门户观念,重新建构了古典诗歌史。他执着于对诗本质的探求,在对古典诗论系统的梳理和阐说基础之上,将源于《诗》教传统的"主文而谲谏"作为诗之特质。针对后世比兴衰而赋存、风衰而骚盛的现实,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以风救骚""风骨"等救弊理论,并以系列选本和自己的创作去践行。其诗学观念受到"御变执两"的道家循环观、章学诚文史校雠之说和清代重整诗学史风气的影响。     

从上博简《诗论》看《诗经·葛覃》所反映的周代礼俗

上博简《诗论》评《诗》,惜墨如金,对于某首诗的评论,一般只有几字,少则仅用一字。而对于《葛覃》一诗则有大段评论,足见孔子对于《葛覃》一诗的重视。通过分析《诗论》中评述《诗·葛覃》的内容,愚以为有助于解决如下几个问题:(1)廓清历来聚讼不休的诗中“采葛女”的身份,进而比较准确地理解诗意;从上博简《诗论》看《诗经·葛覃》所反映的周代礼俗@晁福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①将第24号简系连于第16号简之后,是李学勤、廖名春、姜广辉等先生的卓见。就两简内容上看,皆有“吾以某诗得……”之类的句式,而16简末句与24简首句…     

论“敕撰三集”中的渤海使——以王孝廉与日本嵯峨朝廷的诗赋外交为中心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始于奈良末期的日本与渤海的诗赋外交是我国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延续与发展。同时,这种外交方式的产生还受到唐代文治之风的影响。平安初期赴日的渤海大使王孝廉与日本嵯峨朝廷之间的诗赋外交则是渤日交往史上的一次高潮,这一时期的渤日唱酬诗大多被天皇下命编撰的"敕撰三集"收录。尽管王孝廉献诗给日本天皇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日廷一厢情愿的"上国观",但渤日文人之间的"赋诗相赠"却是建立在相通的汉文化基础之上的一种思想交流、情感沟通和文化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