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理性的嬗变

理性有着十分丰富的人性内涵和文化内涵。由于人与社会现实之间建构方式的不同,它也在不同的层面上展现出来。这说明,理性是历史的理性,有历史的维度。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理性嬗变的历史。由于现代性与理性的内在逻辑关联,现代性的状况也不可避免地通过理性的嬗变表征出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叛离、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殊途同归是现代性的必然反映。     

学术评价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主导成因及平衡机制

我国社会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各种学术评价机构在强大的工具理性主导下,假以不断进步的信息技术手段研制出的各种学术评价结果被异化和泛化使用,由此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愈演愈烈。而回顾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不难发现,如果仅以国家政治价值理性主导学术评价工作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比单纯工具理性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多。因此,在今后的学术评价中应以正确的价值理性为体、工具理性为用,多方参与共同建立主体间性的学术评价场域;政府管理部门应平衡使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结果;评价机构应细化分类,注重差异性和整体性;评价人文社科期刊不能仅靠"影响因子",应以文评刊。     

价值、工具与文化转型

人的双重性存在以及理性对象的双重性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存在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本身的性质以及人们对二者的错误认识所导致二者的断裂产生了文化危机,文化转型成为必然。能整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断裂并促使二者协调发展的新理性精神成为文化转型的主题,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模式为新理性精神提供了现实基础。     

工具理性对我国家庭价值理性的冲击

工具理性在促进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工具理性的越位。家庭作为最为敏感的社会细胞,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冲击在家庭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工具理性的"个人本位"挤压家庭的责任价值;工具理性的"追求物的最大值"侵蚀家庭的情感基础;工具理性的"手段合目的性"驱逐家庭的道德调节机制。而家庭价值理性的回归对家庭抵御外来压力、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国民素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克隆人技术应用的“能做”与“应做”

本文基于哲学的维度 ,以对人的解读为切入点 ,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紧张中 ,分析克隆人技术应用的“能做”与“应做”,反思并祛魅工具理性 ,寻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笔者认为 :在严格的意义上人是不可被复制的 ,克隆人技术至多只是开辟了人类繁衍、自身生命再生产的一个新途径 ;工具理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性与社会问题 ;试图在基因层次上确定“完人”终极标准的努力既不现实 ,又十分危险 ;克隆人技术及其应用作为一种工具理性 ,必须有其目的性价值 ;在对克隆人技术及其应用采取理性谨慎态度的同时 ,应当对探究科学未知活动给予社会宽容。     

公共理性发展：从一元、多元到合作理性

从18世纪到20世纪,康德、韦伯和罗尔斯等人的公共理性思想具有一元性特征,但它们具有不同的思维基础和不同的发展主旨。康德的“普遍的人类理性”立足于认识论层面,留有中世纪理性的道德痕迹;韦伯的“工具理性”则完全融入了组织,从属于法的形式并舍弃了价值属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尽管局限于政治领域,但试图融合法的形式性和道德的引导性。总体而言,工业社会的公共理性主要是一元公共理性。后工业化过程中,博曼等人假设公共领域及其价值的多元化,提出了多元公共理性。这是公共理性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化,但两者都无法摆脱其本质的竞争特性,不利于合作治理的实现。因此,公共理性的发展将走向合作理性的形态。     

论制度建构的人性维度

制度是人类理性建构的综合体。人类理性首先应当被理解为价值理性,并与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相统一。人的需要是制度产生与发展的内在动因。弘扬价值理性的地位和作用,应当把人的生存与生活作为支撑制度合理性的基础,即以人的现实生存状况为制度建构的出发点,以合乎人性的人类生活方式与人的生命的积极实现为制度的落脚点或归宿。     

基础设施工具理性的缺陷及其价值理性的回归

作为一种政府治理的集成工具，基础设施的工具理性既弱化又强化了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基础设施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人们就越难对其潜在的负面效应进行预估和应对。在一定意义上，有关基础设施的实践会创造出某些不平等的秩序和不确定的未来，但现代政府的治理方案依然倾向于继续修建和使用基础设施。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工具效能的不稳定性以及发展建设过程中的矛盾性，是基础设施工具理性缺陷的重要成因。基础设施的价值理性具有批判功能、规范功能和政治功能，能够在“造物”和“用物”过程中关照人的发展状况和精神目标，为基础设施的修建者和使用者呐喊。从思维、理念、审美和治理技艺等方面共同推动基础设施价值理性的回归，促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是应对基础设施治理危机的重要路径。     

理性的假设:主、客体关系

不同理性包含不同的主客体关系假设。工具理性的假设是主客二元对立 ,它赋予工具理性能有效地操作客体 ,但工具理性却导致了人与人关系的疏离。儒家理性的假设是主客合一 ,但它使人在面对客体的约束时无能为力。交往理性的假设是通过真诚的交往在自我与他人关系上达成共主体关系。它能克服工具理性造成的人与人的疏离状态 ;但这种借助语言的交往无法在人与自然之间进行 ,要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有待于理性的进一步发展。     

梁启超艺术教育思想的价值理性

对艺术教育的考察和实践可以有两个角度,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梁启超强调艺术教育在"新民"、情感教育和趣味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他的艺术教育思想虽然产生于极度重视工具理性的历史时期,但却特别强调艺术教育的价值理性内涵。他希望通过艺术教育促进人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反映了他主要从价值理性出发来思考和实践艺术教育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