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网络视域下老旧小区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对策

社区治理不只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社会治理的前端。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和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老旧小区治理推进过程中面临行动者异质或缺位、行动者间的联结不足等多重困难。本文探讨了行动者网络对于维系老旧小区协同治理体系动态作用,提出从挖掘异质问题、鼓励利益表达、征召、动员四个方面加强转译能力以提升老旧小区协同治理水平。     

关系、结构与利益表达--政策制定和治理过程中的网络范式

现代国家政策制定与治理有三种模式:自上而下的科层治理模式、自下而上的多元主义模式和平行结构的政策网络模式.政策网络治理模式是一种新的治理模式,也是一种对治理问题新的分析框架.政策网络范式一方面重视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和结构对政策制定和治理的作用,另一方面注重分析政策行动者的利益表达对政策制定和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并强调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强弱对政策制定和治理的深远意义.政策网络范式力图将制度分析法和理性选择分析法结合起来,试图解决结构与行动者、网络与社会背景、政策网络与政策结果之间的辩证关系,全面透视行动者如何在一定的制度、文化背景下改变政策制定和治理的格局,加强政策自身的学习能力.     

居委会直选与城市基层治理——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直接选举的分析

本文从治理理论出发,分析社会变迁形势下城市基层治理与城市社区构建的内在关系,以及不同基层治理模式所对应的实现途径和社会基础。文章认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任务之一在于解决基层治理的政治有效性,构建具备自治理能力的现代城市社区。当前的居委会直接选举是一个有益的尝试,通过由政府主导的选举对社区自治组织进行赋权,实现社区权力的让渡和建构,可以较快和较有效地构建以居委会为核心的集中型的基层民主治理网络,减少在国家治理与私人治理之间的隙缝。基于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换届选举的观察和访谈,本文初步总结了在直接选举条件下基层治理格局的有利变化及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就政府对于居委会直选的引导和管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社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治理推进的障碍因素分析

协同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的一种途径,在社区生态文明的建设过程中,协同治理能够推动社区各治理主体形成有机合作,协同有序的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促进社会整体及各部分之间的可协调发展。本文分析了实现协同治理过程中的障碍性因素,并提出了破解这些障碍的关键所在。     

结构洞:陷入与社会资本的运作——竞争者的社会网络结构理论

伯特(Burt)的《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一书虽然带来了很大争议,但却在经济社会学界和组织研究领域产生了共鸣,迅速成为网络分析中的经典文献,而“结构洞”这个术语一时间还成为管理咨询人员的时髦用语。伯特以“市场生产函数”为起点,顺着个体中心网络的路子,以整体网络分析思路,将影响市场回报率的“机会”问题和参与博弈的行动者的社会网络联系起来,分析了能够带来信息收益和控制收益的有效的社会网络的构造形式,提出了“结构洞”理论,发展了企业组织分析的网络结构视角中最为完善的模式①。一结构洞理论:社会网络分析的传统承继与逆转…     

军民融合产业协同创新网络运行机制研究——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

当前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网络尚未实现资源有序联系和科学配置,理清其组建过程和运行逻辑,对优化军民融合产业,提高协同网络运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揭示军民融合产业协同创新网络的内在运行机制和逻辑.研究发现:在军民融合产业协同创新网络中,政府是核心行动者,国有军工企业、军队等是其他人类行动者,产业环境、发展愿景是非人类行动者;协同创新网络初期运行过程中,政府通过识别强制通行点,挖掘并赋予合作利益,吸引其他行动者加入网络;协同创新网络进入动员阶段后存在多种参与模式,核心行动者或变为军工企业,需要各行动者及时关注,调整身份.这将为军民融合产业相关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角度和思路.     

“结构—过程”视角下社区复合治理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路径——基于南京市社区治理实践

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复合治理是适应了中国国情和治理场景的治理理论。对社区复合治理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并从“结构-过程”的理论视角出发论述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和居民群众等作为治理主体在社区治理中应有的角色定位,结合南京市社区治理实践,分析当前社区治理创新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制约,从价值引领、技术支撑以及行动复合三方面出发助力社区复合治理体系的创新和优化。     

玲珑湾里议“家事”我的家园我做主

说起社区的“多方共治”,除了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之外,另外一个庞大的社区治理群体就是社区居民自己。社区居民不仅仅是社区治理的客体,同时也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如何充分动员全体社区居民通过一定的组织、一定的方式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如何真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全面提升社区整体的治理能力。江苏省苏州市玲珑湾社区为此不断地探索整体治理方式,结合自身居委会管理和服务强、居民自治自管能力弱的现状,在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社工委的指导下,成功推行由社区党组织领导、社区居委会指导和管理下的居民自治理事会,让社区居民真正感受的“我的家园我做主”,不断提升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的水平和能力。     

层级自治:行动者的缺席与回归——多中心治理视野下的城市基层治理研究

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形态就是由不同层级的行动者所创造的基层自治体系.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城市基层自治的行动者正在经历着从缺席向回归的转移.城市基层自治体系中的行动者是由楼组、社团性组织(自治家园)、业委会、居委会等组成的.不同层级的自治所解决的议题是不同的.楼组自治、自治家园和业委会自治有其特定的局限性和治理限度.以居委会为载体的自治平台是城市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的基石.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视角,基于对城市基层治理的经验总结以及基层治理的主体递进逻辑和物权逻辑,提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层级自治模式”,唤醒基层治理中的行动者,实现行动者的回归,推动城市基层治理的善治.     

结构洞:陷入与社会资本的运作 ———读《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

罗纳德·伯特(Burt)的《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一书以"市场生产函数"为起点,将影响市场回报率的"机会"问题和参与博弈的行动者的社会网络联系起来,分析了能够带来信息收益和控制收益的有效社会网络的构造形式,提出了"结构洞"理论,发展了企业组织分析的网络结构视角中最为完善的模式(Pfeffer, 1998).     

利益关系网络变迁与社区治理多元模式的形成

内嵌利益关系网络是城市社区结构诸要素关系的基础。计划经济时期,以单位制为载体的管控式利益网络是“单位—街居制”一元模式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社区结构的异质性不断增强,给内嵌利益关系带来明显变化,形塑了多元治理模式。在仍存留单位制社区、老旧社区、公（廉）租房社区和“村改居”社区,政府运用有针对性的利益管控手段,依然维持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在新型商品房社区,政府缺少有效的利益管控抓手,社区治理模式的形成取决于政府、社会和市场在利益博弈中的行动策略和角色,社区治理亦走向协同治理。     

结构、界面规则与利益表达:社会和谐构建的社会网络范式

和谐社会意味着社会整体上实现了高度的整合,社会各主体和要素间关系稳定、协调和有序,无根本利害冲突。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野下,社会结构不断分化与重组的趋势要求寻找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与之相适应,社会网络范式是一种针对社会整合问题而提出的新的分析框架,网络关系的界面规则是行动者关系的基础。行动主体之间关系治理机制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重要性。     

公共性溢出：社会治理中的社区社会资本职场关联（2009—2021）

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关键治理载体,职场将如何在社会治理转型中影响社区社会资本的凝聚。基于全国“职业经历和社会网络”调查2009年至2021年四期截面数据的分析发现：职场之于社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性溢出的作用特征。第一,进入职场能提升居民结构性和认知性社区社会资本。第二,相较于未进入职场居民,进入职场的居民在社区社会资本上的优势不断扩大。第三,身处党政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体制外部门的居民,在社区社会资本凝聚上呈现差异特征。在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中,职场在提升居民公共事务参与意愿和能力上既体现职场普遍性又体现体制差异性,进而与社区社会资本形成正向关联。这不仅体现了职场的社会价值,而且展现了体制内行动者的治理潜力,还提示了社会治理和社区社会资本中潜在的职场和体制部门分化风险。     

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视域下基层社会治理探究

社区作为社会的细胞,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社区治理场域有着多元的行动主体,然而在协同治理过程中,社区主体行动者的能力弱化问题尤为突出。因此,以新公共服务理论为视角,以长沙市社会治理改革创新为个案,在深刻剖析事实的基础上,揭示新公共服务理论在解决我国社区治理中所出现的社区居民主体和社会组织主体能力弱化、多元主体协同弱困境所具有的实用价值下,进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探索。     

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鼎足关系、博弈过程与协调措施

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等多元治理主体并形成鼎足关系,三者因资源分配以及职责目标等的差异而存在冲突。居委会与业委会虽然是自治组织,但居委会因接受街道办的领导而具有行政权力,因此在对社区居民服务过程中,居委会与业委会并非站在同一平台上。业委会通过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代表业主的直接利益,要接受居委会、社工委和房管局的多重管理,业委会、居委会因存在权力交叉而会发生冲突。物业公司受聘于业委会,对社区居民提供的服务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以居民付费为前提的,物业公司在与居委会、业委会博弈过程中也会通过降低服务质量或者提升收费水平而提升边际收益。多元治理主体间存在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社区治理体制不合理,因此在提升社区治理水平过程中,需要通过在物业公司与业委会间订立书面合同、政府介入理顺物业公司与居委会间的关系,以及合并居委会与业委会的职能等多种方式,创新多元治理主体间的互动机制,提高社区治理水平。     

关系治理对PPP项目控制权影响的实证研究

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会影响PPP项目控制权的实际配置,但鲜有学者量化分析关系治理与控制权的关系。开发PPP项目控制权配置量表收集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关系治理、控制权与项目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信任和承诺与社会资本的控制权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的控制权整体上与项目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公私部门之间增进彼此信任,并恪守承诺有助于公共部门向社会资本让渡控制权,提升项目绩效。（2）合作与社会资本的控制权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沟通与社会资本的产品（服务）定价、特许经营期和收益分配的控制权存在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公私部门通过协调合作、密切沟通,提升项目绩效的关键路径并不是向社会资本让渡控制权。因此,政府应基于公私双方的信任、承诺、合作和沟通的关系情景,动态调整授让给社会资本的控制权结构,以便有效发挥关系治理和控制权配置协同改善PPP项目绩效的作用。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研究——以美地社区实践为例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由基层政府主动发起,以政府购买项目的形式开展治理创新探索.社工机构评估社区需求提供方案,竞争承接项目,在基层政府提供各类资源、协调沟通各方关系之后,进驻社区开展社区服务.专业社工受聘于社会机构,依托专业社工技能,利用社区服务站平台,在“两委”领导之下开展各项社区服务工作.项目合同周期完毕,中立第三方机构接受政府委托,以居民与政府部门为对象,基于项目目标,评估社工机构治理绩效.美地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的探索意义重大,以基层政府协同推动“三社联动”方式有效地提升了社区治理的绩效,社区民众满意度提升,社区“两委一站”行政工作也获得政府管理部门大力认可.     

二元困境中的社区居委会角色分析——以NJ市D街道为例

在我国由单位制社会向社区制社会转型过程中,社区逐渐成为社会成员生活的重心所在,因此,对社区管理体制也提出了新的现实要求和管理机制创新的历史要求。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管理体制的核心部门其在角色认同上还存在二元分离的张力倾向,即在传统角色定位和现代角色要求中间存在角色断裂,本研究基于“国家---社会”二元性研究视角,探讨当前社区建设中社区居委会的角色定位。从研究居委会的传统角色入手,通过对角色困惑的分析,对居委会的角色重构进行研究,以期对提升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完善城市基层治理提供裨益,以实现社区社会的良治。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城市社区治理离不开共建的多元参与、共治的联动与共享的目标成效。福建省福州市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在党建引领、提升社区居委会治理能力以及社会组织和社工参与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但是在社区自治、治理主体均衡发展、联动共治机制以及法律、人才保障方面还存在制约和瓶颈。推动城市社区治理,需要进一步健全社区自治机制,优化共建结构,建立共治机制,提升社区治理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从而提升共建共治共享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水平。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以天津市HX园业主自治为例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市社区自治是现代社区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持续提升其治理水平,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对天津市X区HX园社区治理模式的分析,探讨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新模式——业主自治模式,并揭示其优劣,以期为我国其他城市正在探索中的社区治理及自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