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发展协商民主的基础性条件探析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以理性的公共协商为核心的协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选举竞争为主要方式的自由民主和代议民主的不足,对世界各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元开放的公民社会的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的价值选择、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发展以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和"文化等四个方面,分别构成了我国发展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制度基础和文化基础,并且我国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也已经形成了政治协商、民主恳谈会、听证会和社区议事会等协商民主的雏形,但我国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协商民主,必须在协商主体、渠道、程序和范围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现代民主发展的新趋向——评张扬金博士的《权利观与权力观重塑——哈贝马斯协商民主思想研究》

民主理论源于民主实践。民主理论既随着民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民主理论又能动地反作用于民主实践。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无疑是当今政治学界有关政治民主化理论问题的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协商民主是西方社会利益分化和社会阶层结构激烈变动的产物，主张通过政治多元主体间的协商互动，能有效弥补选举民主或代议民主在多元化价值前提下难以达成一致的事实，从而为加强公民和团体与政府间的对话与合作，建立社会对公共利益的道德和责任，消除社会分歧，推进政治共识，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政府的合法性来源提供基础。     

深化中国协商民主的公民认同——一种观念史的研究路径

中国社会关于"反动"的看法以及曾经的滥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协商民主的公民认同.为了防范这一点,首先应从观念上厘清"反动"之所以然,以使合法或合理的"反对"更充分地展现出来.具体来说,应从词源、词语辨析、词语自身划分以及词语滥用的根源等方面进行考察.其次,还应强固公民认同,其具体举措是:加强公民团结,巩固协商民主的精神纽带;普及公正,强固公民对协商民主的忠诚;增强公民的理性能力,使协商民主建立在科学精神之上;稳步发展民主政治,拓展和深化协商民主的共识;不断进行公民教育,改善协商民主的公民气质;加强公民社会生活中民主习惯的训练,使它成为协商民主的坚固的奠基石.     

基于协商民主的行政决策听证探析

以平等尊重、理性讨论、信息公开为核心理念的协商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于西方的一种重要的民主参与理论,被认为是解决社会利益冲突、强化决策理性与正当性、增进社会共识与信任的良方,得到了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一度成为政治理论的显学。听证作为协商民主的一种实践形式,在我国很多行政决策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与协商民主对公民参与决策的要求相比,我国目前的听证制度在听证目的、听证程序、听证事项的设定权、听证代表的选择权及听证的公信力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从协商民主的视角出发,可以从引导公众做好听证准备、优选听证代表、实行结构化的公开理性讨论、听证主持人保持中立、鼓励参与听证的各方代表保持对他人的平等与尊重、赋予听证结果一定的约束效力等方面对现有的行政决策听证制度进行充实和完善。     

协商民主对宪政主义的贡献:理论及实践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主张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审议和协商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从而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宪政主义是当代国家治理的基本途径,但在当下的发展中,遭遇了来自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普遍的不平等和文化多元主义等各方面的挑战,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实践为宪政主义摆脱困境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智识贡献:整合宪法原则,为人民主权和人权原则的同源性辩护;平衡宪法关系,顺畅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沟通;补强宪政制度,修正和发展以选举为中心的代议民主.     

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

协商民主是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其核心概念是公民参与。协商民主理论直接诉诸公共利益、强调政治参与、妥协包容和尊重少数等，在实践上与我国政治协商概念具有一致之处。借鉴协商民主理论，对于人民政协更好地履行政治协商职能具有一定作用。     

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其核心概念是公共协商,强调对话、讨论、辩论、审议与共识。协商民主既肯定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又尊重国家与社会间的界限,力图通过完善民主程序、扩大参与范围、强调自由平等对话来消除冲突,保证公共理性和普遍利益的实现,以修正传统民主模式的缺陷和不足,所以具有规范意义和实践意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仅属于西方,中国也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协商政治,但其中具有较成熟和完善制度架构的是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平台的政治协商制度,它既有明显的优势,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为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应该完善政治协商,促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     

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公民精神培育

协商民主在我国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或民主实践形式,更是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协商民主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追求"最大公约数",体现集体主义基本原则。公民精神与协商民主中的公民参与具有正相关关系,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形式下,有利于现代公民精神的培育。因此必须做到:强化公民参与,促进公民精神养成;营造"尚公重私"的良好政治文化环境;拓展协商民主空间场域,延展公民精神的培育领域;发挥网络协商民主新形式培育公民主体意识自觉。     

论协商民主理论价值原则的政治文化根源——以中西方政治文化比较为视角

中国的内陆型文化与西方海洋型文化导致了它们与协商民主价值之间的融合与背离。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民众在政治体系中始终处于附属地位;西方政治思想则始终体现出政治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奉行人性善的理论;在西方则是人性本恶和趋利避害占主流地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积蓄了统一、尚同的思维惯式,而西方更崇尚竞争。协商民主价值原则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构建,体现出中西方政治文化比较中的兼容并蓄特征。要通过构建协商主体的独立政治人格,保证政治参与的民主性,注重对公民公共理念的培养,增强政治体系的包容性,在公共理性基础上实现协商民主的合作功能。     

协商民主视阈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

协商民主与党内民主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党内协商民主对当前党内民主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虽然协商民主并非是发展党内民主的惟一路径,但党内民主的推进无疑可以借鉴协商民主的若干合理之处。具体而言,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以人民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从协商民主中汲取符合国情和党情并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有益的元素,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     

论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逻辑基础及启示

公共理性和西方政治文化传统是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逻辑基础.公共理性的建立与诉求的不成功,加之西方文化传统所导致的物质与文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价值分离,导致了西方协商民主的实际运作难以达到预期的成果.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决定了其理论的特点和表现形态.中国协商民主的建设和发展应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确立其价值取向和价值定位,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模式.     

人民政协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研究——基于协商民主的理论分析

随着中国政治发展走向现代化、民主化及法治化,人民政协的功能几经变迁,与中国政治的发展紧密相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求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作用。本文通过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梳理,结合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认为我国是民主集中制下的协商民主。新形势下,需要通过对协商制度的法制化、协商形式的程序化和加强人民政协自身的建设,促进人民政协充分发挥为人大分担部分政治参与功能和利益表达及整合功能以进行有效的社会疏导。     

协商民主如何嵌入中国民主治理场域——公民参与的视角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方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好的结合点。其在中国民主治理场域的实践,受到了公共领域的弱小及公民参与能力及意识局限的影响,现阶段须在公共理性的导引下,通过非正式公共领域中的社区自治为实践平台以合法规避外部干预,开展小规模的协商民主实践。其目的是推进理性的、实质性的公民参与,促使公民学会协商并对公共协商建立信心,这是协商民主嵌入中国民主治理场域的先决条件与可能的路径依赖。     

立法协商中的非政府组织功能及其实现

为了推进我国的民主法治进程,基于协商民主理论和我国政治协商的实践经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入开展立法协商"的理念,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再次重申了"民主立法"的重要性。在法治国家建设的宏伟目标下,立法协商成为实现良法体系构建的重要机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但由于缺乏权力制约的政治框架,协商主体分散,协商能力失衡以及公民性品格缺失等方面的原因,导致我国的立法协商陷入了困境。而非政府组织在消解立法协商困境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必须加强非政府组织能力建设,以此来推动立法协商机制的完善。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村级治理创新——基于晋江市新塘街道社区议事会的调查

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探索路径和发展方向,尤其在政治社会化进程相对较弱的中国农村,探索出一种为群众所接受并具可操作性的协商民主制度形式来弥补当前村级治理困境意义重大,本文从新塘街道社区议事会的制度实践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运行规范、实践成果及制度优劣等多维度立体分析研究乡村协商民主的制度范式与创新价值,并进一步探索其发展路径。     

人民政协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研究——基于协商民主的理论分析简

随着中国政治发展走向现代化、民主化及法治化，人民政协的功能几经变迁，与中国政治的发展紧密相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求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作用。本文通过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梳理，结合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认为我国是民主集中制下的协商民主。新形势下，需要通过对协商制度的法制化、协商形式的程序化和加强人民政协自身的建设，促进人民政协充分发挥为人大分担部分政治参与功能和利益表达及整合功能以进行有效的社会疏导。     

中国公共决策民主化新探——协商民主理论在制度层面的启示

随着国内外学者对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深入,其研究重心已经开始由民主理论越来越转向现实制度建构层面,其中,协商民主理论对公共决策问题的关注为公共决策研究开拓了崭新的视角,对实现中国公共决策民主化具有许多重要的现实启示,具体表现在有助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与政治协商制度;有助于健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决策制度;有助于实现基层民主决策的新形式。     

协商民主理论本土化的可行性与路径选择

协商民主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属于典型的西方话语系统.对中国而言,这一理论可以引进,但由于中国和西方的国情以及民主化进程所面临的问题不同,因而在西方多元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协商民主理论要想对中国的民主化发挥更大的理论影响,就必须加强以本土为思考对象的理论反思.应该基于从中国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概念、范畴和方法而不是国外舶来的概念、范畴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协商民主实践中的本土问题,建构本土化的协商民主制度,进而生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话语系统,形成能够更有力地解释和指导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框架.     

协商民主的风险及其化解

协商民主的优与劣并举,安全与风险共存.协商民主具有内在风险和潜在风险.内在风险表现为:异化民主的主体、背离民主的内容、伤及民主的价值、破坏民主的程序和扭曲民主的决策;潜在风险表现为强化精英主义民主、变成传统好人政治、导致网络暴民参与、降低政治运转效率和损害弱势群体利益.因此,在中国,要想化解协商民主的风险,就必须加强党时协商民主的领导,形成完备的社会主义宪政体制,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构建选举与协商的双轨民主模式,建立协商民主风险的预誓机制.     

公共理性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规范价值及其法治建构

作为稳态民主的构成要素，公共理性的实质是公民集合体通过理性的公共运用，实现异质社会多元主体间的持续性规范合作。基于公民身份产生的公民责任和建制化的协商程序是形成公共理性的基本前提。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中，公共理性以民主方式创设民主条件的适用路径，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规范价值。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建构公共理性需要在法治各领域系统性重塑公民责任：在立法领域，应不断提升人大立法协商的法治化水平；在执法领域，应逐步完善信息公开等具体机制，确保政府协商的规范化运行；在司法领域，应着力优化司法协商的程序机制，确保人民参与司法实践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