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中国协商民主的公民认同——一种观念史的研究路径

中国社会关于"反动"的看法以及曾经的滥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协商民主的公民认同.为了防范这一点,首先应从观念上厘清"反动"之所以然,以使合法或合理的"反对"更充分地展现出来.具体来说,应从词源、词语辨析、词语自身划分以及词语滥用的根源等方面进行考察.其次,还应强固公民认同,其具体举措是:加强公民团结,巩固协商民主的精神纽带;普及公正,强固公民对协商民主的忠诚;增强公民的理性能力,使协商民主建立在科学精神之上;稳步发展民主政治,拓展和深化协商民主的共识;不断进行公民教育,改善协商民主的公民气质;加强公民社会生活中民主习惯的训练,使它成为协商民主的坚固的奠基石.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

协商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自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学术界逐渐关注这个新兴领域,协商民主理论超越了自由民主,是选举民主的补充,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以及在民主平等和公共理性培养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可以提高公民意识,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     

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

协商民主是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其核心概念是公民参与。协商民主理论直接诉诸公共利益、强调政治参与、妥协包容和尊重少数等，在实践上与我国政治协商概念具有一致之处。借鉴协商民主理论，对于人民政协更好地履行政治协商职能具有一定作用。     

协商民主如何嵌入中国民主治理场域——公民参与的视角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方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好的结合点。其在中国民主治理场域的实践,受到了公共领域的弱小及公民参与能力及意识局限的影响,现阶段须在公共理性的导引下,通过非正式公共领域中的社区自治为实践平台以合法规避外部干预,开展小规模的协商民主实践。其目的是推进理性的、实质性的公民参与,促使公民学会协商并对公共协商建立信心,这是协商民主嵌入中国民主治理场域的先决条件与可能的路径依赖。     

基于公民参与网络的公共精神重建的研究

公共精神是民主社会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美德,是一个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素质。长期以来我国是一个公共空间比较狭窄,公共精神比较缺乏的社会。公共精神的缺失将会影响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也会影响公民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的形成。构建公民参与网络,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是当前社会治理的关键问题之一。     

协商民主理论视角下政治信任的培育

政治信任是中西方国家及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政治信任的生成同政治参与的程度、政治参与制度化以及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协商民主意味着公民平等地参与政治过程,在实质性的程序和制度框架制约下,秉持理性、包容和相互尊重的公民精神,通过公共协商实现偏好的转变,达成共识,从而赋予立法、决策合法性。因此,我们一方面可以乐观地认为,协商民主能够增强民众对政策的认同和对政府的信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协商民主自身的局限,它对政治信任的生成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协商式民意调查:协商民主的一种制度设计

协商式民意调查是调和政治平等与协商、落实协商民主理念的最基本的一种制度设计.依照严格的程序,协商式民意调查不但有助于民意的探究和改善公共决策的品质,而且通过公开协商的环节,普通公民也会逐渐提升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养成参与的美德、提高参与的能力和厘清对政策的认识.作为一种有效的公民参与形式,协商式民意调查对中国扩大公共参与、拓宽民意渠道和完善民主决策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当代西方公民参与面临着民主参与精神和公共领域衰落、公民身份和权利流失、公民共和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内在张力等困境,并通过非政府组织平台,实现了进入"生活政治"和"公民治理"的转向.近年来我国非政府组织获得了蓬勃发展,其中的公民参与具有特殊的"中国"意义和取向,因此,积极促进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推进"公民治理",就成为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重要而持续的社会动力.     

社区民主:培育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最佳途径

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正探索实现善治的途径。善治的实质在于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公民社会正在城市共同治理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参与者身份。公民社会形成的内在基础是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政府组织当然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组织者和发起者,但政府无力也无法直接去培育公民的政治参与的能力。当前,只有发展社区民主是培育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和现实选择。发展社区民主、构建和谐社区首先要完善社区自治组织建设,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组织平台;其次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增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内在动力;再次要探索新型的政治动员模式,引导公民理性的参与行为。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政策议程设定

在目前中国的体制下,阻碍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府主导型的议程设置模式、特殊利益集团对政策议程的不公平的干预、片面追求GDP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因素只能导致社会问题的积蓄和扩大,不利于矛盾的解决。而作为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理论,强调公民参与的议程设定模式,体现公民参与的公平、效率、自由和安全,以保证公共政策所应有的价值和目标取向。     

论协商民主理论价值原则的政治文化根源——以中西方政治文化比较为视角

中国的内陆型文化与西方海洋型文化导致了它们与协商民主价值之间的融合与背离。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民众在政治体系中始终处于附属地位;西方政治思想则始终体现出政治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奉行人性善的理论;在西方则是人性本恶和趋利避害占主流地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积蓄了统一、尚同的思维惯式,而西方更崇尚竞争。协商民主价值原则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构建,体现出中西方政治文化比较中的兼容并蓄特征。要通过构建协商主体的独立政治人格,保证政治参与的民主性,注重对公民公共理念的培养,增强政治体系的包容性,在公共理性基础上实现协商民主的合作功能。     

“民主评议政风行风”的兴起、瓶颈及路径

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标志,也是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是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评价政府服务行为的民主活动之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政治民主化进程以及公民社会的崛起,为行风评议兴起和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历经十余年的实践,行风评议的功过得失需要总结和反思,行风评议的实效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公民参与的方式和程序有待进一步完善,民主的权重及官民互动有待进一步优化。从未来向度来看,必须积极培育公民社会成长,提升公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必须健全民意表达机制,完善公民参与制度设计;必须建立评议回应机制,兑现评议承诺。     

立法协商中的非政府组织功能及其实现

为了推进我国的民主法治进程,基于协商民主理论和我国政治协商的实践经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入开展立法协商"的理念,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再次重申了"民主立法"的重要性。在法治国家建设的宏伟目标下,立法协商成为实现良法体系构建的重要机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但由于缺乏权力制约的政治框架,协商主体分散,协商能力失衡以及公民性品格缺失等方面的原因,导致我国的立法协商陷入了困境。而非政府组织在消解立法协商困境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必须加强非政府组织能力建设,以此来推动立法协商机制的完善。     

人民政协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研究——基于协商民主的理论分析

随着中国政治发展走向现代化、民主化及法治化,人民政协的功能几经变迁,与中国政治的发展紧密相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求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作用。本文通过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梳理,结合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认为我国是民主集中制下的协商民主。新形势下,需要通过对协商制度的法制化、协商形式的程序化和加强人民政协自身的建设,促进人民政协充分发挥为人大分担部分政治参与功能和利益表达及整合功能以进行有效的社会疏导。     

基于协商民主的行政决策听证探析

以平等尊重、理性讨论、信息公开为核心理念的协商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于西方的一种重要的民主参与理论,被认为是解决社会利益冲突、强化决策理性与正当性、增进社会共识与信任的良方,得到了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一度成为政治理论的显学。听证作为协商民主的一种实践形式,在我国很多行政决策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与协商民主对公民参与决策的要求相比,我国目前的听证制度在听证目的、听证程序、听证事项的设定权、听证代表的选择权及听证的公信力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从协商民主的视角出发,可以从引导公众做好听证准备、优选听证代表、实行结构化的公开理性讨论、听证主持人保持中立、鼓励参与听证的各方代表保持对他人的平等与尊重、赋予听证结果一定的约束效力等方面对现有的行政决策听证制度进行充实和完善。     

广西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实现形式的拓展问题及其解决途径——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

近年来,广西人民政协完善了全体会议、常委会议、主席会议等既有协商形式,创新了专题协商、界别协商、对口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协商平台,开辟了网上提案、网上议政、网上论坛等网络协商民主实现形式,但也暴露出发展后劲乏力的问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实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新形势下,广西政协协商民主实现形式拓展需要结合广西实际,融入"国家治理"理念,重塑广西政协既有协商民主实现形式,强化广西政协协商民主平台的制度化、法治化、科学化建设,积极创造条件,加快推进广西政协网络协商民主实现形式拓展。     

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其核心概念是公共协商,强调对话、讨论、辩论、审议与共识。协商民主既肯定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又尊重国家与社会间的界限,力图通过完善民主程序、扩大参与范围、强调自由平等对话来消除冲突,保证公共理性和普遍利益的实现,以修正传统民主模式的缺陷和不足,所以具有规范意义和实践意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仅属于西方,中国也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协商政治,但其中具有较成熟和完善制度架构的是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平台的政治协商制度,它既有明显的优势,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为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应该完善政治协商,促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     

人民政协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研究——基于协商民主的理论分析简

随着中国政治发展走向现代化、民主化及法治化，人民政协的功能几经变迁，与中国政治的发展紧密相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求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作用。本文通过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梳理，结合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认为我国是民主集中制下的协商民主。新形势下，需要通过对协商制度的法制化、协商形式的程序化和加强人民政协自身的建设，促进人民政协充分发挥为人大分担部分政治参与功能和利益表达及整合功能以进行有效的社会疏导。     

公民参与:服务型政府的建构路径

服务型政府是"公民本位型"的民主政府。一方面服务基调的奠定为公民参与服务型政府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公民参与服务型政府构建也具有提高制度供给能力,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推动公共服务民营化的现实价值。为此,要从参与氛围、组织载体、制度渠道、参与形式、公民素质等五方面来强化公民参与能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我国发展协商民主的基础性条件探析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以理性的公共协商为核心的协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选举竞争为主要方式的自由民主和代议民主的不足,对世界各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元开放的公民社会的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的价值选择、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发展以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和"文化等四个方面,分别构成了我国发展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制度基础和文化基础,并且我国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也已经形成了政治协商、民主恳谈会、听证会和社区议事会等协商民主的雏形,但我国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协商民主,必须在协商主体、渠道、程序和范围等方面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