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一被动到多元联动——中国城市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的构建与完善

网格化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社会管理模式,具有规范、清晰、高效、创新、综合、统一等优点和特征。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在发现、处理、考核与监督、法规与体制等层面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为了进一步完善城市网格化社会管理,应当以社会前端管理为重点,以服务公众为核心,充分整合现有的各类管理资源和管理力量,实现城市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从单一被动到多元联动的转变,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网格化管理的效益。     

社区治理创新中的网格化服务管理实践

2012年以来,荔湾区首先探索社区警务网格化服务管理,进而逐步在全区范围内推广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从现实情况看,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有效提升了社会管理的精细化,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需要通过搭建信息沟通传播平台、发展社会组织壮大网格队伍、科学界定政府职能等措施加以解决。     

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国家政策(2005—2020):变迁历程、演进逻辑与未来走向

以2005年7月国家建设部出台《关于推广北京市东城区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的意见》为起点,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国家政策纷纷出台。迄今,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国家政策经历了初创探索、深化拓展、精准优化等三个发展阶段,并遵循着政策理念由“规范化管理”转向“服务性治理”,政策主体由“单一主体”转向“多元主体”,政策范围由“个别领域”转向“多方领域”的演进逻辑。未来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国家政策应继续强化“服务”与“治理”的政策理念、进一步完善政策主体的多元协同机制、持续推进强化政策内容的横向与纵向耦合等。     

网格化社会治理:理论逻辑、运行机制与风险规避

网格化治理是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探索方向,如何认识、理解以及评价网格化治理,将影响到国家基层治理的发展走向。从权力运行的向度建构"纵向权力—横向权力"的分析框架,运用此分析框架,对苏南N镇网格化治理实践进行剖析,结果发现:纵向权力强化的力度大大强于横向权力的扩展与参与,以致这种"权威依赖型治理"会带来社会空间挤压、技术凌驾于价值以及治理目标抵牾等风险,造成基层治理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紧张。化解网格化治理风险的关键在于将服务功能与管理功能统合起来,加强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联动的共治模式,以社区协商促进基层治理公共性增长。     

数字化转型下网格化治理的逻辑、实践与路径

积极构建网格智慧工作体系,以形成反应便捷、协同高效、服务精准的“微治理”单元,是保障城市公共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防线。近年来数字城市建设、城市治理的技术化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汇集在一起,以资源整合、流程再造、服务融合为基层赋能的网格化运作逻辑,极大提升了社会治理效能。基于广州“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的智慧网格治理建设实践可看出,打造智慧网格需进一步从理念更新、信息整合、流程优化、平台开放、队伍建设等方面持续创新,探索完善路径,以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的信息化智慧化转型,为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夯实根基。     

城市社会管理网格化模式的定位及其未来

作为新时期中国城市社会治理的一种创新方法,网格化管理在推进过程中存在着运行成本过高、持久性不强、弱化社区自治、网格泛化等风险。有鉴于此,我们应努力处理好网格化管理体系构建过程中"行政性"和"社会性"的关系,寻找"政府治理"与"社区自治"之间有效的联结点。     

将水环境纳入网格化治理的成效、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广州市“河长3号令”的实施调研

2019年3月广州市"河长3号令"明确提出将治水纳入网格单元中。以网格单元为基础是面对复杂多元的治理需求应运而生的社会治理模式,它强调责任、服务、共享、协调等,具有权责明确、信息畅通、灵活高效、精细化服务管理等特征和优势。网格化治水标志着广州市的水环境治理已经迈向纵深化与常态化模式,充分体现了广州将水环境整治与产业转型升级、社会治理等结合起来实施"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整体治理"的全局性部署和长远的城市治理思路。对当前广州市网格化治水推行情况的研究,有助于厘清存在的问题、分析成因和形成对策思路,对进一步完善治水方案、形成长效常态水环境治理与社会治理机制,打造生态宜居广州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治理视角下的城市管理

城市管理过程中"人、物"分离是导致城市管理效能低下的制度成因。本文从公共治理的视角解读城市管理的内涵,以北京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为案例,探索以数字化人口管理监督平台为载体,实现城市管理与社会管理的有效对接,通过制度创新,将公共治理理念落实在城市管理的实践之中。     

西安市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西安市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上,应着重构建多元协作治理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社会管理主体从政府单一化向政府、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公众等多元化转变;在管理运作机制上,开辟多种平等对话渠道与协商机制;政府应用市场的手段调动企业、非营利组织以及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构建新的基层管理模式;建立多元化沟通平台,构建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弱势群体权益保障机制;改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网格化治理结构优化路径探讨——以结构功能主义为视角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子系统,社会治理体系在实现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等治理目标的同时,具有促进不同治理体系整合的功能,而功能作为结构的体现,其释放取决于相应结构的支撑.当前网格化治理模式在治理结构层面,强调治理主体共同在场下的位置权变调整;而在其功能输出层面,存在治理主体整合功能失调、公众需求满足严重依赖政府、治理目标缺乏统合以及规范引导相对薄弱等问题.这可以通过精准化权变治理主体位置、打造网络化权力运行格局、拓宽治理主体间对话渠道以及完善规范体系建设等结构优化路径,使网格化治理输出功能得到强化.     

广州市从化区社区建设的问题及对策

广州市从化区社区建设坚持党的领导,构建"三位一体"城市社区治理结构,打造特色小镇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推进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服务工作。社区治理具有行政化倾向,社会组织管理培育机制不足,社区居民自治能力缺失,网格化管理工作保障不够,社区党建工作有待加强。社区建设要政府社区及时归位,明确各自职责权限;重视社会组织培育,推动专业力量参与;创新服务模式,打造综合服务平台;完善保障机制,激发社区工作活力;坚持党建引领,形成共治共享模式。     

“协同服务”: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创新模式——浙江省舟山市岱西镇调查

中国20世纪80年代推行的“乡政村治”新体制取得了卓越的乡村治理绩效.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农村社会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需求和新矛盾使得乡村治理与和谐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2007年以来,浙江省舟山市回应农村社会发展新需求,推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建构了以“协同服务”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新模式,实现了农村基层组织的重构,创新了农村基层社会的协同服务机制.同时,这一机制创新也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特大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近年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管理问题呈现敏感性、复杂性等特点,现行管理模式暴露出不少问题。本文以广州为例,重点分析特大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从行政救助到合作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反思现行救助管理模式,深入探讨构建政府、社会力量及公众等共同参与的"网络式"救助管理模式之实践路径,以更好地促进特大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     

浅论公共危机的协作性治理

公共危机影响重大,以往的应对和处理模式的有效性不能令人满意,而公共危机的协作性治理则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思路。本文在对传统公共危机管理模式反思的基础上,介绍了协作性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并提出了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间协作治理公共危机的基本思路。     

小城镇特色社区网格化服务模式的初探

随着社会管理体制的不断创新,"社区网格化服务"作为一种新型社区服务模式在城市社区尤其是大城市社区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由此作为现代社会特殊类型的小城镇社区也被要求不断完善其服务体系,引进"社区网格化服务"模式。虽然这一模式的引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是很多小城镇社区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水土不服"。笔者在全面分析小城镇社区网格化服务提出的背景,梳理其在推广发展中遇到的困境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构建"社区联络员"网格化服务模式、"居民情互助式"网格化服务模式等小城镇特色社区网格化服务模式。     

社会组织参与易地安置社区治理的现实梗阻与优化路径分析——以广西L县Z社区为例

易地搬迁社区兼具“农村”和“城镇”的特征,社区搬迁户的异质性与管理的复杂性使得社区治理问题尤为突出,因此,社区治理研究更为迫切。以广西L县易地搬迁安置Z社区为例,以社会组织参与为切入点,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探究社会组织参与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的现实梗阻及优化路径。研究表明：社会组织参与重铸了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的社会资本,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提供信任基础、参与平台及规范约束,有效推进了搬迁社区治理。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信任断层、网络脱嵌及制度缺失等问题,需要在搬迁社区后续治理中予以优化和解决。     

提升街镇网格化综合管理法治水平的几点思考

街镇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是城市基层网格化管理的枢纽,承上启下,其运作情况直接关系到城市网格化管理的效能。当前一些城市开展街镇网格中心实体化运作,并取得了系列成就,但在实践中也面临管理主体法治素养有待提高、相关法律政策有待完善、行政执法资源需整合、顽症处置的有效性需提升、执法的权威性有待强化、管理大数据需有效利用等问题,本文在重点分析此类法治化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建议。     

公共数据资源共享的嬗变:从粗放式管理到精细化治理

政府对公共数据资源进行数据治理是一场推动治理结构、服务模式、治理决策和绩效评估的变革,但由于目前尚处于粗放式的管理阶段,存在着共享平台"统"而不"通"、业务信息"拥"而难"用"、数据资源"汇"而不"惠"以及管理制度"兴"而难"新"等问题,亟需由粗放式管理模式转变为精细化治理模式,切实做到数据采集精确化、数据储存标准化和数据应用高质化。     

从治理到被治理:论基于数字平台型企业的社会治理

数字平台型企业日益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在数据收集、数据处理、社会控制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成为日益强大的巨型组织。然而,数字平台型企业与社会治理之间存在双重紧张。数字平台型企业从根本上讲,奉行资本的逻辑,即它非常明确地指向营利;而社会治理的逻辑是公共性逻辑,追求的是公共利益。进而,数字平台型企业所拥有的大数据的公共性与企业的经营之间也存在紧张。因为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逆性,这就需要我们未雨绸缪,根据新信息技术的发展特点,转变治理思路,从“先野蛮生长再治理”的老路转向“先建构治理架构再发展”的新路,把政府监管的重心从知情同意转向由使用者承担更多的责任,进而重塑数字平台型企业的治理结构。     

论社会治理对社会管理的扬弃:一个研究综述

社会治理的本质是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社会治理的主体具有兼容性,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善治。社会治理在主体、模式、目标、过程等方面实现了对社会管理的否定之否定。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演变是逻辑的必然;但这种演变尚存在许多困境,当前主要应该从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公民社会和社会组织的培育两个层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