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碎片化”到“无缝隙”:一种农村公共服务治理范式的转换分析

当前,关注农村公共服务治理有助于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是,多种因素积聚而成的“碎片化”范式已经成为制约“三农”发展的新体现.“无缝隙”范式以整体性治理为理论支撑,倡导部门间协作与沟通,能够有效破解“碎片化”范式的局限性.“无缝隙”范式要求在“治理功能、治理层级、公私合作治理”上进行具体的路径整合,归纳提出“农民需求导向,政府统筹负责,多元协同互动”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从“碎片化”到“无缝隙”,成为农村公共服务治理范式变革的新趋势.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乡村治理变革

整体性治理范式契合当下中国乡村治理变革的现实需要。借鉴和运用整体性治理有助于推动乡村治理观与治理体制机制的整体性创新与变革,有利于促进乡村治理方式上的整体性转型和民生导向的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整体性治理也为创新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模式,克服农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提高风险治理能力提供可行的治理途径。     

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动态演进、关键问题与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是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也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语境中动态演进并持续深化的。在社会流动进程中,城乡要素配置失衡、乡村社会共同体解体、治理机制碎片化等关键问题亟须解决。推动新发展阶段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能恢复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态价值,也能改善城乡之间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问题。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要推动整体协调治理,实现村级治理范式的“嵌入性整合”,突破治理机制碎片化困境;要鼓励动态平衡发展,健全城乡要素互动的“联动性发展”机制,激活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提升思想价值意识,通过“公共性赋能”强化村域自治,保障村落集体利益的多元供给,在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     

社会变迁下乡村社会治理的理想类型及其实践

随着我国乡村流动性的加大和信息化的发展,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大大增加,应对由此产生的新形势、新问题需要采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甚至范式。受吉登斯、卡斯特等人社会空间理论的启发,可以从信任、空间两个维度将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分为四种理想类型,即在场地域性社会治理、缺场地域性社会治理、在场脱域性社会治理和缺场脱域性社会治理。为了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乡村在充分发挥传统的在场地域性社会治理、缺场脱域性社会治理作用的同时,需要重视缺场地域性社会治理、在场脱域性社会治理的实践和创新。     

关系、结构与利益表达--政策制定和治理过程中的网络范式

现代国家政策制定与治理有三种模式:自上而下的科层治理模式、自下而上的多元主义模式和平行结构的政策网络模式.政策网络治理模式是一种新的治理模式,也是一种对治理问题新的分析框架.政策网络范式一方面重视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和结构对政策制定和治理的作用,另一方面注重分析政策行动者的利益表达对政策制定和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并强调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强弱对政策制定和治理的深远意义.政策网络范式力图将制度分析法和理性选择分析法结合起来,试图解决结构与行动者、网络与社会背景、政策网络与政策结果之间的辩证关系,全面透视行动者如何在一定的制度、文化背景下改变政策制定和治理的格局,加强政策自身的学习能力.     

后实证主义视角下的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及其管控

机制碎片化已经成为当前全球治理发展的一个核心特征和重要趋势。但在围绕整体性治理与复杂性治理的长期争论中，实证主义研究路径未能就机制碎片化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向度作出判定，从而无法阐明面对整体性治理机制的低效或停滞，符合全球治理“去中心化”基本取向的机制碎片化发展为何没有实现多元协调和有效治理，反而加剧了全球治理失灵。文章引入后实证主义研究视角，阐释了人类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共同催生的当代全球风险社会下，理性行为体在碎片化的机制复合体中走向“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导致机制碎片化在全球治理中产生负面作用的必然性。全球风险在国际体系系统层次引发的“根本的不确定性”取代个体有限理性，成为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建立合作秩序的主要障碍。为消减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管控机制碎片化，全球治理机制构建的价值应当被理解为向行为体提供应对“根本的不确定性”的社会空间。以务实性治理实践缓和机制间竞争，以互补性机制协调抑制“规则套利”，以共同发展为导向塑造确定性合作共识，促使各治理主体在机制复合体中聚焦共同治理目标、形成共同责任感、凝聚治理方案共识、提升共同行动能力。     

供销部门土地托管的复合型碎片化困境及治理——基于山东省平安县的案例分析

土地托管作为供销社综合改革试点的关键突破口已经成为全国发展的典范,但在全国土地托管迅猛发展的同时,供销部门土地托管遭遇碎片化困境而退出托管服务市场。公共政策依附于科层制,但又不仅仅依赖于政府,由此对政府碎片化理论展开批判的复合型碎片化理论模式成为本文的研究基础。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山东省平安县为例,分析供销部门土地托管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碎片化特征、成因及其机理。研究发现,供销部门土地托管政策主体及其运行规则的碎片化构成了静态政策碎片化的基本内涵;碎片化主体在动态化的政策实践场域中策略性地引用碎片化的规则构成了动态政策碎片化运作的实践。最后,在借鉴整体性动态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应构建整体治理结构、培育整体性治理理念、提高动态治理能力等建议,以消解供销部门土地托管碎片化困境。     

迈向大数据时代的城市风险治理——基于多案例的研究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得城市风险治理出现了重大变革。大数据城市风险治理框架分为二个面向及六个维度,二个面向是指治理技术和治理思维;六个维度是指多方协同、治理过程、环境风险、健康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多案例研究表明,尽管大数据最近才被广泛关注,但在实践中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得到了运用。这一治理模式能够促进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彰显"第三方治理"的独特优势,也有利于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治理的新格局。与传统治理模式相比,它有利于从简单因果假设向复杂相关分析、从应激式向预警式、从行政化向"互联网+"、从忽视个体向精细化、从感性向量化治理模式转变。同时,它也存在一些局限,如"精确的错误"、"大数据傲慢"、使用范围有限性及数据安全等问题。但勿庸置疑,这一源于复杂性科学思维的治理模式为我国城市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治理理念、政策工具和研究范式借鉴。     

感官社会下媒介技术风险治理：一种“悬置”数据的批判

所谓“悬置”数据,意味着将数据技术视角暂时搁置,质问网络媒介之上还剩余什么,继而探究当下媒介环境中人之耳目在经历什么。由此发现,网络媒介亦密切关联着与视觉、听觉、触觉有关的感官技术,建构了与人耳目相关的媒介感官环境。因此,当下媒介社会未必只是多样化、加速化、计算化的数据社会,亦是一个不断碎片化、幻象化、感性化的感官社会。在感官技术推动下,感官社会迎来的是透明的、断裂的、超饱和的生活世界,娱乐化、符号化、商品化的经济系统,以及具有竞争性、脆弱性、高度复杂性的公共生活。然而,技术另一面也呈现着人的主体性被蚕食、文化活力与韵味衰减、公共话语失序的技术风险面向。因此,未来治理应树立感官正义理念,及时关怀弱势群体之生存状态,不仅应采用激励型治理模式弥补免疫式商业治理的不足,还应在公共议题下超越传统宣传范式,努力把握共情叙事方法,寻求技术风险治理的创新。     

治理走向何处: 基层社会治理的单位选择和范式转向 ——兼谈《被困的治理（1980—2009）》

“基层社会秩序如何可能”一直是中国研究的议题之一,《被困的治理》某种程度延承和回应了这一蕴味十足的议题。在对基层研究“村落、县域以及乡镇研究单位”的审慎性反思后,它从容地选择既兼顾乡村生活复杂性又兼顾科层组织制度分析长处的乡镇作为田野研究起点。在深描河镇近30年的历时性事件变迁时,《被困的治理》也试图与传统基层治理研究中的主体范式和规则范式对话,并结合当前多元化治理主体、双重性治理规则以及治理媒介资源的基层结构化情境变迁,构建“复合治理”概念借以弥补传统基层治理研究范式的遗憾。虽然复合治理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基层社会变化的新视角,但基层社会本身在复合治理的“双重、多元、灵活”的标准下又陷入治理的困境。总的来说,《被困的治理》在提供启发性引导时,又给我们遗留下了“治理走向何处”的未结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