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可以“双赢”吗?——中国工业行业细分视角下的强“波特假说”研究

面对"粗放型"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中国迫切需要找到一条合理且高效的环境规制道路，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双赢"。选取2003-2015年工业部门37个行业面板数据，构建污染密集指数划分行业类型，结合系统广义矩估计和门限回归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行业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1）环境规制强度由强到弱依次是: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型行业；（2）环境规制对GTFP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特点，环境规制与GTFP整体呈"U形"关系，其中，重度污染型行业环境规制与GTFP呈"倒U形"关系，中度和轻度污染型行业环境规制与GTFP呈"U形"关系；（3）重度污染型行业环境规制已经跨过拐点处于抑制GTFP阶段，中度污染型行业还未跨过拐点，有待进入激励GTFP阶段，轻度污染型行业已经跨过拐点处于激励GTFP阶段。因此，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更加着眼于中度污染型行业环境规制，逐步优化重度和轻度污染型行业产能结构，建立合理高效环境规制组合，达成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采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我国制造业28个行业2001—2013年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并采取线性标准化方法构建环境规制的综合测量体系来量化环境规制强度。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总体上是有效率的,技术进步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环境规制促进了制造业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行业分类来看对重度污染行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中度污染行业具有阻碍作用;而对于轻度污染行业的作用结果不显著。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利用2006—2011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研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制造业整体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但进一步分行业来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有利于污染密集型行业技术创新,但对清洁生产型行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因此,政府应根据各行业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形式的环境规制政策,以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环境规制下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基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分类的门槛效应研究

将工业行业分为高度、中度和低度污染密集型三类,构建环境规制下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模型与基于面板门槛的最优环境规制强度模型,探究环境规制下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机制在不同行业组的差异和变化,并确定各行业组的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改变了FDI对环境质量原始影响机制的大小和方向,不同行业呈现不同的特点。高度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越高,FDI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越显著。中度和低度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存在门槛效应,处于最优的门槛区间时FDI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最显著。     

投入产出视角下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协同效应

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重红利"的必要途径。为此,构建环境规制影响工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三阶段分析框架,利用中国2002-2015年大中型工业企业35个分行业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在区分行业间污染排放强度波动趋势异质性的条件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非线性影响及分阶段作用机制,找寻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最优协同区间,进一步引入交互项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之间的交互影响与协同效应,以综合探究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协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除在污染排放强度为递增样本,环境规制与创新人员、资金投入均呈现"U形"关系;（2）环境规制与创新知识、产品产出均呈现"倒U形"关系;（3）虽然在全样本中存在创新投入产出分阶段协同作用的最优环境规制区间,但中国现阶段环境规制水平还处于各曲线拐点左侧,远低于协同区间水平;（4）在创新技术研发阶段,存在环境规制与创新资金投入的协同效应,在创新技术转化阶段,存在环境规制与创新知识产出的协同效应。目前,中国工业行业整体环境规制水平仍然较低,为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应提高环境规制强度,针对不同工业行业制定环境规制滚动修正、动态调整机制,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     

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课题通过理论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影响效果实现的约束条件,进而结合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及激励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减少污染排放、提高环境质量的事实,引入辅助变量污染排放量,构建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影响的连续模型。对连续模型化简后得到离散模型。根据离散模型,结合我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技术创新等历史数据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及实现该影响效果的约束条件,并提出提升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作用的政策建议。     

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的“本地—邻地”绿色创新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在破解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绿色发展之路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日益凸显。基于2007年—2019年全国280个城市的宏观面板数据,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可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在异质性检验中发现,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效果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分布区域的城市中表现不同。进一步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对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协同作用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检验时发现,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不仅可以促进所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还可以促进周边邻近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研究结论为推动金融集聚和健全环境规制以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清洁生产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对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3年开始实施的行业清洁生产标准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匹配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清洁生产环境规制的环境治理效果进行评估。研究表明: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且这一减排效应在东部地区、国有、大规模及高耗能企业,在高技术和重污染行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探究企业污染减排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清洁生产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够倒逼企业从事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污染减排,这为“波特假说”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支持。此外,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通过强化市场选择机制加速了企业的优胜劣汰,这表现为清洁生产环境规制所形成的资金和技术壁垒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阻碍潜在企业的进入。对于在位企业而言,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在降低高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概率的同时也迫使低生产率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     

环境规制、资源重置与工业行业转型升级

环境规制能否成为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抓手,成为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研究内容.将资源重置纳入环境规制与产业转型升级框架内,探讨环境规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是否对产业群体发挥了强制性精洗作用.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激发行业内与跨行业的资源重置,对产业群体发挥了"强制性精洗"的作用,从而显著促进我国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行业异质性,技术发展水平与污染程度对于产业转型升级中的环境规制资源重置效应具有重要影响,在环境规制约束下,高污染、中低技术行业要素投入变化、行业组成结构变动的幅度较大.结合行业的技术发展水平与污染程度建立恰当的环境规制强度,激发要素流动以及企业退出、转产行为,从而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     

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区位的比较研究——基于空间视角的分析

污染产业的有序转移关系到落后产能的淘汰和环保技术的创新.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费用型、投资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类,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区位的作用机理,在实证层面上运用SAC模型从空间视角对2004-2014年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成本效应、创新效应和集聚效应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产业投资区位的影响差异显著,就影响方向来看,治污投资总体、城镇环境基础建设和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提高能够吸引更多污染产业投资;就影响机制来看,费用型规制、治污投资总体、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激励作用,而费用型规制、治污投资总体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则表现出显著的负集聚效应.因此,应根据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阶段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当的环境规制工具组合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集聚影响的行业差异及门槛效应研究

环境规制将通过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进而通过前后向关联、劳动力共享和技术溢出等外部经济效应影响制造业集聚,影响大小因行业污染密度不同存在差异且具有门槛效应.选取2006-2017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及21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首先将其根据平均污染密度分为高污染制造业与低污染制造业两类,然后依据门槛面板模型分别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这两类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状况,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和低污染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均有显著的门槛特征,但影响方向相反,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正向影响,而对低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负向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负向影响,而对低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正向影响.     

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本文基于1998—2020年我国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以绿色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检验了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呈倒“U”型影响,对绿色技术创新呈“U”型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能够降低能源生态足迹,在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之间具有负向中介作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均呈倒“U”型影响但作用效果不同,东部地区大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抑制能源生态足迹效果最为显著;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有效传递了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的影响。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地域差异性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全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对中国31个省份自治区按照经济发展和环境状况进行客观的地域划分,利用31个省份自治区2002—201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不同地域技术创新的影响,得出针对不同地域,环境规制对其技术创新有着一定的正向或负向作用的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分析

在工业强国战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已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构建非线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U形”关系,环境规制在低强度范围内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而在达到最佳环境强度范围时则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是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重要途径,政府环境规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东西部地区、政府补贴程度高和非国有工业企业中的影响更为显著。未来应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同时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

针对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然而,地方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的过程中受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制约,使得传统环境规制的收效有限,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为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对解决当前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问题的效果,基于2012—2019年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年度数据,利用多期倍差法考察了这一制度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及作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整体上有利于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并通过促进地区专业化集聚来发挥作用。同时,该制度对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重度及中度污染行业的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改善作用明显,也对大规模、国有及民营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效果显著。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中央环境规制政策最终由地方政府监督、企业履行落实,意在使污染企业减少污染排放和技术创新。以“十一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为自然实验,以清洁企业为对照组、污染企业为实验组,从地方政企策略行为的视角,理论与实证分析中央环境规制政策通过减污效应和创新效应对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1）中央环境规制使地方政府更有激励给予清洁企业以政府补贴和融资便利,而污染企业会采取减少产出、迁移、产品转换、退出市场等威胁性策略,迫使地方政府为其提供政府补贴和融资便利,以进行技术创新和污染治理。（2）与清洁企业相比,污染企业一方面因治污成本增加,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而另一方面因融资贷款用于研发创新生产更多新产品,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最终使中央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3）异质性检验发现,中央环境规制仅提升了国有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降低了中部地区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对生态韧性的影响

在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生态的韧性更加值得探讨。基于“本地—邻地”效应的视角,以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2007—2019年环境规制对生态韧性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并检验了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能有效提升本地生态韧性,相较于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式环境规制作用力度更为强烈;环境规制对本地生态韧性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即东、中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2）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影响生态韧性过程中发挥着中介效应,且在正式环境规制中更为强烈。（3）环境规制对邻地生态韧性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相较于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作用力度更为强烈。上述研究结论为如何利用环境规制提升中国生态韧性提供了决策参考。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的经验

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背景下,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不仅为理解FDI如何影响环境提供新的视角,而且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框架下,将雾霾污染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及规制效应,进而揭示FDI影响雾霾污染的内在机理,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进行检验,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FDI引致的雾霾污染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1）FDI对雾霾污染有双重效应:其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雾霾污染,而通过技术效应改善雾霾污染。（2）环境规制在改善本地FDI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同时,倒逼污染型FDI转移到邻地,阻碍了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技术进步,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3）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但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FDI对雾霾污染产生先加剧、后抑制、再加剧的影响;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跨越一定的门槛,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由"污染避难所"效应向"污染光环"效应转换。（4）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有显著差异,非正式环境规制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改善雾霾污染的更关键的因素。因此,在优化营商环境、实施分类环境规制、污染联防联控等方面的协同努力下,能充分发挥FDI的环境福利效应。     

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一项来自河北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当前中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时期,地方政府和企业面临着资源环境的约束压力。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进步因此成为学术界和政府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以河北省为例,选取2009-2012年制造业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方法,通过针对区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双重影响分析,得出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表现出"U"型特征,具体表现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激励效应,在区域内表现得不显著,企业规模、投资水平等因素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通过抑制投资水平,对技术创新产生了间接影响。为此,要求地方政府应当制定适宜的环境保护措施,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来消除负面影响。     

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演变的影响

通过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全域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布及显著性检验,实证研究2004—2014年中国各省份环境污染的空间格局与空间演变;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影响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份的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在区域空间分布上形成了高低两个集聚区域,低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东部向东南部扩展,高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西北部向东北部扩展;（2）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对环境质量的改善起阻碍作用,表明中国目前的环境规制确实存在“绿色悖论”,技术创新并未激发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改善环境质量,中国并不存在“污染天堂”;（3）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直接效应远大于间接效应,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也就是说,本地环境污染受本地环境规制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大于受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本地环境污染受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大于本地的工业化水平和技术创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