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代际分工与农村妇女地位提升

中国农村家庭在转型期形成的代际分工模式对促进妇女就业和提升妇女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代际分工模式将中青年妇女从家务负担中解放出来,缓和了妇女的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的紧张关系,为妇女持续参与市场奠定了重要基础。代际分工模式建立在亲代对子代厚重的责任伦理和家庭本位的生活逻辑之上,是转型期农民家庭应对现代性压力的重要方式。本文分析表明,代际分工模式重塑了妇女与家庭的关系状态,妇女地位的提升不再完全是家庭内部权力斗争和权力博弈的结果,而是家庭功能性整合的产物,从而超越了家庭权力斗争的视野。因此,对妇女地位的研究要立足中国本土的社会基础和制度环境,促进妇女权利保障与家庭发展的良性互动,实现妇女地位提升、真正通往美好生活的目标。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伦理、自治与强制

受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近年来家庭秩序与传统家国观念频受挑战。《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定的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弱者保护等原则,反映了立法者对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传统伦理与现代法理、家庭本位与个体自由、国家管制与家庭自治等理念的贯彻与平衡。家庭伦理与现代法理的共治旨在追求家庭共同体的完整和睦、家庭成员在情感与利益上的互利互助,以及个人尊严、自由与幸福的自我实现之间的平衡。《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原则（第1041条第1款）以及强调家风建设等伦理道德理念,表明婚姻家庭编兼顾维护家庭团体属性与保障成员个人自由的立法思路;婚姻家庭编基本原则所包含的实质正义理念,为法官对有关身份关系协议进行形式控制与法律审查提供了价值指引,有利于妥当平衡家庭法领域个人的自治权与弱者获得实质公平保护之间的冲突。     

传统家庭伦理与现代家庭道德建设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对现代家庭道德建设具有深刻影响和当代功用。其主要内容如父慈子孝、长尊幼卑、谨身节用、齐家兴国等积淀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诸多方面，良莠并存。现代家庭道德建设要批判地继承传统家庭伦理。既要深入挖掘优良传统，积极提升人伦价值，提倡艰苦奋斗，树立良好家风，又要注意克服消极因素，防止传统陋习死灰复燃。     

传统家庭伦理与现代家庭道德建设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对现代家庭道德建设具有深刻影响和当代功用。其主要内容如父慈子孝、长尊幼卑、谨身节用、齐家兴国等积淀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诸多方面,良莠并存。现代家庭道德建设要批判地继承传统家庭伦理,既要深入挖掘优良传统,积极提升人伦价值,提倡艰苦奋斗,树立良好家风,又要注意克服消极因素,防止传统陋习死灰复燃。     

与人相关系,因情而有义——梁漱溟的伦理内涵探析

伦理是梁漱溟一生主流思想中的“航标性”话题,其内涵有三个要点:一是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二是伦理为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互间之情谊关系;三是新的伦理重点转移到团体与个人关系之间.家庭伦理生活的价值显然被梁漱溟无限放大了,我们只能在严格分明家庭生活与公共生活界限的情况下认取其家庭伦理中美妙而有限的价值     

我国独生子女家庭中代际伦理嬗变的背景和特征初探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的迁徙与流动也越来越频繁,我国的家庭结构、功能以及人们的家庭观念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家庭结构从传统的大家庭到现代核心家庭的变动;生育观念从传宗接代到精神慰藉的转向;代际责任关系从传统父慈子孝到单纯抚养子代的转移;代际交往关系从血缘群体到朋辈群体的扩展。由于家庭代际伦理关系的变化,从而使得家庭代际伦理的评价标准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家庭代际伦理关系中心的下移;家庭代际伦理关系核心的转移;家庭代际伦理关系的平等化;家庭代际伦理关系的惟一性。家庭代际伦理应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充分发挥其职能,维系家庭的和睦,追求家庭的和谐,让家庭真正成为自由、舒适、温情的乐园。     

夫妻与亲子: 中西方文化家庭伦理观比较研究

作为一种文化的体现,家庭是个体获得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的来源。由于不同的自然、经济和文化条件以及漫长的历史沉淀,中西方形成了家庭本位与个人本位、宗法人伦关系与契约人伦关系、父子轴和夫妻轴不同的家庭伦理体系,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家庭价值观。研究中西方家庭伦理差异,有益于更好地处理好家庭成员中夫妻、亲子的关系。     

多文化融合背景下的土耳其家庭伦理电影

土耳其作为横跨欧亚大陆的伊斯兰国家,其深厚的历史渊源造就了民族文化中的融合性和包容性,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为主的家庭伦理观念深刻影响着土耳其文化艺术的创作发展。梳理土耳其家庭伦理电影的发展历史,指出其创作特征:对建构和谐温暖家庭的呼吁、对传统父权观念的坚持和对西方个体本位观念的认同,并与同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中国家庭伦理电影进行异同性比较。     

新家庭主义与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变,为农民家庭带来更大压力的同时激活了农民家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促进了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并塑造出“新家庭主义”的伦理观念。“新家庭主义”在农民日常生活中主要体现为代际合作的伦理实践。代际合作是乡村社会转型期农民家庭资源积累和压力应对的重要方式。由于村庄社会结构和市场区位条件的差异,不同区域农民家庭的代际互动方式和代际合力强弱具有较大差异,从而赋予新家庭主义以丰富的实践内涵。可见,新家庭主义不仅是传统家庭主义的延续,而且在家庭现代化压力的滋养下呈现出复杂的区域类型。新家庭主义的区域类型与经验定位有助于丰富对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性质的认识,它不仅为学界关于中国家庭变迁的争论提供了富有包容性的理论视野,而且为家庭政策的精准施行奠定了基础。     

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型,重构了家庭再生产过程的资源配置逻辑、权力互动方式和价值实现路径。农民家庭的内部动员和资源凝聚回应了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发展性目标。家庭功能在“恩往下流”的资源配置模式中强化,形成家庭功能对家庭政治与家庭伦理的吸纳效应。因此,现代性压力激活了家庭的功能之维,重构了家庭运行的基本动力,塑造了转型家庭的实践形态——功能性家庭。基于“功能——结构——伦理”的配置,功能性家庭揭示了家庭转型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因素的复杂关联,展现了中国家庭制度的弹性,推动了农民家庭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