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裁判中的说理

司法裁判的本质在于提出解决纠纷的处理意见。既然提出意见,就必须对其正当性予以说明,讲出理由。说理作为一种对处理意见的证成活动,自然有其主体、客体、素材、方式、方法等要素。同时,说理的规范化必然依赖于各种程序制度的保障。     

论司法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

我国移植和借鉴了西方法律制度,建构起了中国现代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并形成了现代的法律思维。但是,我国公众的法律思维没有随着我国法治的现代化而根本改变,仍然受我国传统法律思维的影响,进而阻碍了现代司法理念和制度在社会中的运用。为了更好地解决纠纷,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不得不考虑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在我国现代法律思维与传统法律思维仍然冲突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论司法裁判过程中司法的克制主义

法律文本的含义是具有客观性的,司法裁判过程中的法律解释必须充分尊重法律文本含义的客观性,法律文本的含义有一定的范围.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解释应该奉行司法克制主义的法律解释立场,由此而言,我们需要捍卫司法裁判过程中司法的克制主义.     

法律规则与司法裁判关系探析

法律是作为规则体系的“准实在”,司法活动需要在规则的教义性和救济性中予以把握l同时规则的正当性和回应性应在司法过程中生成和证立。因此,有必要区分制定法规则和判例法规则,并认真对待它们之间的功能区别和价值关联,以圆满地实现法律的正义承诺。     

我国司法裁判中法律解释的完善途径

为了证明司法裁判的正当性、解决案件实体问题、救济个案当事人,在司法裁判中必须对概括抽象的法律进行解释:针时我国司法裁判中存在的对法律解释的不当制约,提出对其解除的方法和时合理制约构建的可行途径,以期完善我国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解释.     

裁判文书“司法索引”功能定位的形态演化与改革展望

在人民法院司法工作“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的建设背景下,裁判文书显示出“司法索引”的功能定位,其改革孕育了裁判文书司法索引的萌芽形态。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进阶,实质上引发了人民法院裁判数据改革,裁判文书实现了从“被索引”到“索引化”的转变,司法索引功能定位形成;“要素索引”形态的出现,标志着裁判文书司法索引形态成熟。以知识为中心的人民法院信息化4.0版建设开启了裁判知识改革,裁判文书司法索引迎来从“要素索引”到“知识索引”的形态突破。为实现裁判文书司法索引形态的突破,需要进一步深化裁判文书改革,深推人民法院裁判数据改革,深耕人民法院裁判知识改革。     

司法裁判与情感

指出随着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大众法律意识的增强,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司法裁判问题,尤其是媒体积极关注的一些案件往往引起人们的激烈争论,有时这种社会舆论也会对最终中的司法判决产生重要影响,司法裁判已经不是一个简单法官适用法律条文断案的问题,人们的情感因素也添加其中;分析了司法裁判到底是否应该考虑情感因素。     

司法裁判规范的证成分析

作为法律三段论大前提的裁判规范应当是一个经过严格证明合乎法律并对某具体案件事实具有规范作用的命题,它是裁判者衡量或判断当事人的行为有无违法的重要尺度,是决定当事人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和根据。然而,法律条文中的法律规范不是针对某一具体案件,具有抽象性、模糊性,不能直接成为得出判决结论的正当理由,因而在法律推理过程中应当运用某种有效方法对它进行证成,使之既具有合法性又有合理性。裁判规范融贯性的证成需要一种旨在达成合理共识的论证程序。只有在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才有实现融贯的可能。     

司法裁判吸纳民意机制之建构

司法裁判领域中的民意存在的问题有：民意表达欠缺合理性基础、正当的民意表达与不当干预并存、法院对如何处理民意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有必要建构一个司法裁判吸纳民意的机制,从民意书的主体及表达方式、民意书的提交与公开、法院对民意的回应等方面规范民意对司法裁判的影响,尽可能多地在司法裁判中吸纳合理的民意成分,确保司法裁判能够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公正。     

行政诉讼电子证据司法裁判研究

通过对行政诉讼实务中电子数据证据的运用情况、法院对于电子证据的审核认定规则以及电子证据行政诉讼案件的法律适用的研究发现,在行政诉讼司法裁判中,涉及电子证据的案件数量巨大且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但电子证据受到质疑或者成为法院审理焦点的案件却很少。在电子证据案件的审核认定中,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很少成为法庭审理的焦点。在法律适用上,能够作为电子证据案件依据的行政法规范太少,已有的规范或者过于简单,或者效力等级低,适用范围狭窄。公共行政管理中电子证据取证和运用的规则有待完善。     

博弈视角的冲突与合作均衡解

冲突,源于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个体理性和一次博弈;合作,来自共同利益、集体理性和重复博弈;路径,＂相关均衡＂——博弈均衡选择、＂聚点均衡＂——默许交流机制、＂谢林定理＂——限制己方行为、＂强势威慑＂——构建混和战略。冲突—合作—路径,以博弈方式所达到的均衡解。     

现代科技的风险类型及其博弈研究

现代社会充满了未知和风险。科学技术从过去到当今在各种风险规避、防范和治理中都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和作用。然而,随着全球风险社会趋势的日益明显,现代科技在其产生和应用的过程中,自身也遭遇到多重风险,陷入了发展的困境,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开始动摇。科技所带来的＂副作用＂和科技应用的多重风险问题开始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本文运用博弈论研究现代科技的各种风险,归类并分析了现代科技自身的各种技术风险、经济风险和伦理风险,研究了这些风险背后的相关博弈,如知识博弈、利益博弈和道德博弈,等等,并呼吁建立相关的科技风险治理机制和科技责任的全面落实。     

公路货运超载治理博弈分析

为了有效扼制公路货运超载行为,针对当前国内公路货运超载的现状,构建了一个超载-治理博弈模型,并以此模型为基础,梳理治理超载主要时期超载方与治理方的博弈历程,分析超载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提出了既有效又具可行性的公路货运超载治理方案,即在超载方和治理方博弈中加入新参数,如行政成本、内部化的外溢成本等,并结合体制改革,如加强市场进入管理、普及计重收费制度等,建立了治理超载的长效机制。     

从关联理论看广告标示语的推理

基于关联理论分析广告受众如何通过广告宣传者所设置的明示刺激来获得最佳关联。结果表明:广告宣传者正是通过明示刺激的设置而达到吸引广告受众的注意力、宣传广告产品、劝说广告受众购买被宣传产品这一目的。     

自然:西方文化之源——博弈论的视野

梁漱溟曾论及人的三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人己关系。相应于这三大关系就有三大博弈。在原初时分以三大博弈中的何者为主,在相当程度上"锁定"了一个文化的走向。希腊———西方文化的源头,即以人与自然的博弈为主。与自然界博弈的特点是重复、策略有限,以及演进,正是这样的博弈方式塑造了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沿着由简到繁的路径,由自然界而人际关系而人类自身,由实验室而工厂而人类社会,一路走来,成果斐然;同时也给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西方人自己带来严重后果,难以前行。西方文化必将以及正在深刻反省,并与从另一个角度同样正在反思的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等彼此交流乃至融合。     

气候伦理儒家原则的经济学阐释——基于博弈论的角度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跨学科的复杂性问题,很多学者已将其追溯到伦理学层面.系统梳理儒家哲学的自然观和气候伦理原则,从博弈论的角度对儒家哲学以"和为贵""明分使群"和公平正义的气候伦理原则进行了经济学阐释.依据气候品生产技术差异划分国际成员,在非合作博弈中能够实现"明分使群"的伦理思想,但均衡结果不满足公平正义的原则.这将导致各国缺乏改进技术的动力并呈现相似且较低的技术水平.在基于"和"伦理拓展的合作匹配博弈中,通过合理设置匹配计划能够解决该问题,同时实现"明分使群"和公平正义两个原则.最终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都能充分发挥优势,各国均实现福利帕累托改进,公平正义得到切实保障,技术进步、福利提升和气候改善形成相互促进、循环演进的有机统一体.     

从物权法角度看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夫妻财产制度

为了解决我国公民日趋复杂化的婚姻财产纠纷,婚姻法司法解释(三)重新审视和重构当下夫妻财产制,从物权平等保护规则和所有权规则对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夫妻财产制进行探讨,指出司法解释(三)的夫妻财产制在农村离婚妇女的财产权益的保护和夫妻代表权限制方面存在立法不足,在此基础上建议要构筑明确的夫妻代表权限制制度和对宅基地制度进行改革引入法定租赁权,进而全面保护夫妻双方的合法利益。     

翻译的关联主义视角

格特将关联理论的基本观点应用于翻译,认为翻译是语际间阐释性的使用。最佳关联原则是翻译过程中始终遵循的原则。翻译的忠实性受关联的制约并限制在对语境的充分敏感上。要实现翻译目的,译者意图应与读者期待相吻合。关联翻译理论在如何获得更高信度的译本及在翻译过程中认知解释性的研究方面有待完善。     

"债转股"过程中的博弈分析--兼与刘炳辉先生商榷

国有企业陷入债务困境的症结即在于其治理结构的内在缺陷.要使"债转股"健康运行,必须将"债转股"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退出有机结合,构造我国经济健康运行的坚实基础--科学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     

博弈论视域下的语言理解与语言理论分析

由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和人类文明进程的复杂性,语言的发展轨迹一直在理解与误解的过程中运行,彼此相互交错、相互博弈。同时,语言学流派中的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现代语法与传统语法、转换生成语法与美国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与形式主义也都是从各自研究视角探究语言本质,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有些方面形成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展开了语言理论之间的大博弈。这种语言学流派之间的理论博弈既反映了语言本质的复杂性,也折射了语言研究的动态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