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老人农业”及其社会功能北大核心CSSCI

“老人农业”是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农业生产形态,也是具有结构性意义的社会现象。对“老人农业”的理解不能仅做整体性概括,也需要深度刻画其经营形式和发生机理,并以此延展其社会功能的多重面向。实践经验证明不同年龄的农村老人,其农业经营方式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农村老人依据劳动力水平和老年生活的变化,不断调整农业种植的内容和方式,以适应漫长的衰老周期。“老人农业”具有家庭经济性和社会合理性,其以土地家庭承包制为制度基础,是农民家庭基于发展目标配置劳动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小农生产对现代农业体系的适应性结果。“老人农业”具有丰富的社会功能:在灵活经营的基础上,农村老人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活水平,合理延长自我养老的时间,适度参与村庄公共生活,并依托农业劳动而产生本体性价值。“老人农业”的发生机制和社会功能表明,农村老人仍具有相对较强的农业生产能力,能够维持一定的农业生产效率,并立体化地满足自身的多种社会需求。因此,现阶段中国农地制度和农业现代化的演进走向仍要以农民主体和农民问题为核心,保障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并为农业活动提供基础且便利的生产条件,进而才能保证老年农民具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可能。     

粮价下跌与“谁来种地”——基于洞庭湖平原Y镇的经验分析

粮价下跌对农业种植主体的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促进农业转型。研究发现,劳动力非农转移背景下农村社会普遍形成“老人农业+中农农业”结构,老人和“中农”是主要的农业种植主体。粮价下跌使得以家庭劳动力为主要投入的老人和“中农”无法实现劳动力变现的预期,老人退守至“口粮田”甚至退出种植,“中农”退出农业生产,“谁来种地”成为一个问题。而基于家庭劳动力和资本双投入的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规模,具有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因而这类农场顺势接手老人和“中农”退出的土地。进而,粮价下跌促使农业生产由“老人农业+中农农业”向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转型。     

论1895～1936年华北农业近代化中的家庭养殖业

市场的扩大是经济发展的动力.1895～1936年,在市场的推动下,华北商业性农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其中,家庭养殖业的商品化程度在华北农业近代化过程中也得到了提高.     

论1985—1936年华北农业近代化中的家庭养殖业

市场的扩大是经济发展的动力.1895～1936年,在市场的推动下,华北商业性农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其中,家庭养殖业的商品化程度在华北农业近代化过程中也得到了提高.     

特色农业发展与农村老人抑郁：代际关系的渠道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特色农业发展抑或影响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和老人心理健康。利用2017年陕西关中农村老人福祉调查数据,分析了代际关系在特色农业发展影响农村老人抑郁中的渠道作用。研究发现,特色农业发展对农村老人抑郁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特色农业的初步发展对农村老人抑郁没有显著影响,特色农业的成熟发展可以显著降低农村老人的抑郁水平;特色农业成熟发展可以有效增进代际团结、减少代际冲突,从而改善代际关系;代际关系中联系频率、看法一致性、情感亲密度、家务支持频率和冲突频率在特色农业成熟发展对农村老人抑郁的影响中共同起着渠道作用。基于研究发现,面向政府、村庄、家庭及个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国外养老模式多样化

家庭养老,即老年人居住在家庭中,主要由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对老人提供赡养服务的养老模式。由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具有较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及家庭成员的独立意识比较强,老人大多不采用家庭养老方式,法律也不规定子女对老人负有赡养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以东方文化为底蕴的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家庭养老仍占主体地位。该种模式适合不愿意脱离熟悉环境且子女有经济能力、闲暇时间、     

发展主义、全球化、新家庭主义与老人随迁

流动性社会背景下,为照顾孙辈和子女生活而迁移的随迁老人群体规模越来越大.大多数的研究探讨随迁老人迁移动力机制时,或使用个人主义视角的推拉理论和年龄模式,或单一使用城市化、传统家庭文化的影响因素,致使其解释力不足.随迁老人现象需要以"家庭思维"的视角来解读,他们的迁移也与中国社会独特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威权国家的发展主义政策、全球化资本市场及新家庭主义文化共同作用促成了老人的随迁,而老人随迁也成为其家庭应对风险的一种策略.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老人的家庭代际情感研究——基于成年子代身份和特色农业发展视角的分析

以乡村振兴为背景,利用2017年陕西省关中地区农村老人调查数据,构建分层线性模型;基于成年子代身份和特色农业发展视角,分析农村老人的家庭代际情感冲突和代际情感团结。研究发现：农村老人的家庭代际情感在成年子代身份和特色农业发展视角下均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女儿与老人之间基于血缘纽带的情感冲突最少、情感团结最高,儿媳与老人之间基于姻缘纽带的情感冲突最多、情感团结最低,儿子与老人之间的情感冲突与情感团结处于女儿和儿媳之间;随着特色农业发展水平的提高,老人与子女的代际情感冲突明显减少,代际情感团结明显增强;特色农业发展可以起到有效减缓代际情感冲突和明显增进代际情感团结的双重作用。     

失能老人家庭长期照顾者参与培训障碍的质性研究

目的深入了解失能老人家庭长期照顾者参与培训的阻碍因素,为更好地开展失能老人家庭长期照顾者的培训,提高照护能力提供依据。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法,选择武汉市某三甲医院收治的18名失能老人的照顾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研究中的现象学研究法,进行半结构化深入访谈,采用Colaizzi七步法进行资料分析。结果影响失能老人家庭长期照顾者参与培训的因素有:照护者的家庭人力资源不足;照护者获得照护知识的能力和主动性不足;照护者能力培训资源不足;目前开展的培训项目满足不了照护者的需求;获得高水平技能培训的渠道困难。结论目前失能老人家庭长期照顾者在参与培训的过程中存在较大障碍;要利用有效的社会资源,提高社区医务人员的照护技能和培训水平,开发新型培训工具,开展以照护者需求为导向的培训方式。     

家庭发展能力:农村家庭策略的比较分析

从鄂西农村与华北农村的差异出发，基于家庭策略的视角探讨了家庭发展能力的有效基础。鄂西农村相对薄弱的半工与半耕、低度的代际合力以及有限的人生任务，与华北农村相对充分的半工与半耕、紧密的代际关联以及近乎无限的人生任务存在鲜明差异，最终体现为家庭发展能力的差异。根据家庭发展能力的不同，农民家庭可以大致划分为发展型家庭、维持型家庭和救助型家庭等三种类型。农民家庭的“分类治理”是激活家庭发展能力，实现家庭政策落地的重要基础。     

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模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LHLS数据的分析

采用2011年中国老龄人口健康状况调查（CLHLS）数据,在描述农村留守老人群体特征和养老现状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模型探讨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福利对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农村留守老人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从个体特征层面上看,年龄较大的、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男性、受教育程度高的和自己（或配偶）有房屋的这几类农村留守老人群体,更容易选择正规化养老模式;从家庭特征上看,留守老人家庭收入越高、地位越高、子女数量越少越倾向于正规化养老模式,家庭出现过迁徙比没有出现过迁徙的农村留守老人更热衷于非正规化养老模式;从社会福利层面上看,所住社区有组织活动和没有参与医疗保险的留守老人更倾向于选择正规化养老模式。     

贫困地区女性婚姻的减贫效应

分析农村女性婚姻模式演变的基础上,就农村女性普遍存在的“向上婚”现象进行经济学分析,并将其与农户家庭贫困相关联,利用2016年获得的甘肃14个贫困村的社会调查数据,就女性婚姻对其家庭贫困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女性婚姻对其家庭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已婚使其家庭致贫的概率降低48.5%;就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而言,女性离户口所在地（娘家）远、有一定技能、家庭拥有较高学历男性、务工人数越多的家庭不容易陷入贫困,而“大家庭”、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家庭老人数对其家庭贫困呈显著正向影响。     

农村人口外流与农村养老困境

以外出务工农民家庭中60岁以上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调查了121位农村老人,总结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不同模式下,农村老人所面临的不同养老问题。在农民个体向城市流动的模式下,农村老人养老问题主要以情感关怀不足的为主;在家庭化流动模式下,留守老人承担家庭看护、孙辈照料与家务劳动等任务,存在严重的身体与心理负担,面临严重的生活照料缺失问题。而对子女的牺牲精神则遮蔽了留守老人养老需求;在举家迁移模式中,随迁老人主要以居家养老为主,但异地养老存在严重的城市参与不足和乡村依恋问题,随迁老人生活满意度不高,容易产生消极情绪。针对不同流动模式下农村老人养老面临的不同问题和需求,需采取类别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小老人”关爱“老老人” 上门唠嗑给老人慰藉

浙江嘉善的志愿者按照一周一看望,半月一聊天,一月一清洁,一季度一评比的方式,给结对的独居老人家庭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和帮助今年初,上海浦东新区妇联家庭志愿者协会发起了"关爱独居老人陪聊服务",通过社区内"小老人"关爱"老老人",定时上门陪老人聊聊天,和老人一起回忆美好的往事,给独居老人以精神上的慰藉。     

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整合与多元建构

通过对河南、江西等4省8村的实地调查,发现我国农村的家庭养老、社区养老、社会保险养老和机构养老等不同养老模式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发展困境,且各模式之间彼此独立甚至互相排斥。现阶段,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呈现出明显的“断裂”特征,无法有效应对日益严峻的农村养老危机。研究认为,在结合不同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老人个体化需求差异的基础上,推动家庭、社区、机构和社会养老保险等不同养老模式有机融合,取长补短,同时有效整合农村医疗资源,充分发挥农村老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传承性,建构一个多主体、多层次、多阶段的综合型养老服务体系,是我国农村养老危机的主要出路。     

欠发达地区县域城镇化对农民家庭 生计的影响机制研究

城镇化对农民家庭生计和就业产生深远影响,基于中西部地区农民以家乡县 城为空间场域的就业和城镇化实践的经验调研,从农民家庭生计转型及其分化视角,立足农 民家庭及其主体能动性,考察农民县域城镇化实践对家庭生计和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 机制.研究发现,在农户分化的背景下,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为离农户创造 了更多就业机会空间,促进了城镇化目标的完成;缺乏产业支撑的县域城镇化发展模式,没 有为“半工半耕”农户提供稳定和充分的非农就业机会,增加了进城农民就业和家庭消费负 担,并没有改善农民家庭生活完整性;纯农户处于城镇化起步阶段,县域城镇化发展促进其 农业经营模式的转型及农业收益的增加,但是也增加了家庭经济的消费负担.欠发达地区 城镇化发展应立足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原则,促进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城乡之间协调发 展,改善农民生计质量.     

种养结合模式下家庭农场收入效应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种养结合是循环农业的一种重要模式,对提高农业资源利用,减少面源污染,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安徽省八个市64个样本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PSM法实证分析安徽省家庭农场采用种养结合模式的收入效应.研究发现:安徽省家庭农场采用种养结合模式提高家庭农场经济收益7.4％左右.因此,政府及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应借鉴...     

当代乡村低龄老人搭伴行动的内在逻辑：“资源-权力”的解释框架

引入夫妻式家庭的概念与资源-权力分析模式，将低龄老人的搭伴行动纳入到家庭代际关系的分析之中，探析当代乡村低龄老人搭伴行动的内在逻辑。低龄老人在子辈成家后面对的是如何平衡代际关系，这是其人生危机的一种表现。研究发现，拥有当家权的夫妻式家庭成为低龄老人重视的一种生活形式，是低龄老人养老预备的一种空间准备。低龄丧偶老人面对一种缺乏夫妻式家庭依傍的突发人生危机，搭伴以其类家庭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这一困境，作为一种资源的低龄老人，面临着搭伴对象、子女与其自身养老预备的三方争夺，搭伴过程面临着多重矛盾，同时，搭伴行动缺乏生育这一环节来实现利益的共同体效应，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缺乏相应的义务感，使得拆伙成为普遍结局。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再认识——基于发展“中农-家庭农场”的思路

适度规模经营是农村改革以来具有特色的理论和政策概念。适度规模经营的合理性来源于农业经济和政治社会两个层面。在中国长时期保持"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下,这两个层面均应兼顾。对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农村的比较研究表明,当前中西部农村地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主要实现方式是"中农-家庭农场",其经营规模具有"适度"的特征,其经营模式兼顾效率和公平,引领农业现代化。国家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上,要明确支持新兴的"中农-家庭农场",构造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现代家庭的变迁:老人"自主养老"的动力分析——基于上海市近郊村的田野考察

通过对上海市近郊农村老人生活现状的考察发现,以"养儿防老"为内容的家庭养老模式在近郊村难以维系,并出现了低龄老人"以自我劳动为基础,以自我积累为目的,以自主分配为原则"的"自主养老"新模式.该养老模式的出现与当代家庭的深刻变迁有着密切关系,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家庭结构核心化迫使老人通过"自我劳动"积累养老的物质资源.第二,家庭伦理世俗化为老人自我积累提供了持续的内在动力.第三,代际关系的离散化为老人自主分配家庭资源提供了政治空间.三者从家庭内部瓦解"养儿防老"的社会基础,从而改造低龄老人的养老观念和养老行为,促使老人选择"自主养老"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