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亨廷顿新权威主义理论看中国政治改革

面对20世纪拉美和亚洲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政治衰朽和政权动荡的现象,亨廷顿以"威权政府"和政治发展理论为研究出发点,指出现代化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只有建立起强大的政治权威,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同步协调发展,方可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种新权威主义对中国政治改革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民主之困局与出路——对中国政治改革经验的反思

民主是一种世界性进程和世界潮流,民主政府已被视为可接受的合法政权形式。但民主必须是宪政的,即必须通过宪法和法律对社会政治行为和政府活动实施有效控制以保障公民权利的民主,才是合理的。民主化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民主化包含双重任务——控制政府与规制民意。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进行政治改革,按照宪政民主的要求以自己特殊的方式推进着民主化的进程,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并积累了宝贵经验。面对民主化需要继续解决的一些问题,中国政府应积极推进政府创新来拓展有效的政治发展空间,寻求和培育新的制度生长点,逐渐建构一种能够应对民意挑战的政治体系,这样才能化解来自民主化等方面的压力,走出民主的困局。     

新世纪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与政治学的使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和目标,意味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应当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统一.从21世纪的战略视野出发,现阶段应当加强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建设,把政治发展提到一个更加重要的地位,其中,民主相对于法治又具有目标上的逻辑优先性.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中国政治学应发挥应有的作用.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对民主政治发展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国家-社会、政府-市场关系等"体制外"问题不同,政治学直接触及到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这一民主化的"体制内"层面."体制内"与"体制外"是一种互补和互动的关系,但又有各自的发展逻辑.政治学所研究的国家、政府和政党及其制度,对于民主政治有着直接的决定性作用.当前我国政治学的重要任务应当是建构中国21世纪的政治发展理论,探索中国的体制内民主化道路,特别是把党内民主提升到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地位.     

“新权威主义”评述

目前学术界所比较注目的一个问题便是“新权威主义”,并且对这一“主义”是否应该以及是否可能在中国实行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在民主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突然冒出一个“新权威主义”,且不论提倡者的用意何在,单就这一思潮在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的今天出现,就足以使人深思了。一般认为,“新权威主义”是一种在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早期所经历和实行的一     

从政治发展角度看"党内民主化"论

"党内民主化论"是近年来一些政治学者为探索中国实现政治民主的具体途径而提出来的、在尊重执政党权威合法性与现行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基础上的政治发展战略设想.它主张通过发展党内竞争性的民主机制,来引导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相对于民主问题上的西化论而言,它更具有温和性、渐进性与务实性.本文试图考察这种思想主张的基本观点、产生的背景、内部两种观点的区别与各自的可行性、知识分子与决策层对这一思想主张所作出的反映,并进而分析它对中国未来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     

论威亚尔达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理论的“变”与“不变”

霍华德·威亚尔达对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随着其调研的深入一直在"变",从最初发展主义理论的支持者,变为发展主义理论的批判者,他认为发展主义理论是一种种族主义,不符合非西方国家的发展现实,非西方国家应基于自身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来构建本土发展模式。随后,他从文化解释视角提出了适合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东亚、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模式,以及基于政治文化视角和利益集团视角构建的法团主义理论,成为非西方国家实行官僚威权主义发展模式的重要理论支撑。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威亚尔达又提出一种修正的发展主义,他对非西方国家民主的定义更加宽泛,建议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和现实主义的方式将发展主义、依附理论、法团主义与民主理论的研究方法相结合,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民主理论,来解释非西方国家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但威亚尔达始终"不变"的是对西方民主的认可,尽管对发展主义理论有批判,他并没有全盘否定这一理论,在时代背景变革的形势下他又重新对发展主义进行了修正。     

东亚政治民主化挫折的经验分析

东亚的政治民主化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和比较政治学科建立和发展的现实基础之一。东亚在现代化的开端便树起西方民主政治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却是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完成之后,期间政治民主化追求在长达一个世纪的过程中屡遭挫折,直至20世纪末,仿照西方制度建立的民主政治才基本实现了平稳运行。东亚国家(地区)政治民主化的挫折为理解政治民主化何以完成的条件和阶段等问题提供了现实样本。     

操作性党内民主：中国式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操作性党内民主主要是指党员定期选出党的领导人的一种制度安排,通过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某些党员可以通过争取其他党员的选票而获得党的领导职位。这样一个概念强调的是党内民主的切实可行性。这一实践路径是由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性质和模式及中国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首先,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性质在于它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和推动的;其次,中国民主化的模式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体制内模式;再次,从中国的社会现实来看,历史上的中国缺乏政治民主传统,就现阶段而言,也没有发育出作为民主政治土壤的公民文化,而且政治发展极不平衡。这些都决定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只能先从中国共产党内部开始,走一条从党内到党外、从高层到基层、从精英到大众的渐进模式。操作性党内民主主要应体现为差额选举,以差额选举为主要内容的操作性党内民主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有效整合党内不同政策取向和思想分歧的有效途径,是实现党内民主和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突破。     

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基层群众自治

政治现代化中的基层群众自治 (包括城市居民自治和农村村民自治 ) ,它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是中国群众性政治民主化的起点。其主要功能是 :为民主政治建设积累经验 ,创造社会条件 ,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突破口不是基层群众自治 ,而是城市市民社会的自治。东南沿海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将最先走向市民社会自治     

比较视野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形态分析

民主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西方民主转型范式对众多后发国家实现民主化的目标、动力和路径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该范式存在将竞争性选举视为政治发展的唯一目标、否定经济社会发展是民主政治的结构性前提等弊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新形态。从人民民主推进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形态可以概括为，执政党及其主导的公共权威担当着国家建构与民主发展的中轴力量，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进行自我完善与发展，渐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民主创新，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这一全新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对后发国家建构民主政治提供了积极的启示。     

公共政策的民主在场性言说

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生命线,因此,公共政策的民主化与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对公共权力的正当性论证.程序主义民主吸收了自由主义民主与共和主义民主的合理部分,解决了公共权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两个重大问题,能够达到实现权力与权利契合的目标,表达民主的持续在场.     

政府决策与公共利益的取向

当代民主政治的逻辑是代表并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然而,由于受到政府本身以及利益团体的影响,政府决策常常偏离正确的轨道,却被冠以谋求公共利益之名。因此,必须通过提倡公共精神、限制个人利益以及实现公共决策民主化等来坚持政府决策公共利益的取向。     

“新权威主义”

对新权威主义,目前学术界尚缺乏一个比较一致的定义、我的看法是:新权威主义应当是指第三世界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其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     

试论第三波及其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启示

民主化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已经成为民众普遍接受的构成政府合法性的唯一合理的解释。亨廷顿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将更完善,新兴工业国的民主制度也将更成熟,而落后国家的专制统治必将会被民主政治所代替。而中国正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回顾并反思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有助于我们学习、借鉴和吸取世界民主化进程中有益的因素和经验,从而更好地指导中国政治民主化实践。     

双轨制视角下的渐进政治改革：理论、路径与前景

双轨制政治改革是在集权与民主两种权力运行方式并存的条件下,对现有政治体制进行持续地民主化改造。通过双轨制推动政治改革能够有效规避民主化的风险,促进新旧体制的和平转换,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渐进之路。     

中国政治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变奏

中国改革实践与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研究处于双向互动之中。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集中在中国政治发展理论框架的构建、中国政治发展一些重大问题的宏观探讨和中国政治发展时政热点的分析上。民主政治模式、新制度主义模式和治理模式是中国政治发展研究所形成的主要理论解释模型,实现“善治”与“和谐”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目标,而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创新、推广基层民主、加强执政党建设则可以被视为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步骤。     

宗教政治运动多元化与伊斯兰社会的政治现代化——以沙特阿拉伯为个案

宗教政治运动的多元化与伊斯兰社会的政治现代化,是当代中东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世纪之交,觉醒主义运动、伊斯兰一自由主义运动和圣战主义运动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沙特民众推进改革和分享权力的政治诉求.沙特统治者构建多种政治对话和政治参与的渠道,家族政治和政府政治均迈出改革的步伐.温和倾向的宗教政治运动和自上而下的政治现代化改革相结合,构成沙特阿拉伯政治发展的主要模式.     

市场化、政治价值观与中国居民的政府信任

本文利用CGSS2010的数据，考察市场化背景下中国居民政治价值观的变化及其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居民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明显趋于弱化，但民主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变化；第二，中国居民政府信任水平的东、中、西区域差异显著，市场化进程与居民政府信任水平呈线性递减关系；第三，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对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有促进作用，但这种正向影响会随着市场化进程愈发弱化，而民主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对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文章最后指出，中国居民当前的政治价值观可能正处于过渡期，这种“过渡型”政治价值观既包含对传统权威主义的高度认同，也隐含现代民主主义精神。此外，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理性思维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提升政府信任的最直接途径可能还在于提高政府工作绩效。     

人民政协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研究——基于协商民主的理论分析

随着中国政治发展走向现代化、民主化及法治化,人民政协的功能几经变迁,与中国政治的发展紧密相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求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作用。本文通过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梳理,结合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认为我国是民主集中制下的协商民主。新形势下,需要通过对协商制度的法制化、协商形式的程序化和加强人民政协自身的建设,促进人民政协充分发挥为人大分担部分政治参与功能和利益表达及整合功能以进行有效的社会疏导。     

国家治理视域中的“普京主义”

乌克兰局部事件和俄罗斯地缘版图的碎片化,引起学者们再度关注普京政府的主权式民主和普京主义的基本问题。在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构过程中,具有主权式民主色彩的"普京主义",以适应渐进改革的可控性作为现实基础,发展出强调主权独立与动态政治过程的主权性特征,体现在文化价值、政府—社会互动以及经济政策等多个方面。普京主义的治国理念孕育在普京及其政府启动的主权式民主治理举措之中,将强有力的国家决策权威作为发展目标,关注民生和创新型经济,同时离不开军事潜力与外交、经济手段的并重,宣扬一种突出宗教价值和道德基础的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