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法学者集会讨论“国际法的体系问题”

关于国际法的体系问题,在我国的法学者中间存在几种不同的看法。丘日庆认为现在存在共同的国际法和社会主义国际法两种体系,前者调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及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国际关系,后者调整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国际关系。周子亚认为现在只存在共同的国际法体系,社会主义的国际法体系尚是萌芽。林欣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法体系”(“教学与研究”1958年第1期)一文中则反对有共同国际法体系,他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国际法体系。上海国际法学者为此于二月十五日与二十三日两次集会就上述不同论点展开争论。参与座谈者绝大部分都不同意林欣的看法,认为这是抹煞事实。周子亚自己修正了他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国际法体系尚未形成的见解而同意了丘日庆的论点。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国际法体系是否存在的问题上。     

国际法的核心──利益协调

国际法是调整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体。它的核心，是利益协调。只有把握好这个核心问题，我们才有可能正确地认识和理解国际法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及其实践。本文将从五个方面对这一目前尚存在争议的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一、历史证明：国际法是利益协调的产物国际法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及国际关系的变化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在中世纪以前，无论欧洲还是亚洲，都处于以庞大的帝国为中心的时代。那个时期的国际关系，实际上是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例如欧洲的“罗马帝国”和它的周边国家，亚洲的中国和朝鲜、越南等，都处在不平等的地位…     

我国清代国际法之一瞥

我国清代国际法之一瞥杨泽伟（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１６、１７世纪，近代国际法开始在欧洲形成和发展，而当时大一统的中国封建王朝，还是用老眼光只承认“天朝”是国家，把邻邦视为夷狄，与周邻各国不是平等交往，而是一种阶层关系。邻国成了向中国纳贡和受封的“藩属...     

国际法的输入与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起步

近代意义上的国际法起源于 1 7世纪的欧洲 ,1 9世纪传播到美、亚诸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迫于外交形势的压力 ,清政府也开始接受国际法。 1 864年 ,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 (william Alexander Martin)翻译、美国人亨利·惠顿 (Henry Wheaton)所著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直译为《国际法基本原理》或《国际法要旨》一书的刊印出版 ,是国际法正式传入中国的标志。国际法的传入 ,使近代中国人对西方世界普遍通行的基本外交原则和外交惯例有了初步了解 ,并开始在外交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加以运用 ,这也引起了其外交观念…     

我国清代国际法之一瞥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列国并立,互相交往,它们之间的关系上,逐渐发展出一些国际关系的规则,这些规则在某些地方与现代的国际法颇有类似之处。不过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这些国际关系的规则,就无从继续存在。在秦朝以后2000多年的时间里,大一统的中国封建王朝,只承认“天朝”是国家,把邻邦视为夷狄,与周邻各国不是平等交往,而是一种阶层关系。邻国成了向中国纳贡和受封的“藩属”。在这种关系中,自然也没有国际法的存在。当16、     

宗教观念与社会行为之间——评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论述

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对20世纪社会科学产生巨大影响的少数学者之一。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伦理》)是要说明,在任何一种特定的社会中,宗教信仰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密切得多。他详尽地研究了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关系,对欧洲近代资本主义这一独特     

马克思恩格斯对国际法功能和效力的揭示

19世纪,欧洲列强为争权夺霸而粗暴践踏国际法,这导致国际法功能与效力的发挥受到极大制约.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列强违背国际法的行为进行有力抨击,揭示了国际法应该具有的功能和效力:强调以国际法维护国家间的正常交往关系;以国际法规制西方列强的国际行为;以国际法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以国际法创设新的国际秩序.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初步发展

中国的资本主义关系萌芽是在封建社会内部,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商品经济发展而逐渐产生的。“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毛主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所谓资本主义关系萌芽,是指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还未形成一定的势力资本主义还没有孕育成熟的时候萌生的资本主义关系。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根本区别     

论国际法第三世界方法的批判性——以认识论和方法论为视角

国际法第三世界方法是一种重要的国际法研究方法,但它长期以来被排斤在国际法的主流学说之外.它以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以国际法历史发展为视角,以怀疑论的解释学对现代国际法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批判,同时对国际法的构建提出了积极的设想.文章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分析了国际法第三世界方法对国际法的批判性表现和特点,从而对深刻认识和理解当代国际法的本质以及推动国际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国家发展模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基础是国家的发展模式.如果市场机制的选择是不可逆转的,那么国家的发展模式却是可以选择的,国家发展模式是核心价值体系的立足点.现在事实上的国家发展模式(即非科学发展的轨道)在某些方面影响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合法性、现实性.西方资本主义早期,普遍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的国家发展模式也存在深刻的矛盾,但到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福利主义时代来临,"以普遍性的形式"(即全人类认同的价值内容)表述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逐渐与国家发展模式合一.这对中国发展是有启示意义的.科学发展观不仅为解决众多的现实冲突寻求了正确的方法、途径,同时也可以避免国家价值观与国家发展模式的分离.     

邓小平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理性思考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复杂环境中,如何重新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不仅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项重要理论课题,而且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客观现实问题。邓小平在创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大胆的探索,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资本主义观。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是当代中国认识资本主义的指导思想。 (一)邓小平站在社会历史的高度,通过对当代资 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态势的综合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命运。 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命运首先取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状况。邓小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既有认识成果基础之上,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进行了更加客观的分析。他说:“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7页。以下引用此书,只注卷次和页码。)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并没有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而变化。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产生的各种社会弊病,仍然在严重制约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健康发展。同时,邓小平也清醒地认识到,     

社会二重结构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

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一 ) 2 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1 .内部结构。早在 1 940年 ,毛泽东说 ,自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以后 ,中国社会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 ,其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 ,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 ,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① 从经济结构看 ,封建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本国资本主义经济 (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 )和解放区的经济是构成当时中国经济结构的主要成分。总的…     

国际法的话语价值

国际法不仅是一套规则体系,同时也是一套话语体系。国际法话语作为人们日常评价国家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标准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重视国际法的话语价值,就应该接受国际法话语,在适当场合下重述国际法话语,在条件成熟时创建国际法话语。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中国应注重通过国际法话语的创新来引导国际法律制度的演进。     

论国际法在我国法制现代化中的作用

国际法有两种不同的传播模式:被动接受与主动接受.这两种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截然不同.国际法首先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传入发展中国家.当其被传入一个在文化传统上与欧洲迥然有异的国家时,建立在两种价值观上的世界秩序必然会产生冲突,其传入中国的情形即是如此.这种冲突构成了我国近代法制现代化的滥觞,作为历史的延续,它对我国今天的依法治国同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命运

全球化涉及的是组成今天世界体系的众多国家和社会之间各种联系的多样性。社会主义中国在转变经济体制后逐渐融入了这一体系中来 ,其社会制度呈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最终将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全球化与国际法的人本主义转向

国际法存在着以国家为主体、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的传统。但是,由于20世纪以后出现的经济大规模跨国交往、国际危机与问题以及人权国际体制所带来的全球化趋势,国际法正在从“国本主义”走向“人本主义”。当前的国际法不仅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人本主义规范,而且逐渐在整体上以人类利益和可持续发展作为价值取向。国际法的人本主义是实现国际法治的重要前提之一。     

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和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

近代国际法产生于欧洲。作为国家之间的法律,西方国际法随着中国和欧美国家的交往而逐步传入中国。自林则徐1889年在广州主持翻译瑞士滑达尔《各国律例》后,时隔二十余年,1864年又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几名中国学者的协助下将美国惠顿的《国际法原理》译成中文,取名为《万国公法》。这是第一部以专书出版的比较完整的西方国际法著作中译本。它由清朝中央政府出资刊印,在近代中国政界、外交界和知识界广为流传,影响较大。本文不拟对《万国公法》成书得失和影响作全面探讨,只想着重介绍一下,丁氏初译《万国公法》之时,清政府如何采用该书包含的有关国际法原则,处置1864年普鲁士公使李福斯在大沽口中国内海扣留丹麦商船事件。这是目前有案可查的、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后由中国政府自觉采用国际法原则处理中外交涉事件的第一回。事件本身虽然并不复杂,但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却自有其研究的特殊意义。     

太平天国革命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吗?

长期以来,史学界有个说法:太平天国革命沉重打击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缩小了世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市场,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对此,笔者试就管见所及,提出粗浅的看法。(一) 持上述看法的同志,往往是引用经典作家的两段话来论证这个问题。一、《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文中曾写道:“中国革命大概将给大不列颠的社会经济状况以一个致命的影响”,因为“据最近从广州传来的消息说:‘起义逐渐普及全国,使商业有全部消灭的危险’”;二、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写道:“……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在这两篇文章中明确讲的是:中国革命将破坏正常的商业贸易,使英国在中国的市场缩小,从而促     

新时代中国国际法治思维的革新与中国共产党之历史使命

现行国际法体系本质上由霸权国主导构建.中国的国际法治思维停留在"第三世界"层次.美国国际法治思维的堕落,动摇了其霸主地位和构建新时代国际法体系的主导权,这对于中国这位国际法体系后来者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促进新时代中国国际法治思维之革新,乃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中国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新国际法治思维,明确不旨在称霸世界,也不走霸权国称霸前国际法治思维层次高、称霸后则逐渐堕落的老路,而是旨在将国际法治思维从"第三世界"提升到"领袖型国家"的高度并予以保持;要借鉴罗马法的范例,以法律因素争取国际认同,倡导适应于新时代的、先进而合理的国际法并以诚信的态度遵守、维护和发展国际法,从而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并逐渐掌握国际法律体系构建的主导权;要在国际法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以身作则、大度公允、兼顾公私,保有担当构建国际法体系责任之使命感与魄力,最终主导构建出适应于新时代新型国际关系发展需要的国际法体系.     

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和发展

“欧洲共产主义”是最近在国际共运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倾向,是西欧及亚洲、美洲、大洋洲的某些共产党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共同回答,是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种探索。“欧洲共产主义”这股思潮,对于社会主义理论,对于国际共运,对于反帝反霸斗争,都已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值得重视,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