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物质概念的几个问题——与孙显元同志商榷

一九八一年《贵州社会科学》第二期上,刊登了孙显元同志的《论物质和物质形态》一文(以下简称“孙文”)。“孙文”对我去年在同一个刊物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见《贵州社会科学》1980年创刊号《试论实体和场的统一体是物质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一文,以下简称《统一体》)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统一体》一文的中心论点是:物质是实体和场的统一体。或者说,实体和场的统一体是物质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孙文”对这一论     

关于都江堰历史的几个问题——与喻权域同志商榷

“都江堰这个伟大水利工程并非李冰修建”,是喻权域同志在《都江堰古史新论》一文中提出来的“新论”(见《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三期)。他的理由是:都江堰的关键工程宝瓶口和沱江,不是李冰开凿的,而是在“李冰之前就有的”,这才是都江堰“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关于这一切,早已在许多古史资料中得到了证明。然而,根据这些古史资料,究竟能够得出什么结论,我们同喻权域有不同看法,特提出商榷。     

关于窦建德评价的几个问题——与马驰同志商榷

窦建德是隋末唐初的重要人物之一,但长期以来却未得到史学界的正确评价。1980年,马驰同志发表《试论窦建德的皇权崇拜》一文,对窦建德提出了新看法。然以笔者浅见,马驰同志的评价仍失之于偏,很有商榷的必要。     

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几个问题——与江海文同志商榷

《江海学刊》1961年第3期发表的江海文同志的“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一文,提出了上层建筑的质和量的概念,文章说:“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适应主要表现在性质和数量两个方面。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而性质上的适应则是主要的。当上层建筑在性质上不能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时候,在数量上也就不能适应。”从这样的命题出发,它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论述。我认为,其中一些意见是值得商榷的。     

关于洋务运动的几个问题——与黄逸峰、姜铎同志商榷

读了黄逸峰和姜铎同志的“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在经济发展上的比较”一文后,有些不同的看法,提出来商榷,并求指正。一探讨洋务运动,首先要研究一下洋务派官僚从事洋务运动时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当时威胁着清朝反动统治的是什么?只有正确地分析这一个问题后,才能对一系列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黄、姜二位同志认为: “当时两国(指中国和日本)同样遭受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面临着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化的民族危机;这两个运动,也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直接刺激和影响下发生的。”“外国侵略者强迫中国订立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也强迫日本订立了神奈川条约、安政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同样包括着开     

略论农民起义领袖天命思想的几个问题——与沈定平同志商榷

关于农民起义领袖天命思想问题,学术界存在种种不同看法。沈定平同志在《学术研究》先后发表过两篇有关农民起义领袖天命思想问题的著述①,其中就有不少论点很值得进一步讨论。这种讨论是会有益处的。因此,我们提出几个问题,就教于沈定平同志和学术界的同志们。     

关于孔子思想的几个问题——与杨荣国先生商榷

杨荣国先生的《论孔子思想》一文(见《学术研究》1962年第一期)的中心论点就是:孔子的思想是维护那日趋崩溃的种族奴隶制统治的,是保守反动的。这个中心论点好比一根色彩鲜明的线,贯穿着杨先生论述孔子思想问题的全部著作(从解放前出版的《孔墨的思想》一书、到解放后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一书、再到最近发表的这篇《论孔子思想》一文,其中心论点是完全相同的,没有任何改变)。     

鲁迅前期进化论思想的评价问题——与胡绳等同志商榷

鲁迅自己曾认为,进化论是他前期的主导思想。但人们对他的这种思想的认识,至今尚不一致。鲁迅在《三闲集·序言》里说过:“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解放前,曾有人认为这句话概括了鲁迅进化论的全部思想内容。这显然过于简单了。其实,鲁迅在这里只是就某一点而论的,并无全面概括的     

关于苏轼“轶诗”的几个问题——与李门同志商榷

《中州学刊》一九八二年第五期上发表了李门同志《平都天下古名山》一文(以下简称李文,下边凡引用该文,不再加注),向读者介绍了宋代文学家苏轼的一首“轶诗”。但仔细读过之后,觉得有不少失实之处,特此提出商兑。     

关于认识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与皖春同志商榷

皖春同志在《安徽日报》上回答一个读者的问题时,提出了这样的论点:——人在认识过程中,必然要犯错误;错误必然有两极;两极必然要转化;因此人的认识通过“左”右摇摆而达到正确,是客观规律。这个论点,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为了答复反对者的批评,皖春同志又写了—篇文章,题为《正确与错误的辩证法》。在这篇文章中,皖春同志不仅肯定了原来的论点,而且还补充了一些新的论点,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朱元璋评价的几个问题——与陈高华同志商榷

陈高华同志发表在《学术月刊》1980年4月号上的《论朱元璋与元朝的关系》,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该文就朱元璋与元朝的关系及其在元末农民战争中的表现,作出了新的估价。我同意陈文的部分观点,而另一些,则有加以商兑的必要。     

关于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与何新同志商榷

看了《学术研究》一九八○年第四期上何新同志的《关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本来涵义及其演变》一文,觉得有些问题需要商榷。现在仅就其中有关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意见,向何新同志请教。一、把“形而上学”用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究竟是从谁开始的? “形而上学”一词,由亚里士多德一部著作的名字转为哲学名词,本来指的是研究超经验的东西的哲学。从黑格尔开始,在这一涵义之外,又用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这是哲学史上的常识。但是何新同志说:“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黑格尔从来没有‘把形而上学看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何以见得?他举出了黑格尔的两句话,认为其中的“形而上学”指的是超经验的东西的哲学。其实,这样的话何止两句?还可以举出许多     

关于邓小平同志发展思想的几个问题

发展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页)的科学论断,正确理解和把握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思想,对于我们搞好各项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鲁迅创作的再评价——与邢孔荣同志商榷

<正> 邢孔荣同志去年在《青海湖》八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鲁迅的创作生涯》的论文(以下简称“邢文”),此文以观点的新奇和大胆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窃以为邢文表现出了一种评论的勇气和胆识,文中提出了一些既有错误但又要人们冷静思索以后才能回答的问题,任何感情用事,都可能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走向极端。因此,对邢文中的问题进行认真思考,并给以全面的合情合理的回答,这对活跃学术空气,端正我们文学研究的态度,提高文学研究的水平,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关于小资产阶级的几个问题——与赵平之同志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一文商榷

读了《小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一文,很有启发。 但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一文中的有些观点,觉得有继续讨论的必要。 一 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它的对象是哪些?作者作了这样一个明确的回答:“小资产阶级就是商品经济发展条件下的小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接着,作者又引述列宁的两段话作为论据:“农民和手工业者是‘绝对’意义上的小生产者,即小资产者”、“农业中的小生产者……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必然是小资产者。”     

关于国民经济高速度与按比例发展的几个问题——与宋泽同志商榷

关于国民经济高速度与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武汉的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正在展开讨论.为了有助于讨论的开展,我们在本刊1959年第6期上发表了尹世杰同志的文章:"国民经济高速度与按比例发展的关系",在8期上发表了宋泽同志的文章:"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比例问题".这一期我们又发表了尹、宋二同志的两篇文章(尹世杰同志的文章原有三部分,其中第二部份"按比例是否为高速度发展的手段问题"发表前我们略去了).我们发表这两篇文章的目的也还是为了让大家讨论.希望大家抓住本质的问题,进一步深入的开展这一讨论.     

关于犯罪的几个问题——同李光灿、罗平同志商榷

李光灿、罗平同志是我国法学界的老前辈,最近在《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上发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刑法理论的基本问题初探》,(上)从理论上阐述了刑法和犯罪的一些基本问题,是法学研究日益深化的表现。读了文章之后,     

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两个问题——与蒋学模同志商榷

看了蒋学模同志写的“关于劳动形态及其它”一文中,关于生产关系的四个领域和三个方面的论述后,感到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第一个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否包括消费关系?蒋学模同志认为:“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阐述的理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除了生产、分配和交换以外,还要加上一个消费。当然,这里所讲的消费,不是指个人的     

物质与精神相互关系的几个问题——与张季平同志商榷

<正> 《文史哲》今年第一期发表了张季平同志的文章《怎样理解精神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对该刊去年第四期上刘光裕同志《只有一个决定作用》一文提出了异议。现在我想就此问题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与张季平同志商榷。关于“一个决定作用”,还是“两个决定作用”,这是我国哲学界较长时期以来激烈争论的问题。表面看大家对物质第一性是没有疑义的,分歧似乎在于如何正确看待精神的作用。可是,精神总是与物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决不能孤立地研究精神的作用,必须考察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我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在解决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时,主要的观点应当是:(1)物质是精神的根源,物质发展到高级阶段,出现了     

关于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问题——与袁伟时同志商榷

今年《学术研究》第一期刊登了袁伟时同志的《试评韩非的“法、术、势”》一文,这篇文章对韩非的法治理论完全采取否定的评价。作者认为“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并非韩非建立,而在韩非以前的慎到、申不害和商鞅即“明确地将‘法、术、势’结合起来论述了”。特别是商鞅“更完整地阐明了这个理论”。作者也说他并不否认韩非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