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新闻业务心思想

梁启超在20余年的办报生涯中,形成了丰富的新闻业务思想。在编辑业务方面主张要重视“报章体例”的策划与设计,提出了“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的编辑业务标准;在言论写作上,认为言论必须有一定的宗旨,发表意见应该淋漓尽致、毫无隐讳,有时候,为了一定的目的,可以发表稍为偏激的言论,但是,总体上言论写作应当遵循公正、全面、新颖、通俗、严谨、实用的原则;在报章文体上,他主张要改革文义太赜的古文作法,创造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文体”,追求平易畅达,不受约束、条理明晰,感情充沛的文风。这些思想和他的实践对于促进和提高中国近代报刊的业务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逍遥游》分析

庄子思想深奥而复杂,本来就不容易懂;再加上他的文风特殊,就更不好懂了。他的特殊文风的形成是基于如下情况的:他认为世上的事物本无法用语言说得绝对清楚,即所谓“言不尽意”,因此他不象孟子那样经常直接阐述自己的观点。但他又希望别人能领悟自已所悟出的道理,因此又不得不“姑妄言之”。既觉“言不尽意”,又要“姑妄言之”,于是他就想出这么一个自以为两全之策来:以运用寓言多方设喻作为主要的达意手段。这些寓言是供人领悟道理的跳板,不是他说的道理本身。他那著名的“得鱼忘筌”的主张正是告诉读者别执着于寓言的     

元代文人刘岳申的文章理论与风格

元代江西庐陵文人刘岳申文章成就颇著。他的文章中有大量论文的言论,从中可看出他主张文章要有新变而不同流俗,尚耿介直言与情真辞切,提倡厚积薄发和师古人文章之简约,推尚外简约而内遒上老成的峻洁文风。他的文风和文章理论虽然继元初庐陵文人刘辰翁、赵文而来,基本不离个性奇崛路数,然已有很大的新变,开始向元代中期的盛世文风靠近。     

近现代陶渊明研究的开创者梁启超

梁启超论陶不论是观点、方法、文风都开辟了陶渊明研究的一个全新时代。他格外看重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认为陶是屈原之后第二位最具个性的作家 ;从三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陶“潜伏的特性” ;认为陶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其根本的人生观是自然和自由 ;提出和论证了陶享年五十六岁说。他在治陶方法上中西结合 ,注入鲜明的个性 ;在创作和做人上也受陶影响。他接受陶渊明有自娱、写史、启蒙、恋乡等数种动机     

荀子伦理思想初探

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性恶论”是其独具特色的思想观点。在“性恶论”的理论基础上,荀子主张“化性起伪”;在义利观上,他主张“义利并举”;在政治思想上,他提倡“隆礼重法”。     

李贽·袁宏道·钟惺

明代万历年间,文风出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曲折。由于反封建礼教的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李贽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童心说”,强调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三袁在李贽的直接影响下,倡导文学创作上的“性灵说”,主张文学“任性而发”,“独抒性灵”。钟惺又起来纠正公安派的“僻”与“俗”的流弊,在主张抒发性灵的同时,提出有选择的学古,在性灵里装进了“仁义道德礼乐刑政”、“孝弟忠信”这些封建性内容以束缚个性的解放,致使诗文方面的个性解放理论出现了中断的情况。     

唐宋派与明中期科举文风

嘉靖前期，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提出“文宗欧曾”的理论主张，形成了盛行一时的唐宋派。根据茅、唐等人的相关理论，唐宋派对前七子“文必秦汉”主张的反驳，主要是从指导八股文写作的角度立论的。唐宋派“文宗欧曾”主张的提出，目的是矫正明代中期的科举文风。     

试论曾国藩对桐城派之传承与对接

曾国藩推崇桐城诸老,文学理论师法桐城传统。他继承戴名世“率其自然”的主张,崇尚自然之文。韩愈是桐城派最为推崇的作家,其雄奇文风被曾氏所张扬。曾国藩作品洋溢豪迈刚健之气,气吞山河之势。他沿袭道统与文统相结合的规则,添加文学经世主张,创建了桐城派一个变种湘乡文派,使桐城古文再度延伸达半个世纪之久。     

试论孙武的备战思想

孙武主张对战争要持“重”和“慎”的态度,他的备战思想正是“重战”与“慎战”的延伸,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政治上要修明政治,争取民心;经济上要发展生产,胜敌益强;军队建设上要严格挑选将领,训练士兵,赏、罚分明;外交上要巧结盟国,先知后战。     

论郑板桥的审美观

郑板桥“适天”“全性”的哲学思想决定了他在审美趣味方面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他欣赏自然美，也不排斥时态美，却不主张人为地制造畸态美。在诗文创作方面，他推崇“沉着痛快”的艺术风格，却又兼容司空图的韵味说；在书画方面，他主张脱尽时习；提倡清新自然、简约平淡的作品。他在评论别人作品时常以“乱”为赞词，自己在创作中也常常追求“乱”，从审美的意义上说，这种“乱”，实际就是“活”。郑板桥生活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市民力量和市民意识又一次抬头的重要时期，他和同时期的曹雪芹、戴震们一起，不同程度地要求个性解放，表现了市民阶层的美学理想。     

米芾文学的地位和影响

米芾文学作品在宋代、尤其是在北宋文坛上有较高地位,经苏轼等人的评赞和推介,在其同代人中影响更大。米芾旧有《山林集》一百卷,遭宋金战乱销毁,其文学的地位和影响因此下降。南宋岳珂等人开始辑佚重编米芾文集。明清人较为重视其人及文学作品,不少选本收有米芾的文学作品。其文学的地位影响在当代仍未彰显出来。     

从苏轼作品欣赏其丰富而独立的人格魅力

苏轼作为文学斗士的性格具有多面性,其丰富而独立的文化人格不仅在宋代民众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与感召力,对后世文化人格也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在儒家伦理社会结构中寻求社会人生价值意义的同时,遨游山水、沉醉诗酒,从而在兴趣、态度、气质、个性、行为等精神与实践层面上整合政治人格与自由人格,把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以其丰富、独立的文化人格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王禹偁与北宋初期的诗文革新

王禹偁是北宋初期诗文革新的先驱 ,其诗歌能从宋初的白体诗中解放出来而发展其讽谕的传统 ,并提倡学习杜甫 ,开宋学杜先河 ;在散文改革上能发展韩愈的“文以明道”与“文从字顺”的理论 ,提出“文以传道明心”的新见解 ,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宋初诗文革新提供范例     

元代诗人袁桷的诗歌创作

袁桷的诗歌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他的山水田园诗较为出色,善于描摹事物,特别是声音,诗歌中表达了强烈的思乡之情。     

何大圭行年考

何大圭是南宋初期词人,早著文名,与著名词人张元干、诗人吕本中等有交游唱和,与“南宋四名臣”之一的李纲关系尤为密切,靖康中李纲兵援太原,大圭为其幕官参与抗战。然生平湮没无闻,迄无考订。经检史乘笔记与类书、方志,并与时人行事、作品互证,考明了其一生大概行踪:政和八年(1118)十八岁进士及第,历任太学录、秘书省正字、枢密院干办官、浙西安抚司参议官。晚年居福州。     

汪辟疆及其近代诗系的建构

汪辟疆认为近代诗的成就不仅在清代最高,而且在许多方面超过宋代,他的观点解构了陈衍的理论,重新建构了近代诗的体系。他对近代诗发展的认识,以及关于近代诗派与地域的划分等,受到了当时从西方传进的进化论的影响,也受到了清代传统朴学暨扬州学派的影响,还受到当时新的文学史观念的影响。     

北宋王回兄弟文坛交游考述

北宋王回兄弟在当时文坛文名盛大且交游广泛。在其交游圈中,苏颂与刘敞、刘攽兄弟等文学名士是其少年时代之同学。欧阳修知颍州时,其座上名士盛多,曾有＂聚星＂之说,而王氏兄弟即身在此列。仁宗嘉祐间文士鼎盛,王氏兄弟与王安石、曾巩、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刘敞、刘攽、常秩、孙侔、王令等人形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学交游团体。王氏兄弟三人均不幸早逝,以至于其文学活动戛然而止。然借助于这些交游者的笔墨,使王氏兄弟的性情特点和文学成就留名于后世。     

谢灵运与慧远交游考论

谢灵运是晋宋之际的名士兼佛学家,慧远乃庐山高僧。谢灵运“志学之年”便崇拜慧远,发愿“希门人之末”,而且也曾游庐山,见慧远,为檀越,凿池筑台植白莲,应邀撰《佛影铭》。其庐山情结不为不笃挚,但“诚愿弗遂”,最终没有成为慧远的弟子。他与慧远的交往情形比较复杂和特别,若即若离的深层原因乃在于谢灵运诸端“心杂”的个性与思想特征。     

试论宋初阶段学白诗人田锡的诗学观

宋初直臣田锡的古文与辞赋创作已得到学界普遍关注, 而其诗歌研究一直处于相对寂寞的境地。田锡是宋初阶段学白诗人的代表, 他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诗学主张:在诗歌内容与功能上, 他主张反映现实, 服务政治与表达情性相结合; 在诗歌审美上, 他崇尚雅正与艳丽并美; 在诗歌风格上, 强调绚丽多姿与不拘一格并举; 在创作手法上, 师法自然与转益多师并重; 在诗歌语言上, 平易流畅与含蓄精健齐芳; 在诗歌体裁上, 古体与近体不分轩轾, 如此等等。这些主张表现出较高的理论价值与开阔的文学胸襟。同时, 田锡诗歌创作基本实践这些诗学主张。他部分纠正了宋初白体诗内容单一追求闲适、语言追求通俗浅易、风格偏向平易流畅的倾向, 并成为宋初阶段学白诗人的杰出代表, 其诗歌主张与创作实践丰富了学界对宋初白体诗歌内涵的体认。     

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论宋祁的诗歌创作及其影响

在成熟的文学思想的指导下,宋祁的诗歌创作体现出鲜明的由"唐音"到"宋调"的过渡.与其兄不同,其诗更显"宋诗"的特色.在诗歌内容方面,他对内心世界"怨愤"的抒发,开拓了宋诗题材的表现内容.诗歌风格方面,由早期的绮艳转向晚年的沉郁、奇涩.宋祁很快抛弃了早年诗中的浓辞丽藻,而代之以奇字俗语.在艺术表现上,其诗善用典故、意象以表现深沉的情感,同时也不乏直抒胸臆之句,充分体现出其诗的过渡特色,为宋诗另开"精工"一路,这对后代诗歌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