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五四前后的外国文学翻译

五四前后的翻译文学经历了从中国文学系统的边缘走向中心的一个特殊过程。五四前(1898年~1919年),文学翻译的目的往往是借鉴外国的思想和文明,“思想启蒙”和“消遣娱乐”成为当时文学翻译的选择规范,形成了保守的翻译文学形式库和静态经典性;五四后(1919年~1927年),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文学改革”和“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成为翻译选择的主流,译作竭力充分表现原文,形成了改革的翻译文学形式库和动态经典性。     

“文学性”与思想性：从维科到巴赫金

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学性”理论对我国文艺理论在80年代以后的发展影响很深,但其重大缺陷是将文学的思想性与审美价值割裂开来,也偏离了西方美学和文学研究传统的精华。维科是“美学科学的发现者”,他的“新科学”所关注的正是文学中思想的独特性。巴赫金认为,文学中思想的形式和类型问题“迄今为止几乎完全没有研究清楚”,还是空白。他们给我们的启示是,文学的审美价值主要内涵就是思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发掘文学中的源发性思想。     

现代视野下的五四文学价值

五四文学是一种具有“现代型”价值的新文学，“现代型”价值是它的核心，“为人生”的平民文学、白话文学、文体大解放的文学是它的价值体现。但由于20世纪中国文化先驱的载道思想、忧患意识和偏激思维方式，使他们在推动文学革命向前发展的同时，又犯了顾此失彼的错误。     

对"意译"末流的抵制——苏曼殊译学思想论

翻译文学是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参照系。作为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有重要影响的文学家,苏曼殊的翻译成就和史学意义至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对其译学思想的梳理更是付之阙如。其译学思想可归整为以下三点:一、选材精审,注重原文审美价值,反对“必关正教”;二、精通原文和译入语,“按文切理、语无增饰”,反对“浇淳散朴,损益任情”;三、“陈义悱恻、事词相称”,以使达到神韵与形式的统一。这种抵制“意译”末流、追求文学审美价值的文艺观在当时翻译界可谓空谷足音。     

再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

中国文学自开始“文学革命”至30年代抗战爆发,占主导地位的是既注重文学的自身价值,又要求文学为社会改革服务的倾向。抗战发生后,背离这一传统而强调文学仅仅是政治(包括救亡和社会改革等内容)工具的倾向呈螺旋形上升,至“文化革命”期间而达于极致。70年代末又向原来的传统回归。但到80年代后期,以融合着人生追求的文学自身价值为中心的潮流逐步发展,到90年代遂取得了主导地位。所以,90年代文学与其以前的文学具有重大差别;这一时期也就成为当代文学的开端。     

论梁启超的文学思想

梁启超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不仅积极创办报刊,造就舆论,而且致力于文学改良运动,倡导“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散文的解放),企图通过文化教育的改革来达到改革政治的目的。在当时的政治活动家中,数他和文学的关系最深。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也是一个出色的政论文作者。在小说、诗歌和散文方面都有着新的贡献。     

“后”新时期与文学发展

本文从“后”新时期文学的阶段性发展的分期概念入手,对比分析了当代文学从新时期改革、反思的政治性制约到“后”新时期文学多样化、 商品化的市场调控作用下的发展,认为文学在其价值回归和商品价值实现的过程中也应注意避免文学商品化、市场化的负面影响,即防止通俗化、世俗化带来的庸俗化,进而防止“后”新时期可能出现的市场干预的出现。     

康有为“新学”与晚清“小说界革命”——兼及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康有为的“新学”动摇了传统文学观念赖以存在的思想价值根基,从而使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正统文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康有为从其“新学”思想出发对通俗小说的肯定与提倡,为通俗小说地位的历史性提升与士人参与通俗小说的创作与批评扫清了障碍,从而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乃至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     

简论文学的思想及其表达

文学与思想的关系以及文学的“思想状况”是新世纪以来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任何文学文本都是作家主观参与下产生的,这种“主观思想”和文学的“思想是不是相同?文学的思想该如何理解以及文学创作中如何渗入这种思想?这种“思想”的现实的作用是什么如何表达?文章将对这些问题进行简单的梳理并予以说明.     

二十世纪前期文学研究中“复古”的审美意识

进化论传入中国,颠覆了历史循环论的专权,也成就了20世纪前期学术研究的伟绩,文学研究亦受其惠泽。但“复古”意识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其作为一种美学思想仍潜存于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中,“以复古为革新”的文学评价的底子里仍潜藏着对“复古”的美学思想的回护。而今,客观地审查“进化”与“复古”这一公案则可发现“复古”的审美意识实具有不可低估的学理价值。     

隔空参与：鲁迅与苏俄文艺论战

20世纪20年代,在对苏俄文艺论战的关注和参与中,鲁迅更多地站在了以普列汉诺夫理论为思想源头的“同路人”文学一边。鲁迅对苏俄文学理论和作品的大量翻译,客观呈现了他对苏俄文学的价值取向,而在对论争文献的翻译和对苏俄文学丛书的编选中,则表现出参与论战的主体性。他对苏俄“同路人”文学的亲和,表明他本人即有“同路人”的思想内蕴,这成为他参与苏俄文艺论战的必然性。鲁迅的“立人思想”以及对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的强调,与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     

论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非虚构”书写

作为引领抗战时期文学潮流的“非虚构”书写,在展现中国革命与抗战思想文化的价值体系、精神指向及时代情绪诸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文学内部而言,战时“非虚构”书写以多样的文体类别、情感方式及表达技巧,拓宽了文学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和革命的表现领域,进一步发挥了其国家/民族叙事的功能。从文学外部而言,“非虚构”书写打破了文学本身最关键的以虚构为核心的“文学”的界限,拉近了文学与民众生活的距离,形成了一套极富大众化特质的民族形式,其文学史价值也正体现在这一书写潮流与现实及历史的密切联系之中,表征着文学所具有的强烈的“现代性”时代特征。战时“非虚构”书写的思想精神资源并没有随着时代发展而成为被封存的历史,它于文学自身的价值观念、生产机制、审美标准、文本形式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层变化及创造性实践,都具有鲜明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对当下现代性研究的反思和建构中国文学“新现代性”的尝试

在中西文化思想激烈交锋、政治经济竞争加剧的当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成为目前的重大理论问题。以西方现代性为唯一标准,在中劣西优的认识论基础上对中国文化与文学做出价值判断,这样的理论思想和研究结论亟待反思。作为知识体系的西方现代性话语已经成为文化霸权,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西方现代性本身具有明显的内在缺陷,且不能准确展现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中国文学“新现代性”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深入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核心价值理念,以“人民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美学原则,通过对“人民性”的叙述和表达,把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转化为塑造当代中国文学新现代性的有力资源,传达一种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入思考,能够体现中国社会历史进程、文化意识和文学潮流,并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与发展。     

“超人”与“立人”论鲁迅思想与作品中的个性主义

个性主义是鲁迅批判封建主义、改造“国民性”、实行“思想革命”的重要思想纲领与武器，是构成鲁迅社会思想与文学观念的基础因素。鲁迅的个性主义包括既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层内容：一是主张“超人”：“任个人而排众数”，呼唤先觉精神战士出世，对民众进行启蒙，这可看作鲁迅“思想革命”的“行动纲领”；一是主张“立人”：“个性解放”，恢复人的理性人性与自然人性，使“人各有己”国为“人国”，这可看作鲁迅“思想革命”的“理论纲领”。它的价值与鲁迅思想的价值、作品的价值共存     

祛魅与启蒙——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叙事价值的一种思考

世界因“魅”而“蒙”，有“祛”才“启”。祛魅与启蒙具有内在的价值统一性，祛魅是为了启蒙。祛魅会带来附魅，附魅后的世界又需要新的启蒙。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价值观的祛魅，因此其思想策略具启蒙性质。文学的祛魅是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故其文学叙事也具启蒙的性质，是后现代启蒙的积极参与者和构建者。     

经典的叙事和叙事的经典 ——我的文学观

我的文学观念可以用“艺术本位”来表达.一部作品,不论表达了怎样深刻的思想,只有当这种表达建立在充分的艺术性的基础之上,才会是文学意义上的有效表达.文学就是文学,而不是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等,因此评判文学经典的核心价值现,也应该从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即艺术性中推衍出来.     

刘勰的创作主体论

刘勰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论文与论人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文心雕龙》中,他不同于传统文论大多从文学的社会功用价值方面阐述文学,而主要“是就作者之人而为言”。通过对创作思想活动、文学起源、主体修养、风格表现等问题的详尽论述,刘勰建立了他的主体性文学理论。刘勰在文学中强调主体性,就是强调主体精神在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强调充分尊重和肯定创作个性。     

从“思想鲁迅”到“思想五四”——王富仁鲁迅研究的深刻内涵与现实意义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提倡“回到鲁迅”“回到文学本身”,强调鲁迅作品的思想意义,指出鲁迅的小说创作不仅是中国反封建“政治革命的镜子”,而且首先应该是“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以此为基点,王富仁建构了重新阐释鲁迅的学术系统,这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鲁迅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富仁指出,鲁迅毕竟是一个作家,他的根本价值在于从文学的角度促使人的精神觉悟,进而从思想启蒙的层面影响中国社会革命的进程。鲁迅的思想高度代表了“五四”思想启蒙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进取的高度。     

揭示生活的本质规律 展示人物的内心律动——关于在历史和现实交融处的一种文学现象的探索

改革已经成为一股奔腾向前势不可挡的“中国潮”,它,牵动着炎黄赤子的心,亦寄托着华夏儿女的期望。在当代中国文坛上,以“伤痕文学”为发韧,继“反思文学”之后,出现了一股以反映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为题材的“改革文学”热。尽管“改革文学”潮头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有起有伏,尽管不少反映改革的作品还存在着种种问题和艺术缺陷,尽管“改革文学”也曾受到过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但是,谁也否认不了这样的事实:从许多工厂到蒋子龙那里邀请乔光朴发展到后来社会各界纷纷议论李向南,一时间,“改革”成了公众议论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论（三）

穆木天思想和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其核心体现了与“边缘文化”相联系的左翼文学的精神特征，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灵魂——鲁迅有着一致的精神趋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性”，在这个问题上，穆木天的文艺思想既有重要的价值，又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是与他的“日本体验”内在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