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桂西土司力量在大藤峡地区的更替——兼论大藤峡瑶民起义的发生

明朝廷通过土司而控制狼兵,在卫所制度破坏后,朝廷征调大量狼兵东进大藤峡以维护江道畅通。围绕大藤峡的区位利益以及对安南问题的处置,朝廷与桂西土司、以及土司内部之间展开了错综复杂的博奕,遂有不同土司力量在大藤峡地区的更替,此即明代文献所见的大藤峡猺乱事态的重要背景及原因之侧面。     

明代中期广西“狼兵”、“狼人”的历史考察

本文从明中期桂西土兵东进大藤峡地区建立武靖州的进程去考察"狼兵"、"狼人"之称出现的历史过程,认为正是由于桂西土司独特的内部组织、明中期大藤峡地区的动乱,以及官府对桂西土兵的定位及使用策略,在土兵与大藤峡地区的"民"和"猺獞"的政治经济关系中,"狼"由桂西土著山民而成为军事组织的类目、社会身份的标签,并逐渐成为一种族称。"狼兵"或"狼人"的出现,实际上是明代中期广西地方动乱、土司势力和王朝户籍赋役制度三者错综复杂关系的缩影。     

狼兵的"消失"——大藤峡地区武靖州被裁撤后"狼"的身份变化

学界对于狼兵制度如何被废除及狼兵的去向等问题未见有专文进行过讨论,本文以明朝嘉靖、万历年间,“乱”平息后大藤峡地区的武靖土州改为武靖镇为切入点,考察在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演变中“狼兵”如何改变身份,最终淡出文献的记载而“消失”的历史过程。     

广西金秀花蓝瑶族源:东来说

关于广西金秀大瑶山花蓝瑶的族源,传统的说法是:从贵州、古州顺流而下,途中经过柳州,在象州县东部进入金秀大瑶山.进入大瑶山的时间是清代,与明代大藤峡瑶民起义无关.本文在历史文献和家乘族谱记载的基础上,经认真细致考证,提出花蓝瑶的祖先是从福建、广东而来,宋元时期溯西江到达大藤峡地区和"贵州"居住.唐宋元时期的"贵州",故治在今广西贵港市,不是指今贵州省.明代大藤峡瑶族起义失败后,起义人员及其后裔为避难转入大瑶山居住,并演化为花蓝瑶.     

身份变化、认同与帝国边疆拓展——云南腾冲《董氏族谱》(抄本)札记

在明帝国向西南边疆拓展的过程中,许多土著居民因籍为土军而开始了他们的身份变化。由于承袭军官的制度规定,他们必须在承袭时向兵部提供承袭供状。这些材料在日后宗族建构的过程中,便被借用为记录祖先的历史直接植入族谱。随着西南边疆逐渐稳固,土著身份逐渐淡化,至清后期便塑造出一个汉人祖先的来历,明代军官的身份成为这一塑造的有力证据。这部族谱所反映的,不仅是帝国边疆拓展给西南边陲社会带来的身份与认同的影响,更是许多土著个人以其身份与认同的改变,成就了帝国边疆的稳固。     

从族谱的家规家训看客家人的价值观念

以客家族谱的家规家训为着眼点,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其所反映的客家人的价值观念.族谱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族谱所载的家规家训,是祖先的处事原则和经验教训之总结,是客家人价值观的体现.     

家史传承：明清南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自我表达——以明清土司族谱为中心

自明中叶始,南方少数民族土司大兴编修族谱之风,族谱文本较之此前王朝史官书写的“他者”叙事文本具有鲜明的“自我”叙事特点。本文从叙事理论出发,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解构文本的内容结构与生成逻辑,认为南方少数民族土司在书写族谱的过程中,通过官私共同书写、创新文本体例、寓国于谱的叙事模式,表达了政治、文化、身份认同等多层次的国家认同观念。在文本生成并流传的过程中,既培育了敬宗收族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又发挥了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更传递了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因此,土司族谱文本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资源,其中所蕴含的家国情怀正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厚重历史文化根基。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湖南桃源回族族谱的叙事逻辑研究

族谱是书写族群共同记忆的文化实践,湖南桃源回族在其编修的族谱中将英雄祖先的事迹、军事移民的历史、忠孝爱国的价值理念融入族谱的叙事表达中,呈现家族肩负国家使命迁居到湖南军事要地常德的漫长历史,将地域生活实际和家族历史变迁紧密相连,表达家国命运同构的价值取向,弘扬中华民族的忠孝爱国精神。通过守望相助的民族互嵌叙事,体现多民族互嵌地区回族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和共同繁荣发展的美好生活图景。研究桃源回族族谱的叙事体例、叙事动力和叙事情节,呈现回族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以及通过族谱叙事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逻辑,展现少数民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壮族祖先叙事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构——基于广西田林县福祥村的田野考察

文章以广西田林县福祥村黄氏宗族为例，从族谱、祖茔和宗祠的壮族祖先叙事中，揭示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分。壮族祖先叙事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互构关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场域和展开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型塑着壮族祖先叙事。在当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的背景下，对包含祖先叙事在内的民族文化加以合理引导和传承发扬，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开展的重要路径。     

从地图、地名和族谱考证千家峒在都庞岭──瑶族千家峒故地三考

作者以灌阳、道县、江永、江华、富川等县的地图、地名和族谱为史实论证瑶族千家峒在都庞岭地区。     

论明代广西的商品流通

明代是广西商品经济史上的重要时期,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从食盐、农产商品、手工业商品、土特产品几个方面考察了明代广西商品流通态势。由于明代统治者重视经济的发展,作为边疆地域的广西,农业、手工业都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长足发展,达到了一个新平台。由于交通网络的成熟,促进了广西商品的发育,而商品的流动多是依托以珠江水系,广东是商品流向的主要区域,形成了人们所说的“无市不趋东”的商品流通格局。     

钦州西部的地方历史与都峒之民祖先记忆的创制

本文意在分析宋明以降钦州西部溪峒社会的变迁与当地人群祖先记忆创制之间的关系。在宋代,今广西防城港市一带为广南西路钦州西部七峒之地,是一种以地方酋领为核心的社会。进入明代,里甲制度的推行以及宣德年间的弃交趾事件,使七峒中的四峒叛附安南。嘉靖间,知州林希元加强了对钦州西部的经营,他还参与当时的"议征安南",积极主战。于是,四峒一事成为林主张"讨"安南、"取"安南的重要理由。此时,四峒之民也急于归正复业。正是在这种情景下,"汉将后裔"的记忆得到创制。     

明代西宁卫的峡榨考述

本文以实地调查资料为线索,结合文献记载,对明代西宁卫的峡榨类型、数量、结构形式、修筑时间和西宁卫以峡榨为防御主体的整体防御体系进行了初步的阐述。     

广西土司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广西的土司制度是中原封建王朝对广西少数民族所施行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它渊源于唐、宋时代,确立于元代,完善于明代,衰落于清代,消亡于民国时期,期间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对广西地方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广西地方史和民族史的研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成为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广西土司制度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同时研究中缺失和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总结和研究。     

明清时期广西城镇商业网络研究论纲

明清时期,伴随着邻省经济性移民的大量涌入,地处西南边疆的广西农业、手工业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出现了一批以商业贸易为中心的城市与口岸。于是以它们为核心,依托所在江河流域构建了四个相对独立的具有明显区域性经济和文化的城镇商业网络。但缘于内向型经济格局的制约,加之地理的封闭和特定的生存环境,直至19世纪末,广西仍未形成全省统一性的城镇商业网络体系。     

论思州田氏与元明思州宣慰司

自唐至明,田氏一直是黔东思州望族大姓,在黔、湘、鄂、渝边区举足轻重。本文对思州田氏的渊源进行了考辨,认为其族属应为土家族,元明思州宣慰司当为土家族土司。文章对思州田氏在元明两代的主要活动、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中央王朝对它的管理以及明初改流、田氏覆灭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基本梳理出思州田氏及思州宣慰司的历史发展轨迹。文章对诸籍记载各异、甚至矛盾的史料作了许多考辨,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如认为思州一分为二（即南、北思州）应在元初,而非传统认为的元末;明初曾在思州直辖境内设置卫所等等。     

广西"军话"及"军人"考——明代卫所制在广西所凸显的军事地位

本文以壮语、布依语、毛南语、莫语等对跟汉族有关事物的称谓为切入点,从语言学及史料考证的角度对明代汉族与广西少数民族的关系进行考察,论证了明代都司卫所制除了对广西经济文化产生正面影响外,它们与当时当地的少数民族的关系主要是凸显了其军事特点。     

通过征用帝国象征体系获取地方权力 ——明代广西土司的宗教实践

元明土司制度的建立,事实上使得这些地方势力的权力基础开始由中央王朝掌控,广西左右江地区的土司只有依赖于帝国权力才能维持和参与地方权力的竞争。在这一情形下,中央王朝的宇宙观与象征体系被全面引入该地区,既成为土司维持现有权力的工具,也为土司可能的扩张铺平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土司似乎也尝试利用新的宗教象征体系将其家族权力与地方社会扣连在一起,但这一结果也最多只能是杜绝其他土司对其领土的觊觎,反而更加强了帝国对广西土司地区的支配。     

从"鸡不拢鸭"到族际通婚——大瑶山瑶族内婚习俗嬗变的原因分析

岭南瑶族的族内婚习俗由来已久。直至民国时期,广西大瑶山的某些瑶族族系依然用"鸡不拢鸭"的俗语来表达他们对族际通婚的态度,并通过"石牌制度"将族际通婚禁忌加以制度化。但近年来抽样调查数据和民政部门的统计数据却表明,大瑶山各民族之间的通婚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本文根据对问卷数据、深入访谈资料和相关文献的分析,认为民族平等政策的实施、各民族之间社会经济地位差距的缩小是导致广西大瑶山瑶族的婚姻观念嬗变以及族际通婚现象不断增多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