哄客江湖

“哄客”的出现，有其社会背景，如果“哄客”仍然关注只是“小我”，那么也只是如“过客”，哄起了潮流，也淹没于潮流。     

再论“也”对“亦”历时替换的原因

李宗江先生《“也”的来源及其对“亦”的历时替换》前半部分对“也”的来源讨论较详，后半部分对“也”、“亦”的历时替换谈得很简略，只从出现频率的发展状况得出“也”、“亦”完成替换的时间应是元初，未能解释“也”能替换“亦”的原因。本文针对这一论证尚不充足的地方展开深入讨论，通过比较“亦”、“也”各自所在句子的形式及其谓语结构类型的历史发展状况，指出：表层语法形式的精密是“也”最终取代“亦”的根本原因。“也”字句为什么有这些发展呢？这跟“也”的口语词性质很有关系，因为它在口语中习用，而口语的发展比书面语快，口语中的一些新词和新的结构形式必然会先与“也”字句结合，再影响到书面语中的“亦”字句。随着白话势力的强大，书面语渐渐由文言文变成白话文，“亦”也渐渐失去了地位。“也”字句发展基本成熟、“亦”字句停止发展是在宋末元初，正与李文所说的替换时间相吻合     

如何让孩子在习作中说真话吐真情

“课标”对作文的表述有三种。第一学段叫“写话”．第二、三学段叫“习作”，到了第四学段才叫“写作”。小学阶段以“写话”、“习作”为主，这就有了写作的梯子，降低了写作的难度，消除了学生害怕写作的心理。比如低年级的“写话”就有很大的随意性，一是不计较数量，不管多少，写三句五句行，写一句二句也行；二是不管内容，漫无边际，写这个也行，写那个也得；三是不讲规范，写不完整的句子行，有错别字也无妨。     

傈僳族社会生活中的巫文化

本文分析了傈僳族巫术文化的内容和方式，也阐释了傈僳族普遍信仰的“尼”的实质———原始初民的万物有灵崇拜。简要地介绍了“尼”教的组织构成，并以实例解释了法术和医术，它既有迷信的外衣也有科学的内涵。指出把“尼”译为鬼或译为神都是错误的，“尼”非鬼，也并非是所谓的“封建迷信”。今天它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价值观念。“尼”、“巫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着民族精神。我们应该克服“左”的认识，为“尼”正名，正确对待巫术文化     

恭喜破镜重圆

女友决定和旧男友琵琶重弹，却引来反对声无数，一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另一说“世上最煞风景的事莫过于破镜重圆”。后加“破镜重圆引发的悲剧”实例诸多。当然，也有支持者若干，我便是其中之一。不知道“好马不吃回头草”这个说法是否可靠，如果“回头草”同样鲜嫩可口的话，回头又怎么了？还有“破镜重圆”的论调，无非是说“圆得再好也有裂痕”了。     

对“两规”的分析及构思

“两规”作为一项反腐败的有效手段．在深人开展反腐败的斗争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也引发了不少争议。近年来中央也强调要慎用、少用“两规”，在使用上对“两规”作了更多限制。但无论如何，作为不争的事实，“两规”对办理腐败案件产生了非常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构成了我国政治、法律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南京市纪委利用“两规”措施所突破的大要案不胜枚举。     

“也”、“亦”在唐代文献中的分布研究——以《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中的语料为例

“也”和“亦”在唐五代都是比较常用的表达方式。对《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中的语料分析表明，“也”和“亦”在唐五代时期有相同的基本用法，使用基本相同的句法结构和较为相近的语体分布，但二者又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功能分布，两种用法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当时“也”、“亦”使用的整体轮廓。分析认为“也”与“亦”分布状况与的它们形成发展的历史有关，二者的分布特征预示了“也”、“亦”替换的基本路径。     

“元气”论与曹丕“文气”说

先秦“元气”论认为，“气”是宇宙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和动力，“气”也能解释人的生命现象。而到汉代“元气”论被发扬光大了，在“元气”论中，哲学与自然科学进一步交融渗透，“元气”论被借鉴和引进到汉代天文学、医学、音乐学之中，“元气”论被王允引入文学理论也就构成了他的禀气论，曹丕将“元气”论和禀气论融入文学批评，构建了他的“文气”说。     

释“介”

许慎《说文》：“介，（画）也，从八从人。”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介，象人著介（甲）形。”《汉书·五行志》：介者甲，甲，兵角也。《左传》：“或梦伯有介而行。注：介，甲也。”《诗·郑风·清人》：“清人在彭，驷介旁旁”。《毛传》：“介，甲也。”等等众说纷坛。根据字形，“介”的本义应是披甲之人，即披坚执锐之士兵。于是，许多与此有关的字或解释渐成为“介”字的引伸义，“介”字便有了多种意义了。 １．介有疆界之意。《说文》：“介，■也。”徐灏注笺：“古疆界字只作介。”《诗·周颂·思文》：“无此疆而界。…     

牟宗三对“仁”的诠释及其康德影响

牟宗三以孔子“仁”的“觉”、“健”特性为逻辑起点，“践仁”以接契“天道”，并以孟子的“不忍人之心”，宋明儒的“仁心性体”释“仁”；不仅如此，他还把基督教的“上帝”和康德的“自由意志”比作“仁”，将“仁”视为生天生地的绝对形而上道德本体，并从中开出现代民主和科学的外王来。这为后人研究“仁”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也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只有深入开掘儒家“仁”学传统，将“仁”与生活实践相结合，并作出西学的创造性诠释，才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和意义，也才能切实有效地为构建现代新儒学服务。     

属加种差法与地名

《周易》中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不仅道出了汉字的构造原则，还揭示了语言其他层次的体验和认知成因，可视为当今“体认语言学”之先声。这八个字中的“身”和“物”相当于“体”；“取”相当于“认”。地名也常据此原则命名，这就是体认地名学的基本观点。由于汉语造字和构词都常用逻辑学中的“属加种差法”，地名制定过程中的“取”也该包含此法。     

论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说”思想

“万物一体说”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是贯穿其思想始终的一条主线。“万物一体说”思想的提出，在当时和后来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心即理”是陆九渊提出来的，王阳明对这个命题作了新的发挥，成了他“万物一体说”的基本出发点和理论基石。他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由于“心”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总根源，是“天下之大本”，所以，世界的一切，离开了“心’就不复存在。因此，王阳明指出：”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王阳明的“心”即是“良知”。他用“良知”把心…     

论提示中心副词“也”

本文从语用预设入手，讨论了表“添加”义的“也”的提示中心的作用，“也”的语义范围，和“也”作为预设触发语同语用预设的关系。“也”的使用往往要涉及两个表述，前一表述叫先行句，后一表述叫本句，“也”出现在本句内。先行句同本句至少应有一个同项和一个异项。“也”的所谓“添加”义，就是在先行句的句义基础上，“添加”上本句中异项所负载的新内容，使异项成为信息中心。“也”的语义范围，一般始于本句句首成分，止于本句句末。“也”所提示出的信息中心，取决于语用预设；随着语用预设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韩国--以相关期刊杂志为例

21世纪，韩国研究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逐渐开阔，所研究的课题也在与时俱进，从单一的研究模式扩大到“多元化”的角度发展，也突破了外国学者的局限。这些研究范围的扩展使“韩国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更能实现“国际化”和“本土化”，同时也推进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化交流的发展。     

论宋代“閤职”

《宋史》对“閤职”的记载不详，以至于在宋代官制研究中往往只注意到文臣的“馆职”而忽视武臣“閤职”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至今仍对两宋“重文轻武”的看法。“閤职”作为武臣的储才之所，不仅表现了在武官系统中也存在着与文臣带职所类似的特殊地方，而且，“閤职”的设立也体现了皇帝对武治的重视，更重要的是维护皇权的手段，这也是两宋以来无论皇帝还是大臣都津津乐道的“祖宗之深意”。     

谢赫“六法”的历史演变

南齐谢赫首次提出了“六法”论，成为中国美术史上影响最深远的美学理论之一，但“六法”并非是“万古不移”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绘画艺术的发展、演变，其具体含义也发生了量或质的变化，“六法间”的相互关系也相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画的发展、演变和成熟的过程，也就是“六法”的发展、演变和成熟的过程。二者是同步进行的。     

刘基的“大一统”思想与“聚人之道”

刘基的“大一统”思想，主张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是维系统一和安定天下的保障；提出天下发展的方向是“大同”，向往各民族兼容并包、和谐共处；揭橥“大一统”的根本在于保民安民。在元末乱世，刘基深入思考长治久安的治理方略，热切追求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扶翊明朝实现了“大一统”的格局，并提出了“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财者使也”的一套凝聚、安定百姓的“聚人之道”。     

“完美”的追求——张说文学思想论略

张说是初、盛唐时期重要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其文学思想可用“完美”二字概括，即功用的“完美”和艺术的“完美”的统一。加之他所强调的“风雅”、“吟咏情性”及更为具体的要求（如“风骨”、“滋味”、“文采”、“声律”等），构成了一个完整而成熟的思想体系。在当时，张说的思想较“四杰”、陈子昂等人更为全面，也更为现实。他本人的创作也体现了他的这一文学思想。又由于他特殊的政治地位，使他对盛唐文学的影响非同一般，也使其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养生信箱

心脏也“过敏” 问：由于药物过敏我长了一身皮疹，同时感到心慌。去医院检查了心电图发现心律失常．医生说这种心律失常与过敏有关。也就是心脏“过敏”了。心脏也会“过敏”，这是真的吗？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实践格局研究

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关键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立 足于新的发展境况，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征程，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新面貌。起点更“高”，布局更“巧”，使命更 “重”，实现了“质”与“量”的完美平衡，“防”与“治”的同频共振，“当下”与“未来”的正向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