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佛教造像的渊源———从佛教摩崖造像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西南篇章

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深入, 云南及川渝两地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成果清楚显示出云南佛教造像最初就属于南朝四川造像系统,唐宋时期,其造像形象、名称、内容题材、造像目的等系中原北方地区经四川传入。 元明迄今,云南的“阿吒力教”是巴蜀地区宋代职业僧人“应赴僧”及所用科仪演变出的名称,内容无变。不同的是,在元代统一战争过程中,巴蜀地区唐宋以来积累的佛教及其造像艺术传统几乎消失, 而云南没有受影响, 除保留了原来蜀地传来的经典、佛像等内容外,又吸收了藏传造像元素,使造像内容题材增加了宓教元素,梵文经咒使用更广。     

汉地佛教石窟造像研究

石窟随佛教产生而产生,随佛教东渐而传入中土,并广泛传播,与本土文化相溶合形成特有的艺术形式。通过考察现有石窟造像遗存,可以了解到:石窟中的造像艺术风格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地理环境的变化而变迁的;造像的形象及体态动作、表情、手语,都表达了极为丰富的佛教精神内涵及佛经典籍内容;佛教宗派在历史上的兴衰对石窟的主题内容有极大影响;佛教造像中的服饰、容貌、表情等的变化与佛教本土化过程紧密相关。     

论安岳华严洞石窟造像艺术的美学特征及价值

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安岳石窟年代久远,内容丰富,造像精美,华严洞是其造像窟中最大的、保存较完好的洞窟,其整体气势恢宏壮观,造像精细优美,集现实与浪漫于一身,堪称北宋石窟艺术精品,在美学、艺术学、历史学、社会学领域均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试析南京栖霞寺舍利塔天王、力士造像的特点与风格

在佛教世界中 ,天王、力士是佛法的守护神 ,因而在佛教艺术造像中 ,它们是作为佛法的守护神而塑造的 ,是不可缺少的造像内容。由于它们在佛教世界中所处的地位不同 ,其造像也有所不同。南京栖霞寺舍利塔天王、力士造像就是作为佛法的守护神而塑造的 ,雕刻精美 ,其特点是强调气势、力度的刻划 ,造像风格属于晚唐五代时期     

麦积山石窟北朝造像艺术源流浅析

麦积山石窟是中国北朝造像保存最完整和最丰富的石窟寺，其窟龛形制、造像题材与风格、壁画内容与技法等充分融合当时各种外来文化艺术因素，对于探讨和研究这一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之间文化艺术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真实例证。同时，也展示出麦积山石窟北朝造像的多元化时代特征。     

追福与荐亡——造像记所见北朝时期的追荐之风

北朝时期的造像记中,有大量追荐亡者的铭文。从发愿对象来看,主要是家庭和家族成员。这类造像在时间上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祈愿内容大多与宗教信仰相关。含有荐亡内容的题记表明,亲属亡故以后,通过造像为其超度,已经成为当时一种较为固定的仪式。而佛教的某些仪轨,已经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民众养生送死的重要依据。     

中岩寺仙人床龛造像服饰风格探析

摩崖造像作为宗教文化传播的物质载体,通过雕刻的视觉形式不仅直接反映了宗教的精神内容,同时也是一种民族艺术审美的外显方式.青神中岩寺仙人床摩崖造像保存完好,服饰精美,通过对佛、菩萨和供养人的造像服饰风格的分析,从中不仅可以领略造像时期社会时代的审美趋向,而且可以了解中国佛教服饰经历了从外来形式与中国传统服饰风格相融合并逐渐走向世俗化的演变过程.     

佛教中国化视角下的造像碑特点探析

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借鉴汉碑进行改制的特色造像石刻,是佛教中国化在艺术上的体现.与以往从造像碑的外在形制和雕刻艺术入手进行的分析有明显不同,从佛教中国化视角来看待造像碑的特点更侧重于考察造像行为与佛教发展的互动.佛教造像碑有"像碑""碑像"等名称,可见其"像"与"碑"的基本性质.它通过刊刻各式图像和文字的方式实际、快速地辅助宣传佛教、信仰佛教,这种形式强调了造像与追寻真实法身的联系.同时,佛教造像碑还承担了与中国传统石碑相似的歌功颂德、纪念记事用途,更多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元素.此外,造像碑的特点还具体表现为多样与适用性、调和与融摄性、区域与民族性.造像碑的刊刻基本以结社为组织方式,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佛教造像碑的这些特点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流变、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型造像艺术,它反映了佛教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向民众生活渗透的进程,也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研究造像碑性质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佛教史特别是北朝佛教的发展.     

隋朝民众佛教信仰的历史考察——以造像题记梳理为中心

隋朝佛教造像题记是民众群体意识与信仰心态的真实写照.通过对目前收集整理的203则造像题记的分析,总结出隋朝民众的佛教信仰具有五个突出特点:其一,地域性.民众信仰的空间主要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尤其是山西和河北,且不同地区的造像形式与信仰内容各有特色.其二,多样性.信众阶层较广,以平民为主.造像组织形式多样,家庭合作和"拟血缘群体"的邑义合作相当普遍.其三,集中性.民众信仰的对象主要是观音、释迦佛、阿弥陀佛、思惟菩萨和弥勒佛等.其四,家庭性.民众祈愿的核心对象是其家庭成员.其五,功利性.祈愿是民众信仰功利性的行为折射.     

北朝佛教造像记的文学意义

北朝造像记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是北朝儒佛交融的社会思潮的产物。造像记使用了传统的文章体裁,吸收了佛经中的内容,并借鉴了佛经中惯用的抒情方式、景物描写、心理描写等表达方式,以其大量的超现实内容、丰富奇丽的想象,冲击了以实用为中心的北朝文学观念,也改变了这一时期文学典雅平正的审美特点。这种文学内容与技巧的发展,与唐初文学融合南朝技巧、北朝气质的特点极其相似,为中国古代文学在吸收外来文学样式和文化遗产方面提供了方法、思路。     

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文化特征

云冈石窟以其独特的文化艺术价值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雕刻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交融的典范;是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相得益彰的结合。中外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合、升华,创造出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经典模式——平城模式。这种造像模式对北魏其它地区及后代佛教造像艺术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云冈石窟是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第一个里程碑。     

造像记:隋唐民众佛教信仰初探

隋唐时期佛教造像之风遍及全国,造像记成为研究这一时期民众佛教信仰生活的重要资料。通过对造像记的统计分析可以得知参与造像的人群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女性造像者尤为突出;造像有多种组织形式,家庭组织参与佛事活动成为风气;造像大致分布在河南、山东、四川等十个省,四川是唐后期重要的造像地域。发愿文显示民众关注的核心是家庭的幸福和亲人的安康,关心的是世俗的生活,这是隋唐民众实用主义信仰特点的体现。     

波罗王朝密教造像与唐大安国寺密教造像比较

唐朝时期由善无畏、金刚智译出《大日经》《金刚顶经》标志着密教在中国逐渐兴起。从唐大安国寺密教造像与波罗王朝密教造像的仪轨、服饰及配饰可以看出二者造像样式存在一定的联系。由于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达导致唐大安国寺密教造像本土化特征较为明显,与波罗王朝密教造像之间存在许多不同点。     

浅析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文化元素及其特征

在佛教造像艺术中没有比藏传佛教造像拥有更为丰富和繁多的神祇及法器,于是就有了藏族人人皆有一尊佛的荣誉。如此庞大的神灵体系源于佛教自身的显密教法中三身变现,藏传佛教各派传承中涌现出来的上师、本尊和护法神等。藏传佛教造像艺术是以印度佛教选像艺术、本土造像艺术、汉地造像艺术、尼泊尔造像艺术融为一体的具有藏族特色的佛教造像艺术。     

明清时期湖南佛教造像的程式仪轨解析

位于长江流域中游地区的湖南,其佛教造像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特色非常突出.文章以明清时期湖南地区的佛教造像为研究对象,从造像形制、造像的组合与一般供设程式、佛装类型及纹饰的基本特征四个方面,分析其程式仪轨与传统的汉地佛教造像的不同之处,进而揭示出明清时期湖南的区域宗教文化现象.     

丝路佛教传播与祈愿的情感表达——西安地区佛教造像题记旨趣管窥

历史时期,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关中地区佛教发达,本地民众为了表达对亡者、生者的美好祈愿,把希望、理想、福运都集中寄托在造像上,并通过题记表达出来。西安博物院藏有各时期丰富的佛教造像遗存,其中有很多在佛像台座、光背或碑侧刻有造像记,内容丰富,造像记所载把民众的内心世界通过祈愿的形式真实地刻画了出来,可谓其内心世界的自由流露,反映了民众向往富足、平静生活的心理愿望和内心世界,成为了解彼时佛教传播情况、民众信仰和内心世界最为直接和珍贵的资料。     

南朝长江流域的宫观碑记与道教造像——南朝十三通宫观碑记的梳理与讨论

长江流域是南北朝时期道教发展的重要地区,但宫观造像方面却遗存难考、史料不足。从现有考古成果和文献看,目前只能收集到十三通南朝宫观碑记。这些碑记记载了宫观中的神祗与造像,同时也涉及到一些宫观造像的形制材料。这些材料反映出当时道教造像的存在形态,即：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已经出现了道教神仙的供奉仪式,但南朝宫观中普遍不设置神像。     

关于西安出土两通北魏三尊式残造像的考释

西安碑林博物馆和西安博物院分别收藏一通三尊式残造像,碑面下部残缺。主尊均施转法轮印,身披帔帛,为身着菩萨装的弥勒佛。两通残造像主尊残缺部分为交脚坐姿的弥勒像。弥勒造像的出土是弥勒信仰流行的反映,而弥勒信仰的流行与北魏时期长安地区高僧的译经和传教活动密不可分,弥勒佛典的翻译使长安成为弥勒信仰流行的重要区域。两通残造像的制作年代是北魏时期,其中碑林残造像的年代在北魏延昌至正光年间,西安博物院残造像的时间则在北魏晚期。     

西印度所见舍卫城大神变佛教造像十例

古印度笈多时期普遍流行一种取材于“舍卫城大神变”的佛教造像,描绘佛陀在舍卫城降服外道六师,包括三个主要情节：芒果树奇迹、水火双神变、大神变。造像通常舍弃了叙事性,转而倾向于礼拜性,形成了以佛陀为主尊集结化佛天众的宏大场景,作为程式化的造像遍布于西印度诸石窟。就西印度石窟所见,这类造像有繁简不同的造像图像,但均以“并蒂莲花”、“千佛化现”和“双龙擎莲”为图像特征,并影响了耆那教造像和印度教造像,也是古印度后期密教造像的图式渊源之一。“舍卫城大神变”系列造像对中国佛教美术的影响,尚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建构、转述与重释——赵智凤形象考释

宝顶石窟造像历来是大足石刻研究的热点.本文拟就与石窟造像有密切关联的南宋僧人赵智-凤的形象再作考释.作为自我形象建构的袁征,文章辨析了石窟造像中的鬈发人造像身份;作为重新诠释赵智凤形象的现代努力,文章梳理了赵智凤生平事迹,并就史料记载中,赵智凤被表述为孝者、行者与尊者不同形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尽管赵智凤在史料记载中名不彰显.也无形象存世,但他建构了中国佛教本土化的进程,作为文化的守护者与传承者,他在造像中获得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