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别选票的背后:街区控制与社区选举——以济南市L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为个案

社区选举对社区发展以及居民利益影响较大,选举过程是否公正、合理,直接关系到选举结果.通过对济南市L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过程的深入考察,发现L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虽然在程序上完全符合民主选举的要求,但却是街区力量控制的结果.街区通过控制候选人名单、对选民代表的目的性选择、充分利用与选民代表的人情关系以及采取物质回报等策略,最终选出了街区满意的居委会干部,选举结果是国家力量渗透到基层社会的体现.     

外籍居民入选居委会的选举逻辑与社区政治空间转换

在高度国际化社区,社区自治与治理困境背后的重要问题是自治主体的确认与社区力量的整合,这就涉及社区中的重要力量——外国籍人。而是否应该把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赋予外籍居民存在强烈争议。本文在对上海市H社区2006年居委会换届选举一个多月蹲点观察基础上,分析外国籍人入选居委会的现实需求、法律制度困境、选举成功逻辑以及社区政治空间转换等,并提出国际化社区民主选举与社区自治、治理、社区培育相结合的新发展路径。     

推动我市社区建设的对策思考

一、我市社区建设的实践 在我国,一般都是经济发达地方社区建设搞得比较好,说明社区建设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重庆市的社区建设还只是刚刚起步,正在摸索。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按照市统一部署,在居委会一级普遍进行了换届选举。但是一些地区的居委会在规模设置上还存在不合理现象,突出表现为数量多、规模小,不利于开展社区建设。     

构建中间阶层社区的治理网络——以上海市F小区为例

本文以上海市某中间阶层为主的社区为例,描述了一个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网络的构建过程。着重分析了该社区居委会是如何在一个以中间阶层为主的社区当中扮演一个社区事务协调者的角色,唤起中间阶层自主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最终构建起一个以居委会为纽带,多主体共同参与的中间阶层社区治理网络。这一案例为越来越多的以中间阶层为主的社区的建设和治理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居民参与--以昆明市S社区居委会为例

居民广泛的社区参与是西方社区发展实践的经验和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之一。由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动力来自于政府 ,而非社会自身 ,因此 ,城市居民缺乏社区参与的传统和社区参与的意识。居民对社区事务和社区建设活动普遍缺乏参与的动机和愿望 ,这一状况也直接影响到城市社区建设的进一步深入。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选取了一个社区居委会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通过对这一个案中居民社区参与的基本特点的描述 ,力图找到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的可能原因 ,并就如何提高居民社区参与提出对策建议     

增强社区居委会自治性的基本路径

据我国《城市社区居委会组织法》的规定,社区居委会是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事实上社区居委会成为了政府的附属机构,其行政色彩浓厚而自治性不足,这实质是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的缺位与错位。这种缺位与错位,不仅不能实现城市社区的良好管理,也难以实现城市社区的自治。要改变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缺位与错位的现状,就应该转变城市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职能,并加强社区居委会的能力建设,从而理顺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关系,增强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回归社区居委会的应然角色。     

"单位型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微观机制——对Z社区的个案研究

政治活动的本质是一种公共选择,个人在参与政治活动时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根据。对Z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研究发现:实际参与率低、参与人群结构不合理的制度根源在于单位的资源垄断和居委会的行政化。激励居民政治参与的关键举措是彻底解构单位制,使社区真正成为社区公共事务的法人主体;以社区为选区,遴选人大代表或政府官员;转变政府职能,发育公共空间,使社区居委会真正成为居民利益的代言人。     

城市社区参与动力缺失原因探源

社区发展的内源性决定了其最终动力来自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意识淡漠,根源在于动力缺失。一是单位制度消解了凝聚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二是居委会的行政化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治功能的缺位贬损了居委会在居民心中的合法性,三是动员型参与制约了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四是传统制度孕育的臣民意识和“私民”意识影响了居民社区参与的主动性和价值取向。     

论我国社区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创新之维——基于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分析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模式普遍面临着“居委会困境”和“共同体困境”,要突破这双重困境,必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建立起既能够保障居委会自治功能发挥,又能够保障各项行政事务在社区“落地”,同时也能够吸纳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表明,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按照复合治理和参与式治理的社区治理理念,构建多元主体合作的社区治理结构和开放多元的社区自治体系.     

单位制的消解与社区的整合及变迁——以甘肃省G社区为例

以一个单位型社区的变迁为个案,通过观察法和访谈法,从社区文化、社区参与以及制度性作用这3个要素分析单位制度对社区变迁过程和社区内部整合的影响,反映出在我国当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单位社区的消解以及单位社区走向城市社区的必然趋势。单位社区的转型,对我国现代城市社区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描述这一单位社区的变迁,进而引发思考如何有效地应对这一转变,并从单位、居委会和社区自治组织三个方面出发而提出建议。     

城市社区建设与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刍议

我国的社区建设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关于街道体制的改革成为理论界和政府部门讨论的热点,全国有些城市也在街道体制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实践,但我国街道管理体制还存在街道办事处职能定位不明确、条块关系不顺、居委会行政化色彩浓厚、民间社会组织发育不足、社区参与程度不高和法规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在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应从街道办事处职能的定位、居委会职责的界定、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公民意识的培育、社区党建的加强和相关法规制度的建设等方面来改革和完善街道管理体制。     

社区居委会应拥有的三种资源

社区居委会无疑是城市社区建设的主体。社区建设的重担必须由社区居委会来承担,而社区建设在目前却成为社区居委会难以承受之重。社区居委会必须在拥有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三种资源的条件下,才可以真正挑起社区建设的重担。     

“三社联动”与社区管理创新：江苏个案

“三社联动”就是在政府的领导下,社区居委会带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社会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专业社工介入社区建设和发展。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参与者,在社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阶段,“三社联动”社区管理模式依然存在社区管理行政化倾向明显、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力量薄弱、社区队伍专业化水平偏低、市场力量介入不够等问题。完善“三社联动”社区管理模式,需要建构“行政、自治组织、社会”三位一体的社区管理结构,加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大力培育社区中介组织．加强社区与企业的联系。     

氛围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的新路径——基于对江苏省扬州市两个社区的观察

“氛围”作为实践性概念被广泛运用于治理实践中,但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氛围治理包括氛围建构和氛围影响两重意蕴,前者以氛围营造为目的,后者以氛围渗透为旨归。文章聚焦社区治理的行动者居委会,关注社区氛围治理“何以发生”、“以何呈现”和“何以可能”,尝试揭开社区治理的新路径。文章认为情感要素回归治理视野、社区内生资源稀薄以及居委会的结构洞位置催生并强化了社区氛围治理。基于对所选案例的观察,发现社区居委会根据不同对象营造差别化的氛围,聚焦组织任务营造居委会内部“家”的氛围、把脉社区事务形成治理伙伴间的合作氛围、根植居民需求构建参与氛围等;并通过空间生产渗透氛围、利用仪式展演强化氛围影响力。     

城市社区建设与街道体制创新

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是在政府主导下 ,自上而下发动的。在当前城市区、街道、居委会三级社区网络管理框架中 ,街道办事处作为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 ,既承担着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 ,又承担着服务社区的社区职能 ,其相对滞后的管理体制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区建设的进一步开展。从体制上进行创新 ,理顺街、居和社会团体三者的关系 ,促进居民的社区参与 ,这是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关键     

社区治理转型与共治:太原例证

基于太原市A、B两个社区的调研,从"单位—居委会"这一横向视角出发,对"单位消失,居委会替代"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并对社区治理转型中的过渡模式进行了分析和思考。在A社区中,单位同居委会在社区建设、管理、服务上的协调配合,提高了居民对居住环境的满足度,促进了他们积极参与社区管理,最终提升了整个社区公共性的成长。     

论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

1999年"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的选择,标志着中国开始了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中国社区治理的实践始于城市,城市社区治理成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排头兵。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是怎样运转的呢?中国的城市社区治理以居委会为基石,在三大领域形成三种基本的关系,即居委会与党组织、政府组织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二元半",居委会与社区居民、社区中介组织构成了社会系统的"三点一线",居委会又与业委会、物业公司构成了经济系统的"三驾马车"。居委会作为这三种关系的联接点,促使其相互作用,推动着中国的社区治理不断走向成熟。     

“以闲养忙”：社区居委会的自主性研究

既有研究强调基层治理始终囿于“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忙碌之中。然而,调研发现某些城市的部分社区居委会并非时刻处于重压之下,而是有不少清闲时间。如何解释这些社区居委会的“忙与闲”？本文将此类城市社区居委会的现象概括为“以闲养忙”,尝试通过分析G市Q社区居委会的案例对“以闲养忙”的行动逻辑提供解释：社区居委会长期处在“有限资源与海量任务”的矛盾之中,有限资源不仅表现为社区居委会的运作资源与激励严重不足,还表现为上级对社区居委会任务执行“有意或无意”地缺乏监督。鉴于此,社区居委会形成了应对“海量任务”的行动策略：以动员的逻辑执行上级交付且存在监督的重点任务,以打包的逻辑承担日常民生工作,以应付的逻辑应对上级交付的缺乏监督的重点任务以及其他任务。这使得社区居委会处于时而繁忙、时而清闲的状态,而清闲则作为组织超负荷运转的非正式报偿被保留下来,进而成为维持与凝聚社区居委会的重要因素。     

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深圳市福田区试行“居委会”改“社区管理委员会” 实践的理论思考

我国城市社区一直沿用居委会主导的管理模式,这一模式在改革开放、市场经 济及单位制瓦解的现实面前,管理成效越来越低。深圳市福田区试行“居委会改社区管理 委员会”,这一改革实践对促进社区管理效率与质量的提高具有积极的功能意义;社区管理 委员会的管理模式有其适应现实的合理性一面,但对于社区民主化、自治化、高效化管理 目标的实现,仍需进一步的改革与创新。     

论社区居委会在舆情疏导机制中的地位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复杂多样,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各种舆情相互激荡,大量的舆情存在于社会基层的居民群众中。社区居委会作为我国城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既是社区居民个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最主要渠道和载体,又是组织和调动社区居民积极性,进行社会管理和调节社会矛盾的重要主体,社区居委会在舆情疏导机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