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子以“无”言“道”

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他通过以"无"言"道",展开了对生命的追溯、反思和指导。与"常"相应之"无"描述的是"道"动态的创生过程,侧重从超现象界言"道";与"有"相应之"无"突破了静态限定之"有",侧重从现象界言"道";无心之"无"则进入了对人类社会精神生活和实践行为的探索,从而将宇宙和人生合一,使人体悟得于"道"真的境界。     

《老子》“绝学无忧”句位置浅探

《老子》的诸多现存版本中,郭店竹简本与马王堆帛书本是最为后出而又引人瞩目的两种。帛书《老子》的篇章次序与通行本有着较大的不同,而郭店本的残缺及由此导致的差别则更加显著;因此,若干版本间的对照和比勘,往往会促进我们对《老子》的理解更加深刻化。对于通行本中的第十八、十九和二十章,一向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意见。我结合着简帛本的相应部分,尝试着进行比较并作出自己的推断,——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猜测的性质。一、相关文本内容及主要争论通行本《老子》的第十八、十九和二十章内容中,与本文有关者如下①:“大道废,有仁义。…     

论老子道论的政治谋略意义──兼论老子道论两种意义的矛盾

老子道论的主导意义是回归自然，另一种重要意义是提示政治谋略。这两种意义相互矛盾，前者以隐者的态度为本，以自然之道重建人类生活；后者以策士的态度为本，以自然之道指导制胜策略。同一个思想文本中有这样两种不同的问题意识是令人费解的。老子道论的双重意义导出战国道家的两个发展系统，一是杨朱、列子、庄子一系的自然人生论，一是齐、楚黄老道家、兵家法家的政治谋略论。后者系统复杂。老子政治谋略思想包含两方面问题：治国之道与制胜策略。这两个方面大致与战国政治谋略论中的两派相应，并由两派中的思想家进一步发挥。老子道论两种意义相互矛盾的问题，三、四十年代的学者曾经探讨，未能解决。近年来的老子研究对此问题基本忽略。这实际上仍是有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谜。     

老子、老子之道与道教的发展──兼论“老子化胡说”的文化意义

老子道家以其对宇宙人生的独特思考和富有魅力的人生哲学而得以绵延不绝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效法自然以实现人生超越的思想是道教全部理论和实践的哲学基础及最根本的指导思想．事实上，魏晋玄学以后，道家之学主要地就是通过道教而得以延续并发展的。道教利用并神化老子和老子之道，其渲染的“老子化胡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道教与佛教关系的复杂性及其对道教发展的影响，也表现出了中外文化交流中传统文化的一种心态，它的最早提出，具有将外来佛教纳入华夏文化系统之中的意义，这与华夏民族历史地形成的自我中心论和大一统观及其在文化观上的表现——华夏文化正统论有关。     

也论老子的“善”

《老子》一书中使用“善”字达52次之多,但是它的特殊含义一直为历来注疏者所忽视。通过考察《老子》一书中“善”字动词意味的本原性及其在全书中的一致性,可以重新梳理“善”与“道”、“德”的关系,并且揭示出普遍对于“善”所作的具有伦理倾向的解释妨害了对《老子》以及道的认识。     

老子的道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

老子和亚里士多德在活动年代、思想流传的形式上相似,道的规定性和“四因说”的规定性相当。老子的道论的理论性质大约相当于亚里士的德的“四因说”,但在某些方面又与“四因说”有重大区别。在对道的规定性的表达方式上,则和《金刚经》相似,体现了东方人共同的思维特征。     

《老子》之“道”的原创与中国“哲学的突破”

中国哲学是以"道"为本源、本体和境界,以"言道悖论"为其内在性的本质问题或基本问题,以"行道"、"体道"为"得道"的基本路径和思维方法,力图在现象性生活的内在超越中,进入"道"所指示的境界的意义论或价值论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中国"哲学的突破",以"所行之道"向着本源、本体和境界之"道"的理性升华为标志.而"道"作为中国"哲学的突破"的标志,则无疑是<老子>哲学的原创.     

《老子》道论的哲学思维模式

《老子》的道论哲学兼有本原论和本体论双重思维方式 ,还体现着中国哲学特有的“体用一原”认知方式。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老子一方面尚未完全摆脱上古宗教神话意识的影响 ,他需要从理论上寻求一种“最古老”、“最神圣”的“母性”存在 ,导致了他的道论包含了本原论的内容 ;同时 ,老子时代已经发展出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和他本人那超越常人的智慧又将他的哲学带入了高度抽象的理性世界 ,使得他的道论具备了本体论的特征。老子的哲学又是以人生实践为最终目标的 ,这使得他的形而上的道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人生和政治道路之上 ,因而他的道论打上道德一体、体用不二的烙印。老子哲学毕竟是直观的、自发的 ,他的道是顿悟式的 ,这一超验的哲学范畴带有极大的模糊性、不确定性 ,但对于已经习惯于用概念和逻辑把握世界的现代人来说 ,则不得不用清晰的概念与逻辑去接近老子那终极性的“道”。     

扎实厚重 新见迭出——简评《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

在中国哲学、思想与文化史上,《老子》是最为重要的典籍之一。1993年末,在荆门郭店出土了楚简本《老子》,给中国哲学、思想等相关学术界及国际汉学界带来了巨大震动。迄今为止．以郭店竹书《老子》为对象作专门的校注,或以其作为重要的校注对象的,据我们所知,已有20余本（种）之多。新近出版的由丁四新教授撰写的《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该书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楚简综合整理与研究”成果、“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论老子“道”论中的研究困境

老子之"道"是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它曾给无数的中国人以及国外的人们以无穷的智慧,但现今的老子"道"论研究,无不陷入不可自拔的欲言与不可言说、唯物与唯心、世俗功利性与精神自由性的困境之中,致使其丧失生机。为了让老子"道"论在现代社会重新焕发生命力,我们应打破原有的研究困境,消解那毫无意义的无尽纷争与头脑中原有的狭隘与固执观念,还老子思想以本真的状态,同时,以老子式的广博心胸去开创新的研究视角,以全新的方式去体悟老子"道"论的深沉意蕴。     

论丁若镛对朱熹《中庸章句》心性说的批评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中庸》的纲领,涉及到性、命、道、教等心性说的一系列概念,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朱熹沉潜反复数十年,汇通诸家而成《中庸章句》,成就最为杰出。朝鲜学者丁茶山诘难朱熹的《中庸》心性说,提出了颠覆性的意见。今由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尊德义》等篇出土文献,而知朱熹之说更接近于《中庸》的本义,二氏之争终于尘埃落定。     

《郭店楚墓竹简·缁衣》初探

199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简》。本文通过《郭店楚墓竹简·纟甾衣》和《礼记·纟甾衣》的比较 ,讨论了西汉初年经籍的古文写本问题 ,竹简本 (古文本 )与礼记本 (今文本 )的关系 ,并从“今古文”角度对竹简本的若干文字进行了校读与疏证 ,从而对先秦到汉代经籍文本的演变和儒家思想的承传 ,进行了新的探索     

道:从《易经》到《易传》

分析了“道”在现代汉语中的含义,并通过分析试着将“道”还原到它的原始含义的层面。通过对《周易》古经中的“道”和《易传》中的“道”的考察,以及对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者”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比较,试图对作为“道路”的“道”向形而上的“道”的转化过程提供若干探索性的思考。     

郭店楚简《五行》篇理论结构探析

郭店楚简《五行》篇在整体上是一种体系性较强的儒家文本。它包括德行构成论、社会规范论与人生修养论三个层面,其中人生修养论是联系前两者的纽带,最终达到"集大成"、"达诸君子道"的人生理想境界,在社会功用上则是"邦家兴"的现实关注。这种对理论结构的探索有助于重新思考简本《五行》在先秦儒家思想流变中的地位、价值及其理论特点。     

《诗》的最初意义与郭店楚简《缁衣》篇

近年来发掘的郭店楚简对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化有很重要的意义 ,比如 ,其中的《缁衣》篇对正确把握《诗》的最初意义提供了全新的材料。文章以《诗经》里的《召南·有梅》为例 ,并结合其他诗篇 ,试图通过比较闻一多等近代学者与汉代《毛传》、《毛序》以及郭店楚简《缁衣》篇等三者对《诗》的不同解释 ,来探讨郭店楚简《缁衣》篇对重新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意义。根据研究结果 ,文章以为郭店楚简《缁衣》篇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正确理解《诗》的最初意义 ,还可以帮助我们消除以前各家对《诗》的解释中存在的误会。     

试用关联理论解读《道德经》里的为官之道

运用关联理论对《道德经》选段进行解读,认为其论述了＂本色为官＂、＂有权无私＂、＂清心寡欲＂的为官之道,对为官者修身处事和治国理政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庄子气论产生因素及其理论机制

庄子的气论是在直觉感悟式思维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另外,老子作为道家的开创者,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庄子的气论 机制可用道—气—物来概括。以道为逻辑起点,包含安化与物化、心斋的思想。庄子气论体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学精神,揭示了 中国人独有的思维方式,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道不可言"与"境生象外"——庄子语言哲学及其对意境论的影响

庄子语言哲学存在着一个道、意、物、言的四元结构,在这个四元结构中,道与言的关系处于核心地位。在道与言的关系问题上,庄子坚持道不可言论。庄子语言哲学的四元结构和“道不可言”论对中国诗学、美学中的意境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影响着诗学意境论对“意”的最初理解,而且也规定着意境论中“境”的原初含义,并直接导引和促生了“境生象外”的哲学、诗学命题。从诗学意境论产生的源发哲学语境看,“意境”即“道境”,“道境”是“道”开辟出来的无限精神空间,具有鲜明的宇宙本体论意义。从庄子语言哲学入手重新认识意境问题,有助于矫正把意境简单地界定为“情景交融”的偏差,而把意境的当代阐释导向更加合理的“道”、“情”、“物”、“象”的完美统一。     

再论“矫制”——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

“矫制”是汉代的政治罪名之一,它的立法宗旨在于防范和惩治臣子借用皇帝的名义行事。《张家山汉墓付简》公布的《二年律令》中有关“矫制”的条文,表明汉代的“矫制”之法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矫制”之罪存在着由二级制(害、不害)向三级制(大害、害、不害)的转变;“矫制害”与“矫制不害”之间在量刑定罪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对“矫制不害”的惩治仅仅是“罚金四两”,这是强调根据案件的客观效果来量刑定罪,它关系到对汉代法律思想的总体评价。     

李觏的性情论及其与郭店楚简性情论的比较

李觏的儒学思想是以礼为中心，他的人性论或性情论是从属于其礼论的。在李觏24岁时所作的《礼论》中，为了论证乐、刑、政是“礼之三支”，仁、义、智、信是“礼之别名”，他持性三品说的观点，这可以说是其人性论的大致倾向。但李觏的人性论有其理论上的不确定性，甚至有一些前后矛盾。在他30岁以后的思想中，为了论证圣人之道不是“以道强人”，则是“因其有而品节之”，“唯礼为能顺人情”，性善或情善的思想成为其性情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宋学中，李觏的性情论处于新儒学理论建构的初始阶段，这类似于郭店楚简的性情论在先秦儒学中的地位。文章将李觏的性情论与郭店楚简的性情论作了比较，指出二者在理论上有相似之处，而且都带有承上启下的过渡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