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渝黔边区旅游扶贫的政策研究

湘鄂渝黔边区经济发展缓慢 ,居民生活贫困 ,但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因此 ,这些地区要脱贫致富 ,就必须因地制宜地走一条以旅游为龙头的经济发展之路。而旅游的持续快速发展及旅游扶贫作用的发挥 ,需要旅游扶贫政策的引导和保证。据此 ,从产业、经济、环保、民族特殊性等几方面对旅游扶贫政策进行了论述 ,试图为边区旅游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某些参考     

陕甘宁边区对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述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党和边区政府建立了强有力的领导机构,注重推行民主政治,为抗战而生产.边区政府注重改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更以教育推动少数民族价值文明的现代重构,大力开展民族统战,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边区对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最大程度地整合了边区各民族的抗战力量,推动各民族的现代化转型,在党的民族政策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更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定型化的开始.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正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与抗战民主有机结合的具体体现.     

宋代民族地区纠纷解决的法律机制

两宋时期,鉴于西北、西南边区民族分布众多、形势复杂等因素,宋朝廷对民族地区各类纠纷的法律处置比较谨慎,其法律解决机制以习惯法为基本原则,逐渐加大国家制定法纠纷解决的渗透和力度,并形成民族边区国家法权威的主导性。灵活有效的法律机制对于确保民族地区社会统治秩序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北宋西北边区民族法规中的罚则初探

北宋政府制定了许多针对西北边区诸族的民族法律法规,但因民族和社会问题的复杂以及军政地理位置之特殊,故其处罚原则与内地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宋对边区蕃人的违法论罪,在贯彻"和断"处刑原则的同时,又将法律政策与民族政策有机结合而轻重其刑、灵活处罚,并由此形成北宋西北边区民族法律法规中刑罚原则的鲜明地域特色.     

少数民族干部的特殊作用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运用好少数民族优秀人才对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亲和力的提高有很强地推动作用。地方政府形象得到良好塑造,民众对其的认可度也会大大提升。同时能够促使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的提高,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对中国的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少数民族干部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着其特殊作用、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后继乏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做好民族工作的意义这三方面展开论述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民族工作开展过程中的特殊贡献。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乡村社会问题的治理

土匪、种植鸦片和二流子是旧制度给陕甘宁边区乡村留下来的主要社会问题。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和整顿,长期以来困扰边区乡村的土匪问题、鸦片问题、二流子问题都解决了,使边区乡村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边区乡村社会问题治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乡村社会基层权力转换和重建的过程。这个过程顺利的完成,说明中共的政治权力沉降到乡村社会,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调控,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迅速解决乡村社会问题和重建乡村政治权力积累了经验。     

北宋西北边区民族法规中的罚则制度

北宋西北边区位居宋夏边防要冲，民族分布众多、成分复杂。为了加强对西北缘边的统治，政府制定了许多针对西北边区诸族的民族法律法规，但其处罚原则与内地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本文试从处刑原则与刑罚实施、法律政策与民族政策相参为用等四个方面，探讨北宋西北边区民族法律法规中的罚则制度及其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     

民生视角下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灾难民救助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灾荒不断,使得边区每年都产生大批灾、难民,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统筹兼顾,综合运用政府直接拨给款物、以工代赈、发动群众互济、鼓励生产自救等多种救助办法,解决民生疾苦,确保了边区数以十万计的灾、难民能够在政府的关怀帮助下安居乐业。     

农业的经营风险与政府的风险控制

农业的经营风险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一方面表现为农业风险类型的特殊性,另一方面表现为农业风险发生及其结果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是市场本身所不能解决的,并且往往会造成宏观不利的结果,因此,各国政府都一直非常重视农业中风险的发生和反风险问题。农业风险控制的重要方式包括公共投资、稳定价格、农业保险和信贷支持等。     

设立国有医药公司降低虚高药价

公立医疗机构对医疗资源的垄断、政府对药品流通市场监管的不到位、广大消费者对相关政策法律及药品知识的无知是造成当前药价虚高的核心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更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由地方政府设立国有医药流通公司,同时运用互联网等媒介扩大消费者对医药信息的了解,从而通过消费者对药品理性选择的市场力量和政府规范市场的法制力量来解决药价虚高这一社会问题。     

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社会环境治理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政权结构是在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发展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同时也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社会机构复杂,社会问题丛生,在社会文化、社会治安、社会生态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陕甘宁边区政府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采取了一系列的社会重建和治理措施,运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和思想教育等多种手段对边区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改造、社会治安环境加大整治以及社会生态环境加强保护等,改善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使得边区社会呈现出了旺盛的创造活力,成为抗战的坚强堡垒。     

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初探

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源自于南京国民政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陕甘宁边区得以广泛实行和发展,边区政府依据实际需要,在领导体制和行政体制等方面对此加以创新,形成了具有边区特色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这一制度及其管理经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的建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制度建设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陕甘宁边区廉政建设经验的现实价值

陕甘宁边区政府廉政建设经验对新世纪加强执政党的廉政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增强执政能力,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仍然应高度重视廉政建设,因为廉政建设是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廉政防腐的力度决定着执政能力建设的成效,廉洁自律的领导集体是增强执政能力的内在合力。     

文学意象、景观叙事与文化重塑——沈从文《边城》与湘西边城互构的考察

景观是由实体环境与文化意义交互作用而生发和演进的叙事系统。湘西边城通过命名、造景和解说等叙事策略关联沈从文的文学作品《边城》,实现景观的历史背景、文学幻景与旅游实景的叠合,以唤醒记忆的特殊方式凸显地域特色,进行文化传承、意义表达和价值重构。边城文化在景观制作、关联记忆、审美体验和景观认同等文景同构过程中得以重塑。湘西边城景观内涵经过历史、文学和现实生计等方式得以重新定义和解说,实现从民族传统小镇向现代特色旅游名镇的转型。     

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西方教会的政策分析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为巩固、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特殊历史环境下,边区政府处理好与西方教会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边区政府对西方教会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措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果。边区境内的基督教、天主教教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以后逐步走上“三自”爱国道路奠定了基础。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并成为解放后我国宗教政策的蓝本。     

延安《解放日报》广告经营理念与广告特色分析

延安《解放日报》登有大量广告,这些广告反映和记录了当时特殊条件下边区政府和人民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体现了注重社会效益、服务政治大局的经营理念,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解放区特色。     

公共行政职业伦理的本质诠释及制度构建探析

公共行政职业伦理具有区别于其他职业伦理的根本性质,它以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存在、以特殊的规范调节方式发挥作用、以特殊的责任伦理产生效应。发展和完善公共行政职业伦理,就要健全公平的行政职业伦理规范体系,加强公共行政人员的职业伦理教育,建立完善的行政职业伦理监督与制约机制,加快公共行政职业伦理法治化建设。     

信息公开诉讼运作规则研究

信息公开之诉是信息公开权利人在请求公开有关行政信息的过程中,因不服公开义务人对特定信息的作为或不作为而提起的行政诉讼,具有诉讼目标的给付性、诉讼基础的请求性、诉讼利益的双重性及争讼对象的事实性等基本特征。拥有信息公开请求权、穷尽行政救济、遵守特殊请求权时效规定共同构成了信息公开之诉特有的起诉条件。与传统的行政诉讼相比,信息公开之诉在举证责任分配、审查方式选择及判决种类区分等方面都具有特殊的规则。面对信息公开之诉的涌现,以类型化为目标重塑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     

陕甘宁边区林业发展史研究(1937-1950)

陕甘宁边区是新中国的摇篮,其政权领域内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取得的成果、建设经验等对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均产生了长远影响,对现代来说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以历史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陕甘宁边区林业(1937—1950)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包括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域的演变、边区的林务机构及主管部门、边区的自然环境与森林的关系、边区原有的森林资源、边区政府的林业政策和法令、边区的林业建设、南泥湾垦殖、陕甘宁的农林教育及教育方针大讨论、陕甘宁边区主要林务人员简历等。     

成本效率论:基于公平与效率价值的行政收费基础理论

公平价值要求成本性行政收费的理论基础是"特别支出由特别收入来满足",体现受益者与未受益者之间的公平价值,其范围应以"特别"的行政支出为限,并以行政支出的成本为标准;效率价值要求效率性行政收费能够提高自然资源、公共设施的使用效率,体现法律通过行政收费来提高社会资源使用效率的价值,其范围应限于使用产生拥挤的自然资源、公共设施,并以能够排除资源使用的拥挤、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