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叉社区:撤村建居五年回眸

浙江省杭州市三叉社区于2002年5月完成了撤村建居工作。在撤村建居过程中,三叉社区显现出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问题。     

社会资本视野下的"撤村建居"型社区治理——以杭州的实践为例

城市化进程使得城郊地区和城中村出现了大量‘撤村建居"型社区,这些社区尽管在产业结构和农民身份属性上早已实现了非农化,但其社区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袭了村庄的治理模式.本文以杭州的实践为例,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撤村建居"型社区治理,并提出社区治理的对策和建议.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的双重路径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进城农民与居村农民是农民市民化的两大主体.农民市民化是进城农民与居村农民享有公共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变迁的过程,最终目的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与此相适应,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应包括两条相对应的路径:一是"城市异地"转移路径,即通过发展大中小城市吸纳更多的农民工、城郊失地农民,实现部分农民异地市民化;二是"农村就地"转移路径,即通过发展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吸引更多的居村农民向特定地区聚集,实现部分农民就地市民化。     

芜湖市撤村建居有亮点

安徽省芜湖市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按照慎重有序、因地制宜的原则,对如何科学合理地撤村建居作出有益的尝试。芜湖市撤村建居的主要做法是:由被撤村所在街道办事处、镇按照“土地基本没有”、“人口基本转为城市居民”两个先决条件,根据城市管理的需要,提出“村改居”意见,交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报区政府批准。在实施过程     

空间排斥视角下农村老年人地位边缘化研究——基于山东J村撤村并居实践的考察

在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下,撤村并居成为地方政府改善村庄面貌的一项重要举措。山东J村的经验表明,在撤村并居实践过程中,老年人群体的利益和感受被忽视。撤村并居推动了乡村社会空间商品化、劳动力市场化和村庄阶层结构化的进程,导致老年人在社区转型中无力购买合适的居住空间,从而被排斥到小区的边缘空间。老年人来自于年轻人的社会支持减少,老年人群体内部之间的社会参与弱化,形成了老年人与年轻人、老年人同辈群体内部的交往区隔,最终导致老年人精神世界边缘化。政府在推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尊重老年人的社会权益,注重维护老年人的精神世界,避免为老年人的生活世界树立生存藩篱。     

女性个体化与夫妻权力流转——征地与撤村建居后的F村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征地与撤村建居在中国农村大范围出现,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本文在这一社会背景下采用个案研究,对一个中国北方村落在征地与撤村建居过程中出现的女性个体化及夫妻权力模式进行了考察。本文认为,在征地与撤村建居过程中,农村女性个体化现象逐渐显现,并随着农村女性个体化的发生,农村家庭中夫妻权力模式也逐渐从男性集权向夫妻平权的方向转变。通过对夫妻权力相关理论的梳理,试图对这种夫妻权力模式的转变进行理解和解释。     

宁波市海曙区农村转型社区建设面临“四难”

近几年来,宁波市海曙区在农村转型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吸收和借鉴了不少城市社区的经验与做法,从管理体制和组织形式上初步实现了农村向城市、农民向居民这一划时代的转变。但是,由于农村转型社区具有过渡性和边缘性的特点,社区发展和建设过程中面临很多问题和困难,很难形成共同的社区规范。海曙区民政局针对这类社区进行的专题调研,充分反映了农村转型社区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海曙区于2005年10月完成了全区16个村的撤村建居、并居、改居工作。根据社区综合管理条件与水平的成熟程度,海曙区将农村转型社区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撤村建居型,即…     

面对撤村建居后的一大堆难题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在撤村建居过程中为农转居的居民提供了很完善的公共产品和周到的社区服务。但是,撤村建居后,社区还是出现了一些很典型的管理问题。为此,北仑区民政局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并且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居村农民市民化的社会风险透视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的市民化显得十分重要,在对农民工市民化和城市郊区农民市民化都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并取得非常多的研究成果后,居村农民市民化的议题也越来越备受关注。然而,处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新型社会风险已经影响农民生活的各种层面,居村农民市民化必定会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社会风险。因此,十分必要确立居村农民市民化的新型社会风险意识以及建立并完善相关的风险应对机制,以保证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顺利进行。     

撤村建居，如何实现“返迁期”的平稳过渡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全国各地撤村建居或城中村改造工程都在大张旗鼓地进行。不论是撤村建居还是城中村改造，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新居还没有正式建成时，原来居住的房屋已拆迁，居民以租房的形式进入返迁过渡期。在返迁过渡期，这些居民居住分散，流动频繁，原来村集体的集中服务管理模式被打破，     

中国朝鲜族农村人口流动及其新农村建设模式——以黑龙江省朝鲜族村镇为中心

通过对黑龙江省朝鲜族村镇的调查发现,中国朝鲜族农村人口流动带来了朝鲜族农村产业结构和村庄模式的变化,出现了农村城市化型、旅游型、农业机械化型、政府支持与劳务收入相结合现代化型和民俗、生态、城市相结合型等。同时,农村朝鲜族流动人口也引起了一些社会问题。因而,需要采取依托城市建设朝鲜族集中区;坚持因地制宜、抓住重点、发挥优势建设现代化的农村;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加大对劳务收入少、产值低的村庄的扶持等中国朝鲜族新农村建设模式的策略。     

"城中村"城市化的对策研究

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 ,因城市的扩张产生的“城中村”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本文对“城中村”改造过程中遇到的政策和现实问题进行了剖析 ,认为“城中村”改造的主要困难是社会经济政策滞后问题 ,提出了超前调整政策 ,促进“城中村”改造的思路和对策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村落特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基于缸瓦窑村的考察

城市化进程和村落文化保护是一组难以破解的矛盾。新型城镇化建设给传统村落特色文化保护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孕育着文化维新的机遇。利用村落特色文化资源融入城市体系,推进特色城镇建设;营造村落文化社区,重建文化空间;重视整体保护传承,恢复文化生态;合理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推进就地城镇化的实现;最终达到村落特色文化保护传承与新型城镇化的共赢。作为特色文化资源丰厚的传统村落,南宁市缸瓦窑村的困境与际遇折射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传统村落特色文化保护传承的深层问题与可能路径。     

《物权法》实施后政府拆迁“城中村”房屋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产物,国有土地上房屋的拆迁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将被《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代替）予以规范,“城中村”房屋属于集体土地上房屋,其拆迁补偿方式及程序没有专门法律、法规予以规范,缺乏可操作性。根据《物权法》规定,政府拆迁“城中村”房屋同拆迁城市房屋一样,非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不得拆迁、非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不得拆迁、非依法给予拆迁补偿不得拆迁。当前政府拆迁“城中村”房屋存在许多问题,必须认真贯彻好宪法和《物权法》关于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精神,规范政府拆迁“城中村”房屋行为,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近郊村落的城镇化：水平与类型——以浙江省9个近郊村落为例

城镇化实质就是农村社会转变为城镇社会的综合性社会变迁过程.近郊村落的城镇化是城市扩张的表现和结果,在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具有独特内涵和特殊意义.通过对浙江省9个近郊村落的调查,描述了近郊村落的城镇化过程及其被边缘化的现象,初步分析了近郊村落的城镇化水平与类型,提出近郊村落城镇化水平需要依据经济结构的非农化水平、入居环境的城镇化程度、居民身份的转变情况、基层管理的转换状况、社会保障的享有水平等核心指标进行度量.比较而言,不同近郊村落的城镇化进展与水平呈现出一系列共同性,但也存在着众多差异.近郊村落的城镇化在特定意义上就是“去农化”和“趋城化”2个方面的结合,根据“去农化”和“趋城化”的状况,城镇化进程中的近郊村落可以分为“脱离农业的村庄”和“留存乡村因子的城镇社区”2种类型.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保障农民权益的对策研究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我国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镇化的一次有益探索,主要是通过对部分农村自然村的统一规划和整合,引导农民告别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建设类似于城镇社区但又有自身特色的新型农村社区。通过城乡政府、社区组织、社会力量以及广大农民群众的共同合力,保证新型农村社区健康、快速地发展,让农民群众参与进来,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同时,建设新型农村社区要以人为本,必须充分保障农民群众的各种权利和利益,包括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因此,保障农民群众的权益,是体现农民群众在新型社区建设中主体性地位的重要方面,也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重要基石。     

论中国农村现代化中的农村城市化问题

农村现代化主要由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三个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部分组成。本文围绕中国农村现代化中的农村城市化问题,从经济全球化(WTO)中的农业现代化、新时期县域经济发展的主题: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与中国城市化的模式选择、中国农村城市化与“三农”问题和改革农村教育发展农村高等教育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农村现代化中的农村城市化问题。     

盐城传统村落挖掘保护利用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一些传统民间文化的载体——传统村落逐步被逼进狭小的“胡同”,部分甚至永久退出历史舞台,传统村落保护迫在眉睫。以盐城为例,对传统村落的挖掘保护利用进行研究。     

边缘化与边缘效应:近郊村落城市化的境遇及路径——以台州市F村为例

近郊村落处于城市与乡村两大系统的交接地带,随着城市的空间扩张,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近郊村落呈现出一系列边缘化特征:社会政策的边缘性、社会结构的混杂性、村庄发展的过渡性、社会成员的异质性。处于城市化过程的近郊村落正面临着城乡两种社会因子的交集,形成了独特的"边缘效应"。既为近郊村提供了发展条件、机遇和自主行动的空间,构建了城市生态系统的缓冲带,也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正确认识近郊村落的"边缘化"现象,合理利用其"边缘效应",妥善处理政府、市场与村庄的关系,实现城乡"融合"而非"融入",走"乡土型城市化"道路,或许可以成为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一种新选择。     

治理理论下的城市社区多元共治模式的建构——“城中村”社区治理体制研究

“城中村”是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当前“城中村”社区在治理体制、土地产权关系、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失灵”现象。基于治理理论,“城中村”改制工作的关键是彻底改造原有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为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使“城中村”社区的发展与城市的整体发展相匹配,形成同步发展、良性互动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