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合理流转的新思考

农村土地制度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当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以及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迫切需要,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合理流转的基本实现路径包括清晰的市场主体界定、合理的权益分配格局和科学的制度规范模式;而制定城乡建设用地刚性约束措施,改革公益征地价格形成机制则可以规避流转后可能产生的利益盲动和制度寻租.     

政治文明视域下的农民政治行为

农民政治行为的参与方式趋于多样化;农民政治行为主观动机呈现多元化格局;农民政治行为效能感较低。农民政治行为实践为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塑造了合格的政治行为主体;农民政治行为是在特定政治制度环境中形成的,同时又对规范和制度提出较高要求,并在实践中促进着政治制度文明的进步;农民政治行为的理性、健康发展能够推动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各要素的和谐、有序,为动态发展的政治文明提供持续动力。实现农民政治行为的有序化;提升农民作为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认知水平和政治技能;增强农民政治行为的有效性。     

农民政治认同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

农民政治认同不仅是农村社会政治稳定的保证,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目前我国农民政治认同的基本状况是:对我国的政治制度、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执政党及政府有较强认同;对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认同是分层次的;农村社会中一些不和谐现象影响农民的政治认同。农民政治认同主要受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因素影响。提升农民政治认同,需要改善农民生存状态,切实保障农民权益;规范基层政权的政治权力运作;保证农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推动农民政治心理的现代性变迁。     

农民权益保护立法之探索

农村法治建设是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农村法治建设中农民权益保护立法仍显不足。为此,应加快农民经济、政治权益和农村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立法,以促进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工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农民增收、生活富裕。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加重了农民负担,供给不足影响了农民增收;必须充分认识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工程,对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化解公共风险、建设和谐社会有重大意义;要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建立“四位一体”供给体制,构建多主体、多层次供给格局,保障有效供给。     

和谐乡村构建中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理论探微

构建和谐乡村是我国现代乡村治理发展的要求,是后农业时代乡村治理的追求目标。构建需要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和谐需要有序体现,有序政治参与是和谐的要求,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构建和谐乡村的过程是乡村治理组织不断为农民提供良好服务、农民反作用与乡村治理的过程。农民通过有序政治参与,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主动性与创造力,进而形成全体农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平和局面,减少农村社会矛盾,减少冲突,促进和谐乡村的建设,和谐乡村治理则为农民提供更多的权益表达及保障。     

农村财产制度改革与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构建

对于大多数农户而言,其主要收益性财产是土地、住房和村民共有的村级集体资产。但目前我国农村产权制度很不完善,产权主体不明确,农民对自己的财产不拥有完整的产权,农村产权市场缺失,城乡居民房产实行大小产权一房两策制度等,使得农民的资产未能充分发挥增收动力源的作用。因此,十二五时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力推进以保障农民权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为目标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构建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生态学视阈下民族地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生态平衡的构建

民族地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具有生态区域性特征,是一个具有生态演替的人工系统。但目前民族地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从广度、深度和可持续性等方面都还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平衡发展的生态链。对此,应构建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使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理念;完善群众信访制度,畅通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加强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作风建设,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构建民族地区城乡和谐发展新机制;增强民族地区基层党政干部和农民的法律意识。     

由"碎片化"走向"组织化"——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构想

在新农村建设的大势下,农的组织化是一个战略选择。源于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与中央集权的政治构架,我国农村与农民一直处于高度"碎片化"的状态,并成为农民权利流失"千年之痛"的"症结"。当"组织化"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时,我国农民却"活"在各种组织"夹缝"之中。因此,开辟一条中国农民组织化的管道是保障农民权益的当务之急。对我国"农村民间组织"应定以社会治理格局的战略地位,还组织权于农民,政府的责任在于战略规划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     

对农民享有土地财产权益的探讨

为让农民实现其土地财产权益,必须进行有关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一要实现农村土地产权与城市土地产权的对等和对接;二是适时结束单一国家垄断的征地制度,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三是改革征地补偿制度,逐步以市场价为基准,给农民以充分、合理的补偿,实现其土地财产权益,以增加农民收入,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