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权力制约思想

从人性"自为"、"自利"的认识出发,韩非子为君主尽心谋划权力制约之道。在权力制约的对象上,他提出以近臣、重臣、朋党为权力防范的重点。在权力制约的方法、手段上,他主张法、术结合,要求君主在以法治吏、以法制权的同时,掌握"术"道,以"术"察奸止奸。韩非子的权力制约思想对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机制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     

陈亮“治道”思想的两个向度——“君道”与“师道”的内在逻辑

＂君道＂和＂师道＂是陈亮＂治道＂思想两个向度,＂君道＂施的是＂礼乐刑政＂,＂师道＂行的是＂仁义孝悌＂,君主＂经世致用＂之道在于能够＂交修而并用＂＂君道＂与＂师道＂。从＂王霸义利之辨＂的批判来看,＂君道＂与＂师道＂统一的＂治道＂思想之所以能解构朱熹＂三代＂历史的必性命题,在于陈亮清晰分析＂君道＂与＂师道＂存在的内在命理,即＂号令＂与＂教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可归纳为三对共存范畴：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实体规范与道德约制、外在行为与内在修养,这三对辩证统一的范畴有力地佐证君主治理国家过程＂君道＂与＂师道＂的施行统一。     

论《淮南子》的君道思想

《淮南子》一书综合百家之说,试图为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一套完备的理论学说,书中对为君之道进行了详尽而独特的论述.它承袭了道家“法自然”的思想,但又反对其纯任自然的消极主张而用儒、法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进行改造;它吸收了儒家有关道德自律的思想,用以改造法家关于君臣关系、重势等方面的学说,从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法家的苛酷,从而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主要从君道无为、君臣异道和修身正己三个方面来论述其君道思想.     

君道关系视角下的法家君主“ 大智冶论 ———以《韩非子》为中心

在法家那里,君道关系显示为:道对君有论证、规范和评判作用,君则应以道为依归,故而只有"体道"之君才是明君。以君道关系为视角,将法家"智"论的探讨聚焦于君主之"智"可知,法家主张"大智"。这种大智表现为,君主"去好去恶""虚静",保持客观冷静的政治头脑,从而成为一个颇富政治理性的政治人,进而合乎"道"地运用势、法和术,最终臻于一种合乎"道"的社会。这一理想社会反对任何私人感情对政治的干扰。可是法家大智论只是一种空想,因为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体道和守法几乎不可能。     

韩非论官吏与法的关系探析——兼与儒、道、墨、前期法家比较

韩 非对官吏与法的 关系,态度十分 明确,主张官吏绝 对遵守现实君 主法,并系统 地提出了一整套 君主以法治吏的 思想,即君主对 官吏进行法、术、势 全方位的治理 ,使官吏不敢 违法,不得不守法并 乐于守法。韩非 的这种以法的绝 对权威治理官 吏的思想,是对儒 、道、墨三 派主张官吏相对 地遵守君主法思 想的批判,也是 对前期法家零散 的以法治吏思想 的继承拓新。     

子思学派的“君道”观——以郭店楚简为考察对象

子思学派是介于孔孟之间的重要儒家派别,在孔孟之间的儒家传承中起过重要作用。郭店楚简中所反映的大量的＂君道＂思想,正说明这一问题。首先,子思学派主张为君者要实行＂德治仁政＂;其次,呼吁为君者要有＂表率作用＂和＂重民思想＂;再次,提倡为君者要有＂尚贤＂观。这些思想虽大都为孔子所提出,但却语焉不详。子思学派的相关论述无疑是对孔子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同时又影响了后来的孟子。可以说,对郭店楚简中子思学派＂君道＂观之考察,可以加深对儒家学说的体认。     

石涛"我自用我法"的时代特征及思想渊源探析

本文主要对石涛艺术思想相关研究的论述进行了梳理,又从＂我自用我法＂艺术主张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等时代特征进行了分析,同时对＂我自用我法＂思想渊源的＂禅道渊薮＂、＂内在精神＂及其＂艺术境界＂进行了追问。     

论邓小平的权力制约观

权力的使用具有双重效应,可以为社会和公众服务,也可以用来谋取私利。权力制约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反封建斗争中提出来的。三权分立是资产阶级国家的立法原则,适应的是资产阶级内部权力分配与调节的需要。邓小平反对搞三权分立,但他主张对权力进行制约。制约权力,一要解决思想问题,除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外,还要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二要解决制度问题,要建立和健全一系列制约权力的获得、权力的行使、权力运行后果的制度。     

先秦黄老之学"道法"思想刍议

将"道法"思想置于国家法度建设的理论框架下,认为:黄老之学"道生法"以哲学逻辑生成的方式援法入道,通过道兼礼、法确定形名法度,并主张"道在法上"无为的法治.道法思想对汉代社会王霸杂之的治理模式产生重要影响.     

解读限权理念

权力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但其必须受到限制,如何限制权力成为政治学中的中心议题之一。18世纪法国三位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邦雅曼.贡斯当和托克维尔三人的限权思想相得益彰,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较为完整的限权画面。孟德斯鸠主张“以权力制约权力”,贡斯当主张“以权力制约权力”与“以权利制约权力”相协调,托克维尔主张“以社会制约权力”。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危机管理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危机管理思想,其整体更为重视危机预防。在危机预防方面,儒家从忧患意识出发,强调道德及社会责任;法家强调制度化、创新与识危除奸;道家强调领导者"有为乱之首"及处于成熟阶段的组织的危机预防;兵家强调对信息的系统搜集。在危机处理方面,儒家强调"不仁则失";法家注重运用激励约束机制;道家注意到在危机中的机会;兵家强调信息管理及对危机的快速响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主动制造危机,创造机会。     

孟子、告子对孔子“人心之性,生命之性”的继承和发展

从先秦儒家中孔子的习言性、孟子的心言性、告子的生言性等对“性”的不同观念和理解,可以看到诸子都是十分重视“性”的.并围绕这一观念展开了深入的讨论.通过寻找“性”观念的起源,以发现儒家此一观念的历史根源.然后通过对孔子的分析揭示孟子及告子对孔子“性”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儒家三子对“性”的不同的理解和阐述对先秦儒学人性思想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对其后中国儒学体系构建具有深刻的影响.     

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非现实性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只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其特征是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并融为一体，这正是它的非现实性或空想性：强调天人合一、消弥天人对立；主张利用自然，但反对探究自然规律；脱离众生实践，缺乏现实可行性。儒家生态伦理思想有其价值，但很难在现实的环保实践中发挥作用。     

从体用关系角度理解儒家的道德论述——兼论当代儒学的核心价值观

在中国哲学史上,＂道＂的概念是一个富有理性的具有本体意义的哲学范畴。儒、墨、道、法诸家均然。但百家所论之＂道＂的涵义各不相同。儒家的＂道＂是集政治、伦理、道德功能于一体的本体性概念,有多种涵义,而最重要、最根本的是以＂道＂为根本之德,是人生的根本原则、政治的最高理想和治国安民的战略。儒家之＂德＂,是指对＂道＂的体悟、实践,是＂道＂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儒家思想逻辑中,道、德关系实质上是体用关系,＂道＂是根本之德,是＂体＂,＂德＂是道之体现,是用。在儒学诸多价值观念中,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仁＂,儒学的根本之道就是＂仁＂道。＂仁＂与其他德目（如义、礼、智、信、和、敬等）的关系,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体用关系。仁是道之体,义、礼、智、信、和、敬等是道之用。历代儒家对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就根本之道而言,都指仁道。但对体现＂仁＂道的＂常德＂,认识不尽一致,有四维、五行、六德、八德诸说。文章认为,从立足于当今时代的精神需求、同时又最具普世性的价值视野而言,还是以＂一道（仁道）五德（义礼信和敬）＂来概括儒学的核心价值观比较恰当。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与道德失落,正在呼唤儒学的核心价值。作为＂以道自任＂的儒者,应该自觉承担起弘道责任,为弘扬儒学的道德人文精神、为建设民主文明、多元和谐的的未来世界而克尽其责!     

“忠孝礼义”研究的价值与传播问题

儒学的当代性研究必须着重于当代转换、社会实践和大众传播,“忠孝礼义”是儒学中既有理性色彩又最具操作性的儒家思想范畴。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重新审视、发掘和传播其价值内涵是十分必要的。在义理上正确处理好“忠孝礼义”的历史还原和当代转换问题,是推行社会实践和大众传播的前提和基础,而创新的传播形式和传播途径是继承和发扬儒学积极精神的有效保证。     

先秦无为思想起源考论

无为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它的源头,学者多认为是在于老子,甚至在于孔子。要考察无为思想的起源,还有赖于对"无为"一词的语义界定。"无为"一词主要包含与"有为"相对待之义、天道自然行为之义和绝对不作为之义三类,亦可用作行为禁忌语。以此为导向,可以发现,无为思想可最早追溯到上古先民在原始文明下敬畏、依赖和顺从自然的心理及行为,随着政治文明的深入,又最容易在王朝没落或王朝更替之际滋生,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周文王、吕尚、管仲等人在制止暴政乱政,实现无为而治方面多有思考,其后老子把"无为"视作宇宙、社会、人生的普遍原则,孔子又从德政和礼治来重新诠释无为而治,深刻影响了后世道、儒、法诸家,无为思想至此完全成熟。     

民本主义：人权话语本土理解的哲学基础

以儒家“民本”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远神近人,以人为本”的人文基调,包含了“人民的利益构成君主权力的基础,为了保障人民的利益,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的意思,还提出了许多有关人的个别性权利的思想主张,这些丰富的人文精神内容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接引与体认西方人权理论的文化支点,更是西方人权理论在中国获得本土诠释与理解的哲学基石。     

“儒道佛”·“生活世界”与其相关的“意义治疗”

文章旨在阐明＂儒、道、佛＂三教所涵之心性义理,试图如其生活世界,而做一展开运用,因之而豁显其相关的意义治疗学思维。首先,笔者阐述了撰写《中国宗教与意义治疗》的因缘,并借此表达了对于教育学、心理学之追求本土化的意愿。之后,文章概括的指出儒家所重在＂孝悌人伦、仁义为教、道德创生＂,道家之所重在＂尊道贵德、慈俭虚靜、自然无为＂,佛家之所重在＂悲智双运、涅槃寂静、缘起性空＂。进一步言之,儒家重在＂仁＂,他著重人伦教化的落实,并开启主体的自觉性,是＂我,就在这里＂。道家重在＂慈＂,他开启了自然天地的奥蕴,并点示了场域的和谐性,是＂我,归返天地＂。佛教重在＂悲＂,他深化了意识层次的分析,并廓清了意识的透明性,是＂我,当下空无＂。之后,文章对于心性之学所可能展开的心灵意识之诠释做了大略之理釐清,并因而对于＂道、德、理、性、气、情＂及＂志、意、心、念、识、欲＂等做了话语的转化,试图呼吁本土心理学的辅道学之可能。     

儒家对民众政治地位的设计及其现代转化

儒家政治思想不仅重视君主一方的修养与责任,而且对民众一方也有一定的阐述。儒家政治思想是对当时政治现实的提升与规约。在政治现实中,民众是被动的一方,但儒家赋予民众有人人为政的主动性一面;在政治现实中,天意不可违,人们要服从天意,接受天命,但儒家认为,民意决定天意,在君王的更替与治理中应服从民意;在具体的政治治理过程中,有无限权力的君主视民如草芥,但儒家却认为民贵君轻,应重民、养民、富民、教民。对儒家的民众观进行现代解读,对当代中国关注民生、推进民主、提升民众民主意识方面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考论

“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一观念，最初见于明代晚期。在随后的清代获得了广泛流传，多见于康熙至乾隆年间的小说和戏曲。“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一观念，分别经历了“君虽不惠．臣不敢不事君”、“君为臣纲”、“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等观念的衍化历程。明清时期君权的无限膨胀，君主专制的绝对强化是此观念产生、流传的现实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