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在实施定向制裁中相互关系探析

直接针对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方的定向制裁,可以与外交、调停、武力威胁等政策工具结合使用,较为灵活,便于调整,也不会引发大范围的人道主义灾难。通过金融制裁、资产冻结、旅行禁令和武器禁运等措施,定向制裁可以达到胁迫制裁对象改变行为、限制制裁对象活动能力和向国际社会传递信号的目的。2 0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和区域组织实施的制裁都属于定向制裁。虽然在官方文件中联合国和区域组织并未就如何共同实施制裁作出清晰说明,却在制裁实践中磨合出了互为辅助的关系,通常以合作、协调和配合三种模式共同实施制裁。两者在定向制裁实践中,制裁目的相同且目标兼容,决策相互独立却行动配合紧密,措施扬长避短,责任分工有序。联合国和欧盟共同制裁伊朗的案例,充分体现了上述特点。联合国和区域组织之所以在制裁实践中磨合出互为辅助关系的原因在于全球治理机制的碎片化和区域组织的发展,联合国的全球合法性与区域组织的有效执行力互为支持,能有效地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     

试论程序性制裁的法律特性

要想对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制裁有一个充分的认知,首先弄清楚其法律特性就显得尤为必要。以我国刑事诉讼法现有的规定作为切入点,具体分析了程序性制裁所具有的五个特性。     

民族自治地方变通执行与停止执行法律问题探析

民族自治地方变通执行与停止执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是行使自治权的一种形式。它在特定情形下具有立法权的性质,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主要发生于国家机关的行政执法过程中,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行政管理方面的自治权。为使该规定得以更好地贯彻实施,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权力行使的主体、程序、方式与步骤。《民族区域自治法》未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司法解释及司法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权,法律的变通在特定情形下就失去了意义。建议《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改时,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可以依法定程序对司法解释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     

论联合国宪章在欧盟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由卡迪案引发的思考

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欧盟与联合国的关系特别是欧盟基础条约与联合国宪章冲突时何者优先适用的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卡迪案是欧盟处理联合国和欧盟法律体系关系的分水岭,人权保护处于首要地位,人权条款效力高于安理会决议和联合国宪章。而在此之前对于宪章和国际法能否优先直接适用欧盟法院态度不一,表述较为隐晦。卡迪案中法院推理及立场对宪章及安理会决议的执行构成威胁,将对以后处理二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制度化缺失

维持和平行动伴随着联合国的发展壮大而不断发展,目前已经成为维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是由于维和行动在专门法规、领导机构和监督方面存在着三大缺陷,造成了它在新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巨大的困难,面临着种种挑战。要想彻底克服这些问题,必须加强维和行动的国际立法,完善其领导机构,对维和机制进行全面规范。     

试论美国奥巴马政府的联合国政策及其对国际法的影响

自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在其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中加强了同联合国的合作.奥巴马政府的联合国政策是美国在面临新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下做出的重大调整,加强与联合国的关系有助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执行,保持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评述了奥巴马政府新的联合国政策,分析了美国对联合国体制改革的参与和产生影响的实例.认为美国奥巴马政府的联合国实践会对当今国际法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国内立法研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缔约国建立和完善反腐败犯罪立法的重要依据和参考."公约"的基本刑事思想及对缔约国的要求主要是以预防为主,更加高效有力地打击腐败犯罪.2009年3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以及2010年8月递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是我国履行"公约"的积极成果.目前,我国的刑事立法距"公约"的要求仍有差距,主要是缺乏反腐败犯罪的专门立法以及在反腐败犯罪的定罪体系、法定刑、特别程序等方面存在不足,这也是我国进一步改革反腐败犯罪立法的发展方向和具体内容.     

我国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法律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本文对临时保全措施的概念与形式进行界定,分析中国临时保全措施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认为在仲裁立法中增加临时保全措施的类型,授权仲裁庭发布临时保全措施的权力,建立支持临时保全措施承认与执行的法律制度是有效解决我国临时保全措施制度的方法。     

从“大国否决权”看联合国改革的困境——法律、政治与伦理分析

自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联合国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国际社会发展的需要,联合国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大国否决权"制度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制度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现有大国否决权的不可撼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联合国改革陷入了种种困境之中。     

对执行定位、执行不能和执行规范的法律思考

执行工作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职能,应严格按照民事诉讼的立法精神和立法原则展开,体现出救济性、中立性和被动性;执行不能是申请执行人对其经营风险的延续,是申请执行人应当自行承担的后果和责任;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要淡化职权色彩、强化法定程序、完善执行监督。     

对防治家庭暴力的思考

家庭暴力是由封建文化的影响、社会变革引起的失衡、夫妻感情不和,以及社会控制乏力等原因引起的,不仅严重危害妇女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稳定,而且可能给孩童起到不良示范作用,助长其暴力倾向.必须加大制裁力度,加强社会控制,增加家庭暴力的实施成本.此外,应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消除家庭暴力的文化土壤；提高妇女的自身素质,培养其拒绝家庭暴力的能力.     

联合国大会“联合一致共策和平”377（Ⅴ）决议之审视——联合国大会权力的首次扩展

联合国大会于1950年11月3日通过的名为“联合一致共策和平”的决议，在联合国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在笔者看来，它至少对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产生了以下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安理会机制的不足，增强了其维护和平和安全的效能；开创了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维和部队”机制；根据该决议启动的联合国紧急特别会议制度有利于国际社会在联合国体系内对霸权主义的遏制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现；该决议也为今天的联合国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国际经济制裁的效率与外部性分析--兼析冷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发展

作为一项颇受争议的对外政策工具,国际经济制裁的实施对不同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和财富具有再分配的效果,由此而导致的外部性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其效率。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增加了各国对经济制裁的潜在脆弱性,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规避制裁的机会。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经济制裁推进其战略,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     

联合国安理会首次扩大的缘起、历程及其启示

1965年生效的关于噌加联合国以安理会为主的主要机构成员的宪章修正案,是联合国宪章的首次修正,也是迄今为止安理会唯一一次成功的扩大,对安理会内部的权力均衡和运作机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为今天安理会的改革,如相关利益方有效的政策整合、广泛共识的达成、循序渐进的原则、大国应勇于承担国际责任以及对有利时机的把握等,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强化宪法统一国内市场的作用

我国目前地方保护主义对统一市场的分割和垄断相当严重,宪法以其法律权威性及规范性应当成为统一国内市场最有力的制度保证,借鉴美国联邦宪法对州际贸易壁垒的成功规制,以宪法条文明示禁止分割市场的行为,必须强化宪法的相关功能,这有利于我国回应"入世"挑战,促使宪政框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真正确立。     

日本联合国外交动因及制约因素分析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基本动因包括世界的合作性增强、联合国的改革和国际社会的“支持”等国际环境因素,以及经济实力增强、“政治大国”目标的建立等国内因素。其“入常”的外部制约因素包括美国的举棋不定、亚洲国家的不信任和非洲拉美国家的竞争等,内部制约包括经济、政治、法律、历史等原因。     

以交换观试看联合国的历史地位与发展趋势

交换范围的国际性扩大,必然要求国际性的社会交换秩序,进而推动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而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又必然推动解决矛盾的责任主体的"一体化",即推动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体化"的发展。成立于二战之后的联合国,作为国际经济秩序的组织保障,承担着规范国际交换秩序的政治职责,实质就是国际一体化的社会上层建筑的组织形式,就是国际一体化的政治实体。联合国的发展趋势,必然是成立"联合国政府"。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诸如环境恶化、贫富差距、金融危机、地区冲突、恐怖主义、国际安全等问题,实质都是交换秩序上的问题,问题的解决都属于政府性职能的建立。在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实努力中,"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实质就是要发挥联合国的政府职能的作用;"加强联合国建设",必然是加强联合国的政府职能的建设。     

家政服务机构的法律地位与法律责任

我国关于家政服务机构在经营模式、市场准入条件、法律性质及其法律责任方面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导致了家政服务关系中的很多法律关系不明确,家政服务人员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依照法理和相关法律规定中介制家政服务机构应属于居间人,会员制的家政服务机构从事居间行为属于居间人,从事派遣行为属于用人单位.居间人承担合同法规定的的居间人责任,用人单位承担劳动法规定的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家政服务员应赋予劳动者应有的法律地位,并通过完善监督、保险、诉讼等法律救济路径保障其权利.     

冷战后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冷战结束后 ,新的国际形势为联合国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前提条件和机遇 ,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明显的加强。但联合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也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 ,这些问题与挑战对联合国的未来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     

论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关系

通过对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安理会关系的法律定位分析,阐述了安理会在情势提交,调查、起诉,侵略罪认定以及财政方面对国际刑事法院独立司法的不良影响,建议限制安理会的司法参与权,进行财政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