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体制下的“台湾民族主义”?——从藤井省三的《台湾文学这一百年》及相关论争谈起

本文试图以围绕藤井省三<台湾文学这一百年>的相关论争为切入点,初步探讨近些年来在日本和台湾地区的日据台湾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台湾民族主义"话语.对日据台湾出现了"以皇民文学为核心的台湾民族主义"这一荒谬论点进行辨析和质疑,认为对于日据台湾文学研究而言,学术化转型有其合理性,但不能以牺牲殖民批判作为代价.     

"解严"后的台湾新诗理论批评

台湾社会由于政治的原因,诗坛的"大中国诗观"与彻底本土化的路线存在着严重分歧,这影响和分散了诗论家研究的精力.再加上经济市场化、文化世俗化的背景,这使台湾有经典意义的诗学专著和诗评流派的诞生增加了重重困难.因此,它距出现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理论大师的时代仍然十分遥远.     

中苏关系中的台湾问题(1949～1959)

中苏关系曾是建国后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而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内战遗留的产物 ,是事关中国主权和民族情感的敏感问题 ,但它的解决不能不受制于当时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冷战格局的影响。苏联力图使台湾问题的解决服从于其全球战略的需要 ,而中国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光复初期台湾的粮食管制政策(1945-1948)

光复初期,台湾省署(府)施行粮食管制政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战后迅速出现了全岛性的粮荒.陈仪时期由于行政长官公署无法掌握大量现实的米粮,管制政策绩效不彰,致使日益严重的粮荒成为"二·二八"事件迅速蔓延全岛的一大诱因.魏道明时期台湾省政府继续施行粮食管制,以应对愈加严峻的粮荒与民众激愤的情绪.光复初期台湾的粮食管制政策主要包括加强对粮食流通的管控,举办食米平粜与配售,推行节约粮食消费办法等.这些政策成败参半.     

光复初期台湾的贸易管制政策(1945-1948)

光复初期,台湾省署(府)在岛内施行了严格的贸易管制政策。陈仪时期,由台湾省贸易局垄断经营所有的货物进出口及进口商品的配销事宜。这一政策遭到台湾民众尤其是商人阶层的反对,它也成为“二二八”事件全面爆发的一大诱因。省政改制以后,魏道明撤销贸易局,随即设立的物资调节委员会依旧是台湾省政府施行贸易管制的机构。光复初期的贸易管制政策对台湾省的财政收入贡献巨大。总体而论,这一时期台湾的贸易总额不及日据时期,首要原因是战后岛内重建困难,尤其是资金不足,生产萎缩;其次是战后台湾的对外贸易处于总体结构的调整与贸易对象的适应阶段;此外,台湾的贸易还因汇率等方面的原因承受了祖国内地一部分恶性通货膨胀的压力。     

日本(1945～1986年)区域开发的历史考察

根据阶段性战略,日本1945~1986年区域开发可分为以下4个阶段:1945~1955年,能源资源的开发,为恢复经济发展服务;1955~1968年,在后进地区建设“新产业城市”和“工业特区”的“据点式”开发;1968~1973年,“大规模项目”开发,主要进行全国高速交通网和“大规模工业基地”的建设;1973~1986年,“定居圈”开发,标志着日本的区域开发由经济开发转向国民生活开发,而1983年开始实施的“技术聚集城市”开发则把高技术产业分散到了地方。这时期日本区域开发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示。     

日据台湾时期的鸦片政策(1895—1945)

日据台湾 5 0年 ,实行鸦片渐禁政策 ,这个政策可以使台湾总督府在两个方面赢得赞誉 :日本是所谓“文明国家” ,标榜禁烟 ,可获得国际间的同情 ;出于所谓人道上的考虑 ,禁而不严 ,又可以获得台湾人的认可。殖民地当局将其丑行罩上光环 ,欺世盗名竟达数十年。本文拟通过对此等鸦片专卖制度的论述 ,揭露日据台湾时期鸦片政策的本质 ,即早期为财政服务 ,为开发台湾提供助力 ;晚期在战时体制的支配下 ,将毒手伸至大陆 ,有力地配合了日军的全面侵华。     

马华公会与华人社团的关系研究(1949—1957)

“二战”后,马来亚华人本土意识的增强促使马华公会应运而生。在华团的积极推动下,1949年马华公会成立。其最初为维护华人权益的民间社团或福利性组织,1952年改组为政党后,与华人社团的关系趋于复杂。马华公会一开始就积极推动华人争取公民权,华团则在公民权问题上先冷后热;同时,党团推动公民权运动的目标一致,却未能展开有效合作;党团在争取华文教育地位方面虽有分歧,但总体合作较密切;关于华文官方语文问题,党团之间分歧明显,但最终双方都采取了妥协立场。马华公会转变为政党后,它以追逐执政权力为鹄的,导致其后来与华团和华社的关系渐行渐远。     

闽南方言词汇语法对"台湾国语"的窜入现象分析——以近几年台湾影视作品对白语言为例

本文选取近几年播出语言为"台湾国语"的较典型的部分台湾影视作品中的语料,从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分析了"台湾国语"的闽南方言特色.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受闽南方言影响,影视作品语言经常窜用闽南方言词语从而体现出鲜明的地方风土人情;在语法上受到的影响则更为广泛多样.     

也致"曾健在的台湾电影"——以《无言的山丘》为例

台湾电影新浪潮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很快就难以为继.本文通过对王童《无言的山丘》的解读,提出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美学取向的整个台湾电影之所以陷入困境,很大部分的原因就在于现实主义在创作中所存在的难度与所要求达到的高度,以及其在接受上要求观众必须具有一定的审美修养与人文关怀等两个方面.     

殖民语境下鲁迅精神资源的传承与转化——以1920—1945年的东北、台湾为核心

1920年中国新文学诞生之初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鲁迅的作品及其精神思想传播到殖民语境下的中国东北、台湾地区,对当地的文学文化、思想政治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鲁迅的思想体系和创作实践具有反殖民内涵。在对鲁迅精神资源的汲取上,两地从启蒙与国民性批判、左翼文学和乡土文学三个重要方面受到共同的启发与借鉴,并以在地化的形式将其转化为殖民抵抗的精神资源。尽管具体语境、过程与方法各有不同,但都对鲁迅的精神思想资源进行了本土化转化与价值重释,最终致力于反抗殖民统治、表达民族意识。鲁迅精神资源在这两个地区的传承与发展,有利于促进鲁迅研究和殖民地文学研究的视野向更深更广的层面迈进。     

17世纪上半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经营的三角贸易

17世纪上半叶,随着东亚国际贸易格局的改变,台湾成为中日贸易的一个理想中转站。中国人、日本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都不失时机地在此展开贸易竞争。最具竞争实力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终于排除了各国对手,独占台湾,经营着大规模的中日贸易,并赚取了高额利润,台湾因此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远东贸易网上的一个重要商站。     

台湾现代文学(1923-1949):"边缘"、"转换"缠绕流动下的中华文化持守

“转换生成”、“边缘书写”与“文化隐喻”是台湾现代文学史时段内(1923-1949)最为突出,而又具普遍代表性的美学现象。离岛写作、边缘题材、边缘文体等构成了多种边缘书写样态;语言的转换、身份的转换、文学内部与文学外围文化及外围书写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转化等形成了不同的转换模型。这些“边缘”与“转换”现象是处于不断地流动缠绕、纠葛共生之中的。而通过隐喻机制来持守、传达的中华文化则是台湾现代文学始终不变的本质特征。     

日本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1895-1945)

甲午战败后中国开始向日本学习,谋求全面的变革.在以日本为参照系进行的改革中,中国现代化由器物向制度与文化层面递进.甲午战败促使大批青年涌到日本寻求强国之道,他们学成回国后对中国政治、军事、教育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译日书籍的传入对开启民智、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起了积极作用,这一时期日本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据地和策划反清的大本营.由此可见,日本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关系密不可分.     

1980年代的启蒙:三种思潮与李泽厚--台湾对大陆1980年代"文化热"的评述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生产方式的内在变革以及人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资本占有方面的多层分化,引发了“历史话语权”、“历史表述权”的调整和重新配置。在新的形势下,如何看待中国当下文艺的历史意识,成为文艺研究者与创作者需要反思的新课题。有鉴于此,本刊邀请了五位当代文艺思潮的理论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审视了中国当下文艺的历史意识,希望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并有所反馈,以便我们组织更深入的讨论。     

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1931-1937)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间,日本侵华战争从局部战争阶段扩大到全面战争阶段,其中,日本侵华政策经历了从武力吞并东北,到政治分离华北;从政治蚕食华北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两次演变.这个历史过程中,无论日本采取直接武力侵略,还是交替使用武力和政治谋略的侵略手段,都是日本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的必然产物和重大步骤.     

历史图像的真确建构与理性阐释--以林国章著《民族主义与台湾抗日运动(1895-1945)》为例

本文秉持史学研究者应当关心社会,参与历史的观点,结合《民族主义与台湾抗日运动(1895-1945)》一书的成绩,表达了真确建构、理性阐释历史图像的意义.     

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税收掠夺(1931-1945)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进行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税收始终是伪满洲国财政的核心收入.日本操纵伪满洲国对税制立法,根据侵略需要不断变更税种、税率,制定一系列抗税惩处条例,最大限度地掠夺东北人民的财富,以满足其侵略战争的需要.     

日本对伪满洲国的军费政策(1931—1945)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策划侵占中国东北过程中,就占领中国东北后的军费政策提出"本地筹措为主,日本政府适当补充"的主张。事变后,日本政府把在一般会计项目下支出的"满洲事件费"作为镇压中国东北人民的军费。伪满政府在保证伪军队军费开支的同时,还以"国防费分担金"的名义分担日本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的军费开支,这就决定了在日本关东军严密控制下的伪满洲国军费政策的从属性和傀儡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军费开支被纳入"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成为其对外侵略战争总体军费体系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