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化与去边疆化：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统治

帝国是有边疆而无边界,兼具整合性、差异性的巨型政治组织。帝国兴衰直观体现于边疆消长：在帝国兴盛之际,帝国边疆呈扩张态势,与帝国相邻的地区被帝国“边疆化”,成为帝国的边疆,直至遇到制衡力量而达到相对均衡状态;帝国的衰败则体现于边疆地区的萎缩,或者说“去边疆化”,边疆从帝国统治体系中“逃逸”出来。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统治经历了“边疆化”而被纳入帝国疆域之中,多瑙河以南地区最终成为帝国统治的核心区,由边疆成为帝国中心,这是“去边僵化”的另一种形式。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快速“边僵化”的过程,既源于奥斯曼帝国领先于巴尔干诸国的国家能力,也与巴尔干地区尚处于弱势国际体系状态有关。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征服运动在苏莱曼大帝三次围攻维也纳未果之后近乎达到帝国的“自然边界”。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征服巴尔干、围攻维也纳,进而“闯入”欧洲国际体系,成为欧洲国际体系的“他者”。17世纪之后,奥斯曼帝国衰败,欧洲国际体系崛起,1683年维也纳之战是转折点,弱势的奥斯曼帝国遭遇强势欧洲国际体系,巴尔干地区遂开启脱离奥斯曼帝国的“去边僵化”进程。欧洲国际体系是主权国家和帝国的双重嵌套,俄罗斯帝国、哈布...     

国际安全新秩序的构建——新安全观的实践

建立国际新秩序是我国领导人提出的国际战略大思路,是对冷战后国际事务的战略大谋划,是对21世纪和平与发展的战略大设计.新安全观是指导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处置安全问题的一种思维意识和行为准则,为使这种思维意识和行为准则转化成具体实践,需要有一整套运作机制,而国际安全新秩序就是将新安全观落到实处、统筹各种运作机制的必需载体.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以新安全观为主导建立国际安全新秩序的进程已经启动,并正将国际安全秩序引入健康、稳定的新轨道.     

对待国际机制的两种态度——关于"机制困境"的分析

文章着重探讨对待国际机制的两种态度 ,即“遵守”和“反抗”。而“干涉者”则似乎是介于两种态度之间 ,其实“干涉者”一方面是积极的“机制维护者” ,另一方面又是“机制的破坏者和终结者” ,“干涉者集终结者和缔造者双重角色于一身” ,常常催生新的“国际机制”。在无政府的国际环境下 ,国际机制一方面被遵守 ,另一方面则不断遭到反抗和破坏 ,这确实是一种困境 ,本文称之为“机制困境”并试着探讨“机制困境”的原因     

反恐怖斗争与新型国际安全机制的构建

传统国际安全机制对强权的偏爱和对中小国家的歧视，对全球问题的轻视，以及对于国际社会道德关怀的缺失，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极易诱发各种全球问题，造成严重危害。“9·11”事件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明。为此，着眼于各种全球问题、构建以全球整体安全为宗旨的安全合作机制就成为逻辑的必然。联合国在反恐怖斗争中的作用说明，在新型安全机制的构建中，联合国的作用不可或缺。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安全理念

对安全理住房的探索一直是西方国际政治乃至当代西方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尽管立足点不同和共处对国际安全的前景看法各异,但所有的西方学者在探讨这样的问题：“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吗？”“如何使和平长存于世？”在现实主义者寻里和平意味着一段相对稳定的和平时间,而在理想主义者那里永久和平是人类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时代的 使得当代的安全问题研究了有了更为广阔的探索领域和研究对象,尤其是二战后的美国学者,从现     

论国际机制安全

国际机制是指在国际政治的某一领域中 ,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的总体。国际制度构成国际机制的主体 ,国际组织是国际制度安排的结果 ,是国际制度运行的平台。国际机制具有内生性、自我实施性、有限的有效性、层次性与广泛性、主客观统一性等特点。国际机制安全 ,是指国际机制保持相对稳定、完整 ,并公平、正义 ,健康发展的状态 ,以及维持这种状态的能力。国际机制安全包括对已有国际机制的维护和新国际机制的创新两个层次。国际机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深远 ,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关系极为密切。     

国际合作机制与“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研究——以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为例

高质量共建是“一带一路”现阶段建设的目标，而高质量目标的实现必然是机制化，其具体机制建设亟待深入探讨。文章基于国际合作机制理论的分析框架，从观念、权力和利益揭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合作机制属性，并梳理和分析了“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的进展与不足。自“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以来，建立了磋商机制、协议机制、协调机制和辅助机制等多形式、多领域合作机制，但是未来“一带一路”合作机制需要更深层次的制度化建设。为此，结合具有“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双重属性的中国—葡语国家合作机制建设案例，考究了20年来中葡论坛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建设特点与路径，为完善和深化“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的提供一种新思路，推动其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试论冷战后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冷战后非传统安全对国际安全、国家安全和人的安全的影响日益增加 ,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理论研究和解决机制尚未完善。面对本世纪头 2 0年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应该如何规避战略风险、营造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至关重要。本文将通过对非传统安全的概念界定和主要影响的分析 ,形成中国应对非传统安全的战略构想。针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首先需要转变安全观念 ,同时积极参与跨国跨地区的国际合作 ,降低非传统安全危害的程度。     

战后国际安全观念和安全机制的演变

战后国际安全观念和安全机制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安全观念出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新的安全观的结构性变革，与此相适应，国际安全机制先后出现了集体安全机制、共同安全机制、合作安全机制等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不同类型。中国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提出并倡导的普遍安全及机制既涵盖了上述各机制合理内核，又克服了其中的不足，是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种可靠选择。     

"新帝国论"的历史命运

在新保守主义的推动下,“新帝国论”成为美国乃至世界关注的思想和政策。三年过去了,“新帝国论”并未能实现其预言的世界新秩序。今天的国际环境和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已经向人们表明,“新帝国论”无法成为确保美国霸权长盛不衰的妙方。     

“帝国研究转向”与法学研究的中国道路自觉

21世纪国际体系的多极化走向打破了后冷战时代的“霸权稳定”局面,“帝国研究转向”应运而生,致力于重新认识法律在近代殖民宗主国的帝国扩张与殖民统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研究当代全球霸权体系压制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法律机制与实例,思考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捍卫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法律实践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我国法学界的“帝国研究转向”从国际学术界的“国际法学的历史转向”和“思想史的国际转向”中汲取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与国际学术界深入交流的同时,不断推进对于法学研究的中国主体性的思考,有助于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历史中的创造性意义,进而在法学研究和法律教育中增强主体性意识,推动法学领域“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     

论"新帝国主义"的实质、根源及影响

“新帝国主义”的内涵包括两个层面:新帝国主义理论以及根据这个理论制定的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新帝国”的全球霸权政策。它要用美英的价值观改造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种美英统治下的新秩序。从实质和根源来看,“新帝国主义”是在冷战后垄断资本加速向外扩张的背景下产生的,是帝国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表现形式,它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从现状和趋势来看,“新帝国主义”对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都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必然遭到世界进步人类的批评和反对,它最终是要失败的。     

合作安全——后冷战时代安全思维的理性回归

合作安全作为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赖这一发展大势的必然逻辑,体现出了冷战后国际社会在安全思维上的理性回归.它主张在国家间平等互信的基础上,以渐进、开放、非军事和机制化的方式,来实现共同安全和综合安全目标.其中,中国政府大力倡导并践行着的新安全观,作为中国特色的合作安全思想的集中体现,有力兼顾了国家个体安全利益和国际社会整体安全利益,对于构建和平有序的国际安全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明”话语——基于中国视角的回顾与反思

19世纪,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形成了一种以“文明国家”概念为核心的“文明标准”,世界由此被划分成“文明”与“野蛮”两个部分,这种观念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产生了长期影响。20世纪下半叶,英国学派率先展开了对全球化时代“新文明标准”的讨论。而在回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过程中,学术界开始关注多元文明和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但西方学者的讨论大多没有摆脱单一西方文明的视角,仍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全球化时代需要一种由不同文明共建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其构建过程中,中国传统文明观中的和平思想有可能成为破解西方文明观中的“文明—野蛮”二元思维和“文明冲突”论,构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国际新秩序理论的重要非西方思想资源。     

新时代城市安全风险治理体系建设:风险研判与治理转型

推动城市高水平安全建设，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当前城市面临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居住安全、能源安全、金融经济及网络安全等八类风险，受到来自生态、空间、社会、技术、全球化、治理等六个方面脆弱性因素的复合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城市安全治理方面逐渐形成了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治理理念，以完善“城市公共安全体系”为目标，建构了“党委主责、多元协同”的治理机制，并且开展了“韧性治理”“数字治理”等治理实践。面对城市的多元化风险和治理问题，还须着重处理好风险分类处置、责任共担、治理多主体联动三个关键问题，区分“可应对的风险”和“要面对的风险”,明确治理主体的风险责任归属，推动多元主体参与风险治理，建构因类施策、分级管理、政商社一体的城市安全治理体系。     

“大国协调”的重负与近代中国的“旧邦新造”

面对后冷战时期单极国际秩序的衰变，国际上已有不少学者主张参考19世纪的“欧洲协调”机制，重建全球性的“大国协调”机制。然而，作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作为殖民帝国“大国协调”客体的历史经历，尚未获得充分总结。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不断在中国取得片面最惠国待遇，相互之间形成了临时的利益连带关系，进而发展出了驻京公使团会议、“条约网络”与银行团等协调机制。在一战前夕，即便欧洲内部冲突加剧，六大列强在中国仍然通过“大国协调”塑造了辛亥革命的结果，直到一战的爆发带来战前协调机制的衰落。日本利用了一战的时势，在华权势迅速增长。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局部重建了协调机制，然而其内部具有极大的结构性矛盾，英法美等列强未能及时阻止日本侵华步调。然而，殖民帝国之间“大国协调”的破裂，也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殖民秩序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为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旧邦新造”准备了基础条件。以近代中国“大国协调”经历为参照，如何避免历史上旧式“大国协调”阴暗面的重演，将是中国推进当代“大国协调”机制之时需要深入思考的主题。     

失落·接轨·复归

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奔向现代化，加入国际大家庭。于是，有了经济特区，筑巢引凤；有了智能电脑和Informationhighway（信息高速公路）；有了迪斯科，KTV；当然，也有了性病、吸毒和黑社会．在传统和现代如此急切的对接面前，工业化和高科技带来的物质文明以及相伴而生的物欲横流，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涤荡和改变着这个古老民族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乃至道德规范。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似乎成为绝大多数公民欲取欲求（甚至不择手段）的直接目标，这就是我们这个一贯以“温良恭俭让”和“仁义礼智信”自诩的文…     

哲学基本问题的逻辑分析

以往人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基本上是直观的，没有深刻理解其重大意义。只有结合语言逻辑分析 才能深刻理解哲学基本问题。“存在”和“思维”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不可说的”，这促使我们去考察如何进行哲 学研究的语言逻辑机制。语言的基本结构包含形式、内涵和外延三个层面，其间存在重合、透明和转换的机制， 只有懂得这个机制才能解决西方哲学留下的“存在之谜”等许多难题。思维具有直观和反思两个维度。应当克 服直观思维方式的影响，按照恩格斯指出的方向去推进哲学研究。     

略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反恐机制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已构成最严重的威胁。为此,国际社会亟待构建国际反恐机制,即全球反恐机制、区域性反恐机制及双边反恐机制。但是,由于恐怖主义定义问题、大国关系以及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意愿和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国际反恐机制的构建依然任重道远。     

思维和存在共处于什么统一体中?

在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中,王若水、撒仁兴等同志认为思维存在共处于物质世界、人类世界、社会生活的统一体中。诸松等同志则认为:这统一体是实践(见“理论与实践”今年五月号),并且认为:如果承认思维和存在共处于物质世界、人类世界、社会生活这一统一体中,就会得出唯心主义结论。那么,究竟那一种观点正确?本文就上述问题,提出一些意见,和大家商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