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忧患意识原论

《诗经》是我国文学中充满忧患意识的最早诗集。其忧患意识丰富而深广:国运民瘼,世道昏暗,徭役兵役,人生短促,婚恋别离等,无不引发人们浓郁的忧患意识,它们是《诗经》时代社会政治状况的直接反映。《诗经》奠定了我国文学忧患意识的里程碑,对后世影响深远。在21世纪,忧患意识优良传统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阅读经典，提升审美——再读《诗经》

<正>阅读是我们学习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阅读我们可以获得大量的知识,而且在阅读过程中我们会有更多的情感体验和思想感悟,这对于提升我们的文学审美是有重要价值的。《诗经》作为我国传统文学的经典,其艺术性、文学性是不言而喻的,深入阅读《诗经》,感悟《诗经》的具体内容,这对于提升我们的文学修养和语文综合水准有显著意义。     

敦煌吐鲁番出土《诗经》残片考辨四则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我国文学史、教育史、文化史及社会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该书在我国古代的敦煌、吐鲁番地区曾广泛流行,因此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有不少的《诗经》写本留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由《大谷文书集成》中认定《诗经》写本残片5片,就它们之间、它们与前人所认定的写本之间的关系加以梳理,同时也就部分前人已认定但仍有疑义的《诗经》写本残片加以探讨。     

论孔子在《诗经》研究方面的贡献--以《论语》为例

孔子对《诗经》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整理《诗经》,从而使《雅》、《颂》各归其类;第二,以《诗》为教,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诗教理论,这对于其后两千余年的诗歌教育、诗歌研究、诗歌创作等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三,对《诗经》内容的评论,形成了“思无邪”和“温柔敦厚”说,它揭示了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揭示了文学具有倾向性的基本原理,揭示了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感情的多样性与主导性的关系;第四,对《诗经》音乐的评论,体现了孔子倡导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揭示了文学具有审美性质和特征的基本原理;第五,对《诗经》社会功效的评论,提出了“兴、观、群、怨”说,这深刻地揭示了《诗经》的本质特征,也揭示了文学具有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的基本原理;开创了文学的“功用理论”,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及其创作理论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六,倡导学习《诗经》要学以致用。总之,《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关于《诗经》的评论,既揭示了文学理论中许多基本原理,也是我国最早的文艺批评。探讨孔子在《诗经》研究方面的贡献,对于研究中国文学理论史和文学批评史皆具有重要的意义。     

《诗经》的文学阐释——从先秦到清代

从先秦到清代(不含清代),《诗经》的阐释始终以经学为主流,但其文学阐释也如涓涓细流流淌不止,每个时代都对《诗经》的文学特性及文学价值作出了一定的阐发,为经学全盛的清代在《诗经》文学阐释的巨大贡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诗经》最终摆脱经学的藩篱走向完全的文学阐释提供了可能.     

《诗经》《楚辞》比较研究的空前力作——评《风骚比较新论》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集，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堪称北方黄河流域地区中原文化的杰出代表；《楚辞》是我国第一部以屈原为代表而创作的新诗集，是浪漫主义文学的远祖。堪称南方长江流域地区楚文化的卓异楷模。它们以其优良的“风骚”传统，在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上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光辉典范作用。然而，对于中国文学这两大源头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种认为，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既有南楚本土固有文化的哺育，又有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中原文化的沾溉，《诗经》影响《楚辞》毋庸置疑；     

试论《诗经》成语中的动植物文化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文学作品集,其中产生了大量的成语,这些成语对今天我们解读《诗经》具有重要的价值。文章从远古社会的鸟图腾崇拜、农耕社会的生殖崇拜和婚恋风俗、上古社会的政治讽刺几个方面分析,阐释《诗经》成语中的动植物文化。     

叠词在《诗经》中的艺术功用

《诗经》是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极为灿烂的华章,它之所以璀璨瑰丽,与其丰富厚蕴的语言运用艺术密不可分。叠词的大量运用是《诗经》的语言特色之一。它不仅体现了灵活多变的语法功能,而且极大地增强了《诗经》的艺术表现力。本文探讨了《诗经》叠词所具有的较强的艺术功用及其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     

走下经学圣坛的诗：明代诗经学刍议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性是其最本质的属性。然而,自汉代将其尊经之始,在经学视域下,《诗经》逐渐远离诗性特质,而被赋予厚重的经学内涵,推向经学的圣坛,承载着传播经学思想的重任。诗经学发展至明代,伴随着明中叶新思潮和诗学理论的产生,一股《诗经》文学阐释潮流兴起,使《诗经》研究实现了由“经”向诗的本质回归,确立了明代诗经学重要的学术地位。     

《诗经》阐释与刘勰的诗学理论

刘勰诗学理论建构与《诗经》阐释有着密切关系,刘勰评价《诗经》的基本立场是“唯务折衷”,即平衡折衷宗经大旗下文学理论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同时以《诗经》文学实践为基础为其诗学理论建构的提供重要的依据,它具体表现在：以《诗经》创作实践为依据,揭示诗（文学）与社会现实、与时代的关系;以《诗经》阐释为依据,提出“情志”说,将文学的情感性与思想性统一起来;立足于《诗经》阐发诗赋颂赞等文体形式的演变和审美意识的发生;以“比兴”论《诗》突出“比兴”的文学与美学意味,这些都推进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进展。     

明清之际《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受实用学术思潮的影响,明清之际兴起一种文学诠释《诗经》社会功能的现象。诠释者褒扬《诗经》“直道而行”的“美”、“刺”精神,阐述“变风”、“变雅”以情感人的教化方式,肯定《诗经》绞迫直露的审美风格,探寻《诗》“可以观”的原因,并指出《诗经》与应用文发挥社会作用时有“虚用”与“实用”之别。诠释者诠释《诗经》的社会功能时,注意了“《诗》之为诗”的文学属性,是对《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诗经·关雎》英译之我见——兼论语篇把握在汉诗英译中的重要性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也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作品以抒情诗为主流,开拓性地运用了赋、比、兴等表现手法,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关雎》是《诗经》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汉文化文学宝库中的珍品,因此,翻译工作者都不遗余力地将它译介国外。许渊冲先生、韦利先生是《诗经》翻译的佼佼者,分析研究他们的译诗策略,对于总结汉语古典文学西译的经验,构建现代翻译理论,自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益处。     

牧角悦子《诗经》学研究述评

日本近代之前的《诗经》研究以考证学为主,近代之后以文学、文化人类学等新方法、新理论的新科学研究为主。牧角悦子教授将日本《诗经》近代之前的经学研究与近代之后的新科学研究加以融合,既传承了中国传统考证学的基础,又吸收了西方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是目前日本《诗经》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牧角的《诗经》研究,从否定经学、重视文学与文化人类学,再到重新认识到经学与文献学的重要性,力图在经学与文学、文化人类学的平衡中综合研究《诗经》。牧角《诗经》学研究史所呈现的发展脉络与阶段性特征,也与日本《诗经》学整体发展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从一个侧面映射出日本《诗经》研究的近况。     

《诗经》在俄罗斯的传播与研究

俄罗斯的《诗经》译介始于1852年,开始是一些作家、翻译家从法文、英文等文字转译,后来汉学家也加入译介的行列,到1957年出版了汉学家翻译的全本《诗经》。《诗经》在俄罗斯除了通过期刊、选本、译本等传播外,教学也是其重要的传播形式。俄罗斯的《诗经》研究始于19世纪后期1,958年出版了第一本研究专著。早在19世纪后期,俄罗斯学者就提出了《诗经》是一部民歌集的观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也开始用文化人类学、神话学的方法与观点研究《诗经》。俄罗斯的《诗经》传播与研究具有以民间文学的角度审视《诗经》、以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的观点来审视《诗经》的特点,俄罗斯的《诗经》传播与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明显的阶段性。     

浅谈《诗经》中的浪漫主义因素——以《秦风·蒹葭》为例

《诗经》是我国诗歌创作的光辉起点,在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其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一直得到研究者们的拥趸。“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六何休注)《诗经》     

借天道说人事——论《史记》对《诗经》的接受

《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它对史传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而司马迁的《史记》也正是在《诗经》的滋养中,成就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史思想。《史记》对于《诗经》内容的化用,对《诗经》"微言大义"的发展,以及阐述司马迁记史观念,都体现了"借天道说人事"这一非因果论的天命观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从文化还原到“理学”形成——以朱熹《诗经》解为例

理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程。其中,对《诗经》的诠释构筑了理学形成的重要基石。理学权威朱熹即将自己的“道”学理念渗入到对《诗经》的诠释和解读中。不同于前哲的是,朱熹的诠释是建立在将《诗经》作为文学经典的“文”之意义之上,在文本还原的基础上解读《诗经》作为经典的主旨及其文化价值,从而在文学和哲学两个层面建构了新理论权威——理学。     

《诗经》之“荼”字考证

文章针对茶文化论著中对《诗经》有关诗句的错误理解，从字源学、名物学、植物学、文学文本等角度对《诗经》中有关的诗句进行剖析与论证：《诗经》中“荼”字不是指“茶”，而是一种“苦菜”。茶文学的源头不应在《诗经》时代。     

小雅刍议

小雅刍议孙琪（五邑大学图书馆５２９０２０）《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不论在诗体形式、艺术手法、语言修辞以及章法句法等，都开了肇端，对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发展，影响是巨大的。《诗经》分风、雅、颂三大类。一般认为风是劳动人民的创作，雅、颂是士...     

由《全三国文》中《诗经》征引看诗经学的文学转向

通过考察《全三国文》中各类文章征引《诗经》的情况,指出诗经学文学转向的四方面表现：一,较之汉代诗经学注重教化大义的解释,三国文章中的《诗经》征引成为增强文章感染力的文学手法与技巧;二,《诗经》中被称颂的历史人物在三国文中成为审美符号,部分被寄托大义的词语成为充满感情色彩的成语、惯用语;三,三国文作者引用经学家的解释时融入了个人的情感和体悟;四,三国文作者摆脱以《诗经》为“经”的传统,将自己对诗的理解运用到文章中,并将部分诗句作为典故来使用。由此可见三国诗经学出现了文学转向的新趋势,融入了魏晋文学自觉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