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和戊戌维新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首先召见的维新志士是康有为和张元济。晚近对康有为的论著很多,而对张元济的评述却少。本文准备就维新运动时期张元济的思想和活动,进行初步探索。一张元济,1892年(光绪十八年)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改刑部主事,充总理各国事务衙     

庚子事变中的张元济

戊戌变法后,张元济以被罪逐臣侨居海上,及庚子事变爆发,颇留意于时政外交,并外化为书函文字,对秉权者有所建言。事变期间,聚集于上海的趋新士人群体表现活跃,不仅介入东南互保的酝酿和策动,而且对朝局走势多所谋划,张元济即为其中重要并具代表性的一人。观照其人政治观念的意义和限度,对了解当时士风民情颇具价值,而据其函札考订相关具体史实,亦可说明某些回忆性质文章中不准确之处。     

张元济维新思想述评

张元济(1867-1959年)在戊戌期间,积极参加了戊戌变法活动,受到维新派的支持和帮助,得到支持变法的帝党派的信任和保荐,曾被光绪皇帝召见过。“微官幸得觐天颜,祖训常怀入告编,温语虚怀前席意,愧无良药进忠言。”随着百日维新运动的发展,张元济经过认真的思考,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和八月初三日,迭上封奏,阐述他的变法主张,总纲五条,细目四十项,“仰求宸衷独断”,“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而成盛业。”根据张元济的封奏和其他资料,结合他在戊戌变法中的言行,本文试图论述张元济的戊戌变法维新思想,以就教于史学界。     

略论严复与张元济──纪念戊戌变法百周年

严复与张元济是“百日维新”期间先后被光绪皇帝召见的爱国志士。在以前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忽视了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其实不难发现,严复与张元济尽管思想经历并非完全一致,却有许多共同点。他们在民族危难的严峻时刻,怀着满腔爱国热情,适应时代潮流,风雨同舟,在事业上结下不解之缘,成为近代中国两颗文坛巨星。在爱国救亡旗帜下集结当年,严复与张元济都是踌躇满志的清朝官员。严复自英国留学归国,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由总教习、会办、升任总办,追随洋各派首领李鸿章“大治海军。”①虽然,严复在水师学堂职位显要,由于不是科举…     

葛毕氏奇案异闻

我作《葛毕氏奇案本事考》纠正荧屏《小白菜》流俗不根之妄谈,1992年刊于《浙江学刊》,校勘不精多误字,后又收入《甘孺史考(下)》(此稿未刊)。然其文尚有遗漏,此案之终得伸雪乃刑部右侍郎翁叔平(同和)实首先启疑,载于其《日记》(民国时张元济辑印为《翁文恭日记》)。我当时手边没有翁书参稽,只从张慕搓《松筠阁文稿》(1990年版)中间接得读《越缦堂日记》所记葛案,似未完全,后在研究中且觉越缦所记也多道路传闻之谰言。已在文中说明并驳正。     

二十世纪中国早期函授教育的创始者--张元济

本文介绍我国著名的爱国出版家 ,中国早期函授教育的创始者张元济以创办函授教育过程为背景 ,充分肯定张元济对我国早期函授教育的贡献及其影响     

张元济与浙路商办

张元济不仅顺乎时代潮流力促商办浙江铁路公司之诞生,而且在"拒外债、保商办"的浙路风潮中充当了急流勇士,同时在浙路商办实践中亦功不可没.     

关于光绪帝死因的思考与献疑

关于光绪帝的死因,一直是传言纷纷,为清代历史上的一大疑案。有人认为光绪帝是因病正常死亡,有的人则认为光绪帝为他人谋害致死。钟里满等专家,利用现代精密仪器,对光绪帝头发上的砷（即砒霜）含量进行测定后认为,光绪帝死于“急性胃肠型砒霜中毒”,学界多数人的认识为之一变。“光绪因病正常死亡说”,史料依据翔实充分,其结论本应是可信的,但由于这一历史问题的特殊复杂性,因而又具有诸多的不可信性;而“光绪帝为人谋害砒霜中毒说”,可能已经非常接近、甚至即是客观事实了。但在有些问题尚未得到解释说明以前,即认定光绪帝确为他人谋害,死于砒霜中毒,尚为时过早。“光绪帝为人谋害砒霜中毒说,”是极其重要的学术结论,但还不是学术定论。     

谣言政治与文化运作——以上海光复前后的《时事新报》和商务印书馆为例

作为清末立宪政治团体预备立宪公会机关报的《时事新报》,在张元济、汪诒年的带领下,原本是为了灌输国民政法知识、预备立宪而创设的。但是在武昌首义的革命风潮影响下,随着张謇、张元济等人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立宪党人内部的分裂,它与沪上其他报纸一道积极投身革命宣传以激荡风潮,尤其是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辑出版了《革命文牍类编》《中国革命记》《革命党小传》等大量的书籍、期刊,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而考察这些文化生产背后的种种因素,除了与立宪党人思想倾向革命、沪上政治氛围浓厚有关之外,时事新报馆和商务印书馆当时面临革命党人的谣言政治的压力,是必须要予以充分考量的。在谣言充斥的革命压力铸就的舆论生态中,时事新报馆和商务印书馆通过自身的文化生产不但证明了自身的政治立场和革命倾向,而且化解了革命党人的谣言政治带来的巨大压力。     

从召见臣工看道光帝、咸丰帝的理政和性格--以召见张集馨、段光清为例

本文旨在利用召见史料及从召见的角度研究道光帝、咸丰帝的理政特点及朝政史.可以认为,道、咸二帝均为勤政之君;道光帝有政治主见,而软弱的性格使他不能振作有为;咸丰帝性格较为活泼、好学,然专心致志不足;由召见的谈话内容发现,道、咸施政受客观环境限制,并进而认为皇权有其制约因素,不能为所欲为;皇帝对国家、人们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后人应当认识到这一点;清朝皇家"勤政爱民"的家法(形成传统),大有值得肯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