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寺而兼两祖庭--论湖北当阳玉泉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被誉为“荆州丛林之冠”的湖北当阳玉泉寺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它既是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祖庭①之一,又是禅宗北宗的祖庭。此外玉泉寺还与其它佛教宗派如律宗、净土宗、禅宗南宗等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隋唐之时,玉泉寺高僧辈出,国师云集;诸宗竞秀,蔚为大观,是当时全国的佛教中心之一。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关公信仰“形成原因

"关公信仰"是我国封建社会特定时期的产物,它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原因.关羽的"忠义"是形成"关公信仰"的内在因素;封建文化及封建统治的尊崇是形成"关公信仰"的外在因素;儒道佛三教合一,三家的尊崇电为"关公信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公传说视域下的关公信仰探究

关公显圣神话作为关公神话传说的重要主题,对关公信仰的产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文化心理、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历史背景、文学、宗教等主客观因素更成为推动关公信仰进一步发展乃至鼎盛的动因。作为当前特定历史转型期的产物,新时期的关公信仰不仅增添了浓重的经济色彩,而且更加深化了对于关公忠义精神和崇高人格的推崇。     

宗教旅游者的需求动机与偏好——以关公信仰者为例

关公信仰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重要影响,文章应用经济学理论,对关公信仰者需求两要素进行解析,指出关公信仰需求中购买能力是次要因素,购买愿望是主要因素,探讨了关公信仰消费者偏好形成的主要原因,归纳出关公信仰者普遍认同的基本心理预期;研究了关公信仰者的需求动机以及关公精神内涵与马斯洛五个需求层次之间的对应关系;最后将消费者均衡理论和影子价格概念应用于研究关公信仰消费者均衡,分析关公信仰消费者均衡实现过程中影响均衡的各种状况.用经济学需求理论解释关公信仰者的行为动机,有助于把握关公文化旅游市场的消费者行为内在规律,充分挖掘关公文化旅游的市场价值.     

从关羽庙宇兴修看明代关羽信仰中心的北移

明代是关羽信仰传播和普及的重要时期,也是关羽崇拜逐渐形成新的信仰中心并北移的最初阶段.湖北当阳玉泉寺关庙作为关羽显灵之处,渐渐失去其宋元时期的中心地位,而山西解州关庙则以关羽出生地的独特优势,逐渐在明代跃居新的关羽信仰中心.这与解州关庙修建较早,官府祭祀不断,地方志书强化及官商大力传播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义士·义神·义道——关公文化的核心价值及现实意义

关公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于他是"义"的化身,无论是历史上的关羽还是民间传说中的关公,其"义"的内涵不仅仅停留在道德准则方面,而是在于穷尽道德准则、行为举止和外在形象的各种不同含义,是内在与外在的完美统一。关羽由一位"义士"被不断推向神坛,成为"义神",以及其"义"被广泛接受成为"义道"的过程,其实也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建构过程。全面认识关羽的"义"以及关公信仰的核心价值,对于新时期指导我们进行精神文化建设,使其成为影响世界的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发展当阳关公文化旅游的战略思考

当阳是关公文化的渊薮,发展关公文化旅游条件得天独厚,但由于诸多原因,当阳关公文化旅游没有很好发展。在分析当阳关公文化旅游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深度开发旅游资源、构建关公文化旅游圈、营造关公文化旅游氛围和开拓国内外旅游市场方面提出了发展当阳关公文化旅游的战略构想。     

观音信仰的中国化

观音信仰是中国佛教菩萨信仰的典型。观音信仰的中国化不但是所有菩萨信仰中国化中最彻底的一种,也是整个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代表。观音的身世、显化、灵感、道场等大乘佛教中最流行的几种观音信仰要素中,皆反映出印度佛教观音信仰传入中国后在正统佛教范畴内所发生的中国化。观音信仰的中国化是所有外来文化在中国命运走向的一个缩影,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不断交往的历史凝结,是适应中国社会背景与文化传统而必然发生的一种文化嬗变。     

试论佛教中国化的民俗化向度

中国佛教的民俗化并非始自近代,而是伴随着佛教入华的整个发展过程,它是佛教信仰实践层面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的民俗化发展涉及到作为外来的佛教在进入中国民众日常生活时所产生的自身本土化转变,以及中国民众如何基于自身的习俗文化、伦常日用传统来抉择、取舍、接纳、改造一个外来的制度性宗教。中国佛教的民俗化信仰路径不同于以"契经""契理"为基础、以"信解行证"为传统的"义理性佛教",而呈现出淡化佛教义理、注重仪式化信仰生活空间营造的特质。佛教民俗化的信仰建构表现为以佛教"疑伪经"以及"民间宝卷"为其教义来源与根据,以"民间佛教神谱系统"为崇拜对象,以"灵验"与"叙事"为核心手段来建构其信仰,以及维护其信仰的实践。     

文化翻译中的超文本因素研究——以中外“关帝庙”翻译为例

本研究以马来西亚、美国和运城"关帝庙"翻译中诠释的"关公文化"为例,分析经济条件、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超文本因素对文化翻译的作用及其影响。通过国内外几处关帝庙的介绍和分析,认为政治形势和经济环境、文化认同感和接受度、意识形态和民族信仰是影响关公文化翻译的几个因素。这些超文本因素对文化翻译起到了规范、制约和协调作用。     

论傣族节日庆典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关系

云南西双版纳、德宏傣族在信仰原始宗教的同时又全民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节日文化在呈现浓厚宗教色彩的同时又出现地域差异性的明显特征。南传上座部佛教在这些地区的流播过程中,也会向该民族的习俗或节日文化方面渗透而深受影响。这种渗透是在节日文化与宗教信仰有机联系的基础上进行的,明显体现在原始宗教与人文宗教相互妥协及人文宗教本地化的过程当中。     

略论汉唐佛教的民俗化

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汉唐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到隋唐时期佛教本身已成为隋唐文明的内在组成部分。佛教在中国的融透过程中,从信仰样态上来看,经历了观音信仰、弥陀信仰的民俗化诸过程乃至向民众生活领域民俗化过程;从特征上来看,佛教民俗化表现了泛神性、兼融性、简约性等特点;从宗教的社会作用上来看,其功效是显著的,表现为由外向内、由低向高的社会功效方面。     

《歧路灯》中的中原地域佛教信仰

《歧路灯》是一部反映18世纪中原地域中下层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式作品,它悖离了明清章回小说"神道设教"叙事特性,书中的宗教描写并非为作者的艺术构思、哲理表达服务,亦非借以搭建时空架构,结构故事情节。《歧路灯》中对中原地域的佛教信仰描写,大多是借以塑造人物形象,讽喻世道人心,为其"亲近正人,用心读书"的主题思想服务,于无意间彰显了佛教信仰在中原地域范围内所具有的现实性、功利性和世俗性。事实上,在广大的中原地域下层民众的思想中,佛教观念正是他们所理解的、贴近世俗生活的具有中原地域特色的佛教。     

甘肃舟曲多民族“婆婆信仰”民俗研究

舟曲自古便是氐、羌、藏等多民族栖居之地,自唐以后渐次有汉族民众迁入。伴随着明代的卫所移民,汉族人口大量增长,成今日舟曲人口最多的民族。历史时期,迁入舟曲的汉族群众在凝合道教龙门派、汉传佛教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独特的民间信仰习俗——"婆婆信仰",其信仰核心更可追溯到对"周室三母"的崇拜。作为西北地区民间女性崇拜体系之一,舟曲多民族共存的格局使"婆婆信仰"有着非常明显的多民族性特征。如今,随着舟曲地区多民族互动与交融进程的加速,"婆婆信仰"已经被汉、藏、羌等各民族共同接受,一年一度的"婆婆会庆"成为了舟曲各族民众共同参与的重要民俗节庆,甚至代表着该地区信仰民俗的独特发展模式。在其丰富多彩的仪式背后,蕴藏着诸多深层次的社会意义。     

义和团与关公

关公是京津时期义和团崇拜的神灵群体中出现率最高的神位。团众拜关公属于官方赞许和民间拥戴的结果,关公本人从关羽、关公到大帝、关圣的复合身份,启示了义和团从"草民"和"义民"身份更换的认同。关公多元的身份和处境暗合了义和团在直东和京津时期的境遇转移。晚清宫廷和民间频繁的关戏演出为义和团拜关公铺设好了信仰体系与接受美学的土壤。关公的神学和戏曲传播学地位构成了团众的精神支柱。严酷历史状况下团众的悲情表演,不仅迫使团民还原了其世俗性地位,亦使得关公的正神形象蒙受耻辱,从而为后世中国废除关公的神学地位提供了文化阐释的依据。义和团拜关公现象促进了中国神学体系的革命。     

“关公信仰”文化现象溯源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人物中,能与孔子并列而千百年来备受人们崇敬者,恐怕只有关公了.孔子与关公,一文圣、一武圣,给人们的影响是不尽相同的.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已深深地溶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血液之中,人们在接受孔子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时,有自觉者,亦有不自觉者;而关公,本身无所谓思想体系,他完全是作为一尊偶象而被人们所信仰和崇拜.从偶象崇拜的角度出发,孔子的形象,主要是在文庙和私塾中供奉,作为至圣先师而受到旧时读书人的崇仰;而关公的形象,除了关帝庙而外,在道观、佛寺中也能经常见到,甚至一般百姓家中也供奉着这位关老爷,尤其是在一些行会组织中,关圣人的香火更是绵延不绝、随处可见,即便在商品经济如此发达的今天,东南亚一带的某些商人家里,也往往将赵元帅的偶象换成关大王.关公,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逾越千年,名震三界,乃至远涉重洋,扬威海外,被成干上万的炎黄子孙所景仰、崇拜.因此,仅从偶象崇拜的普及性着眼,关公较之孔子,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真是一种发人深思的文化现象.     

南宋时期江南地区“五显神”崇祀考

"五显神信仰"是一种历史悠久、传播地域广泛的民间俗神崇拜。"五显神"原为宋代徽州婺源的一个地方民间俗信神灵,后来在南宋皇室及部分官吏的推崇下,被引入佛教寺院供奉崇祀;宋元以降,又演变为道教的神灵而得到广泛的崇拜。然而,宗教界及学术界关于"五显神信仰"的研究还非常之少,因此,关于历史上五显神产生的时间、神源、信仰分布状况、与民间俗神"五通神"信仰之关系、与佛教"五通仙人"等信仰之关系以及历史演变情况等,还十分模糊,有些论述似是而非。本文对南宋时期江南地区关于"五显神"的信仰崇祀状况进行考述,以求廓清相关史实。     

中国早期《菩萨戒经》的性质及内容

中国在5世纪初期前后开始大量翻译多种<菩萨戒经>,这些<菩萨戒经>不但载有解释帝王们与其人民所行的佛教建国仪式("受菩萨戒仪式")的戒条,而且也记录有当时帝王们教化天下的佛教信仰内容.这些<菩萨戒经>也许皆有所本而属于中土译本,但也不排除含有当时高僧在中国编撰或修正的"经本".此类于5世纪前后出现的经典,可以说是大乘佛教在发展过程中,透过用行"受菩萨戒仪式"及散播"菩萨戒法"的方式,生成的官方提倡佛教教化信仰的汉文"经典"或"手册".因此,它们也构成了研究中国帝王施行佛教教化政策的重要资料.     

中国古代文人的弥勒信仰研究

弥勒信仰是中国佛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弥勒信仰中包含着深厚的"人间净土"情怀。中国弥勒信仰中体现的大度、忍耐、逍遥,将入世与出世完美统一的精神,对于在中国传统人本主义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古代知识分子而言,具有极强的吸引力。由于历史的原因,弥勒信仰较之其他的佛菩萨信仰———如弥陀净土信仰、观音信仰、文殊信仰等,显得更为复杂,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出现讳言弥勒信仰的状况。从古代文人与弥勒信仰之间的关系角度入手,对弥勒信仰在中国古代的演变轨迹作视角比较独特的考察,可以揭示中国佛教弥勒信仰的某些独特内涵,为当代佛教建设提供宝贵借鉴。     

鸡足山镇沙址佛教文化生态村的保护与发展

沙址村依托佛教圣地鸡足山风景名胜保护区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保持了白族传统古村落文化及佛、儒、道和本主信仰,形成了具有悠久历史和佛教内涵的传统文化。沙址村在经济开发中必须坚持"保护性开发"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