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系”与中国“新文学”本位观的确立

《中国新文学大系》首先是中国的“新文学”大系,是确立“新文学”本位观的一次集体行为.“大系”作为后启蒙时代的代表性书系,其意义就在于它坚持并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文化立场,以对新文学成就进行资料性、文献性总结的方式,对那些试图从不同方面否定“五四”新文学、否定启蒙主义文化思想者予以回应.“大系”以“新文学”为主体,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对文学史进行分期,从时间观念上对中国文学的秩序进行了新的梳理,并确立了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年轻编辑赵家璧成就《中国新文学大系》大业的缘由剖析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是一项历史性的编辑出版大工程,它顺应时势,且具有:创新的编辑体例、周全的资料宝库、锐利的编选目光、最佳的编辑团队、灵巧的各方周全、完善的营销策略等成功诀要,而其主编赵家璧更是在其中起了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赵家璧就没有不朽的《大系》。     

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过程梳考

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出版的背后,有一些文学史细节被遮蔽。其中诗集卷因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反对不得不“临阵换将”,由郭沫若改为朱自清,这确系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文化围剿政策之体现。朱自清编选的范围来源一方面依靠他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新文学纲要》,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两种诗选提供的“启示”。朱自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新诗集卷编选完成,选了五十九位诗人的四百首诗歌。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新文学”本位观质疑——以学衡派的定位为例

为了在1930年代证明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编纂《文学论争集》时,通过否定“旧文学”来强化其“新文学”立场,但将学衡派这样的现代性矛盾统一体贬为“复古派”,暴露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排他性和策略性,《大系》也因此割裂了自己和传统的联系,窄化了“现代文学”观念,这种遮蔽和重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史《大系》模式的史学反思

<中国新文学大系>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还影响其编写格局的形成.在编写结构和分期阶段的划分等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未能走出<大系>所确立的框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延续了<大系>片面关注新文学的写史方法,导致其他形态的文学无法入史,存在史学危机.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有重新调整学科意识和史学观念,才能突破既有的写作模式和学科发展的种种桎梏.     

“文学”概念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变化发展——读《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

美国学者彼得·威德森所著<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Literature)一书,在历史的具体语境中探讨"文学"观念演变的历史,由此呈现出这个概念由逐步累积、到大致形成、再到离散为"文学性"的过程.这种从社会历史角度研究概念演变史的方法,具有扎实的说服力,对于我国的"文学"概念发展史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启发性.     

1958—1966年“北大荒文学”及其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研究

北大荒文学创作是中国当代独特的文学创作现象,走过了初创阶段、发展阶段、曲折前进阶段到繁荣阶段,在这期间涌现出了一批热爱北大荒的作家,写出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相应地也涌现出了一批对北大荒文学进行评论的作品。本文拟对北大荒文学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其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进行阐述,以期为广大北大荒文学爱好者进行研究提供一点帮助。     

中间语境与五四小说语言形态的审美异质——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1917—1927)为例

中国现代小说的缘起依赖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语境的生成.现代意识在历时结构上的二元对立与共时空间中的多元并存语境,迫使五四小说必然地承担起"历史中问物"的角色,内容和形式上都明显地打上了中间语境的时代烙印,呈现出;某种现代审美异质,这种异质化倾向在一定话语场内与五四小说的现代性因素密切相关.笔者立足五四时期这一"中间"语境.从语言形态方面来考察西方语汇在五四小说文本中的异质性.并探讨其生成的现代机制.     

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问题

注重各地域文化的发掘 ,寻找各种族文化中的优秀因子 ,以此展现中国文学独有的审美观照方式 ,亦是张扬民族本土化文学的一条可行之路。同时 ,中国文学既要思索全球化文学可能的共有审美价值尺度———如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用高行健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发言来说 ,就是“文学就其根本乃是人对自身价值的确认” ,“文学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普遍关照” ,继续从事未完成的“全球性”文化启蒙和在这种语境中对中国独有传统的创造性认同 ,这要求既师法西方经验更要在西方面前重塑“中国” ,以便在“全球性”文化语境中确立中国文化的新形象     

个性气质·文学积累·历史语境——端木蕻良小说创作与中国文学传统导论(下篇)

端木的“个性气质”在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下形成,反转来又影响到传统继承的取向;“文学积累”包括作家文学起步前的生活积累、知识准备,端木的积累富有自学、杂学、实践三大特点,决定其小说创作与中国文学传统联系的程度;端木生活、创作的时代“历史语境”则直接影响和制约着这种联系。     

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可贵的实践品格——试论邓小平对新时期文学的重大贡献

邓小平文艺思想是多方面的、丰富的.其核心其精髓乃在于一、解放文艺生产力,重组一支社会主义的文艺大军;二、适时对这支文艺大军的前进向度作出调整;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对文艺的领导正确与否将有决定性的意义;四、正确处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则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保障.     

汉语新文学史的意义

汉语新文学史概念的提出与实践,是重写文学史的重要阶段,也是重新出发的起点.本文从文学史重写思潮和文学空间整合入手,讨论汉语新文学史概念提出的意义及其实践操作层面的艰难,认为它凸现了汉语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及其审美的现代品格,有着将文学空间的分离整合为文学语言的统一的预谋,能从汉语文学的活动与变迁过程中,打通语言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内在联系,能够使人们感受到当代中国由"全球化"和"殖民化"所带来的文化影响和焦虑.     

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价值之惑

当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价值标准的确立。目前出版的两部有影响的文学史分别代表了学术界两种不同的文学史观和价值立场。有人认为文学史应当采取一种客观、冷静、中性的立场,尽量"还原历史情景"而不作价值判断。但是,文学研究的性质不仅要求文学史写作者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历史事实的描述,而且要求研究者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作用,对文学现象和作品作出价值评判,因此,只有站在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才能发现以往文学史所不能发现的优秀作品,才能找到文学作品潜在的意义与价值。     

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价值之惑

当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价值标准的确立.目前出版的两部有影响的文学史分别代表了学术界两种不同的文学史观和价值立场.有人认为文学史应当采取一种客观、冷静、中性的立场,尽量"还原历史情景"而不作价值判断.但是,文学研究的性质不仅要求文学史写作者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历史事实的描述,而且要求研究者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作用,对文学现象和作品作出价值评判,因此,只有站在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才能发现以往文学史所不能发现的优秀作品,才能找到文学作品潜在的意义与价值.     

《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比较研究

早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20世纪初,林传甲和黄人分别编写《中国文学史》,拉开了中国学者撰写本国文学史的序幕。迄今为止,学界已有数百本中国文学史著述问世。中国学者所著文学史,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等方面一直深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但随着近年来研究思路的改变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已经呈现出由整体“趋同”向“趋异”转变的走势。《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著作,便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在中西方的差异。     

对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与古代文学教学问题的思考

关于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应坚持学术性实用性兼顾、史家眼光、文化视角三原则;关于古代文学教学质量的提高,应做到教材使用与个性发挥、史与作品、讲授主动性与接受主动性、教学与科研四统一。     

新时期文革主流文学研究述略

新时期的文革主流文学研究经历了1989、1993、1996年三次有意识的倡导和铺垫,以1999、2001、2004年为中轴线形成三次小高潮。在对文革主流文学的研究中,宏观性研究相对比较丰富、深入,戏剧、诗歌次之,小说研究薄弱。新时期以来的研究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局限性,其原因尚待作进一步深层次分析,该领域期待富有创新性的、系统化的研究成果。     

试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的大发展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获得了长足的多元的发展,这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文学观念冲破旧有束缚、张扬人文精神,在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中探索和把握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本质,并在此基础上促使文学理论走向多元和成熟;文学研究方法也在借鉴中外文论和其它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取得突破和创新,有力推动了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反过来又促进了新时期文学观念的拓展和更新。     

中共党史文献资料数字化建设研究

中共党史文献资料数字化建设是中共党史文献资料管理过程中一场深刻的革命,对中共党史文献资料数字化建设进行研究是一个崭新且十分重要的课题。中共党史文献资料的数字化、科学化、现代化管理在全球信息化事业的大趋势下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与网络在人们生活、工作中的广泛应用使中共党史文献资料的交流与共享越来越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