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原因与结果

关于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一直是俄国历史上一个老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斯托雷平其人及其改革一直存在着误解,以“六三政治”和“斯托雷平的领带”来全盘否定斯托雷平的政治措施,以解散村社的成效甚微来否定其土地改革。本文主要对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远因(村社对经济     

简评俄国的斯托雷平改革

俄国政府镇压1905年革命后,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领导进行了一场重大的改革。这次改革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政治、农业、教育等方面。改革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它不仅客观上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对俄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沙俄末期斯托雷平政府①维稳述评

20世纪初,俄国爆发了革命,沙俄帝国处于危亡当中。当政的官僚斯托雷平干练强悍,残酷地镇压了革命暴乱,拒绝了泛滥地激进要求并压制住了激进势力和行为;与此同时,利用专制权力,采用政治手段,坚决压制边疆民族地区的民族独立并口解放运动。斯托雷平的努力没有白费,维护了国家、民族的稳定和统一,暂时挽救了沙皇帝国。     

论1905年后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的认识——兼与一种流行观点商榷

1905年革命爆发后,列宁意识到之前高估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对农民的支持由要求地主“归还割地”转向要求没收地主全部土地;随之而来的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使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关注的重心由论证其发展的必然性和进步性转向探讨其发展的具体方式.基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列宁反对斯托雷平式的改革,支持农民(代表)的“土地国有化”要求,力求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工农联盟.     

俄国农民抵制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基本原因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是对俄国农村社会关系进行的一场强制性变革,从某些方面看,初期成效也是显著的。然而,这场改革遭到了广大农民的抵制。原因在于,它一方面未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则与农民的传统观念背道而驰。这种抵制可以说是导致改革灭亡的基本原因。     

斯托雷平与俄国第二届国家杜马

第一届国家杜马解散后,斯托雷平出任总理大臣。与筹备第一届国家杜马的维特不同,斯托雷平在第二届国家杜马开幕前就积极对杜马展开活动。在与第二届国家杜马的接触中,合作成为双方的共识。但是,双方的合作是短暂的。经过农业改革问题、祖拉波夫事件、奥佐尔事件,斯托雷平对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策略由寻求合作转向变更选举法,其目的是寻求务实的合作。     

浅谈一八六一年俄国农奴制改革

一八六一年,俄国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俄国由农奴制的封建社会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因此,一八六一年俄国农奴制改革成了近代俄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当前我们探讨一八六一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问题,从中取得些借鉴和启示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俄国“六三政体”的彻底崩溃

1907年6月3日,俄国内阁总理斯托雷平发动政变,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同时颁布新选举法。同年11月,第三届国家杜马按6月3曰选举法产生,确立了贵族地主与资产阶级的联盟形式。此后沙皇政府采取见风使舵、随机应变的策略,利用杜马中的两个多数,即右派和十月党,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继续维持摇摇欲坠的王朝。从第三届国家杜马起,这种贵族地主与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形式,史称“六三政体”。但是几年之后“六三政体”就出现了     

俄国的农奴制度与农村公社

本文认为，俄国传统的农村公社制约和延缓了俄国农奴制度的形成，迫使俄国封建主阶级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造成了独具特点的俄国农奴制度；但在俄国农奴制度１６世纪末确立之后，农村公社本身也为封建主义所改造，反过来它又成为维护和加强俄国农奴制度的有力工具。     

传统与现代的较量--彼得大帝改革的双重效应

彼得大帝的改革起始于西方工业世界的冲击.但由于与西方社会水平的巨大反差、极为特殊而又沉重的俄国历史传统的阻碍,使改革的结果呈现出双重效应一方面是俄国成为具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大帝国;另一方面,俄国成为为数不多的富人和受教育者的欧洲文化外围地带,最终未能把俄国引向富强之路,而由他改革规定的俄国现代化发展轨迹使后来俄国现代化之路步履艰难、曲折反复.     

中国中央专制集权制度的演变

中国的中央专制集权制度形成于一个较为封闭的有着悠久农业文明的国度.它经历了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形成期、隋唐至宋元的发展期和明清的强化期三个阶段.中国的中央专制集权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它不仅使中国社会保持了长期的统一,也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西方列强的入侵动摇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基础.经过百年来的改造,中国的中央专制集权制度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朱元璋性格特征与建立极端专制制度的关系

明王朝建立之后 ,朱元璋大力加强中央集权 ,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端专制制度登峰造极。这固然有历史发展的原因 ,但也与朱元璋自身的性格特点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朱元璋的性格特征在其建立极端封建专制制度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春秋》经传对汉代行政管理理念的影响

《春秋》经传在汉代行政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汉代“春秋决狱”、规范祭祀和立嗣继绝等行政管理理念的形成,深受《春秋》经传的影响;而由《春秋》经传衍申出的“守经知权”、“通三统”等理念,则时皇帝专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联省自治缘起探析

:2 0年代初的联省自治运动根源于清末民初资产阶级倡导的联邦思想 ,它既是民元以来资产阶级同军阀专制势力斗争的结果 ,又是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产物 ,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希望重建民主政制的要求     

论传统民本的两个面向:德化之道与统治之策

民本主义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它的基本理念是将清明政治的希望寄于明君圣主,使其在施政中以人民之忧乐为优先考虑,以人民的福祉为政治的目标。这一理念使得民本成为古代政治思想中最具积极意义的内容。但是,由于传统民本实际上是王权政治与儒家学说相互需要、相互融合的产物,所以它既要服务于王权政治的专制统治,又不得不因为儒家价值的输入而带上尊君轻民的道德主义虚幻色彩。民本主义依附于君主政体而生,它与近现代民主思想之间的接轨十分困难。     

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与文艺功能论

实行君主专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制度对文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我国的封建社会与宗法制有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而宗法制之对行使君主专制的政治权力,在"家国同构"中起极大的作用.政治型文化必然带来对文艺的政治功利要求,对文艺首重政教功能论可谓遍布所有体裁、样式的作品中,而且纯文艺不发达,也导致了文艺家独立人格的丧失.宗法制的"纳上下于道德",形成了伦理中心主义,使道德教谕成为文艺的内容和批评标准,文艺不重个性,而重在群体的、共性的道德与感情.     

解读极端皇权专制下的明代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集权政治的愈益发展,对监察制度之依赖程度必然不断加深。有明一代,随着专制皇权统治向其巅峰状态发展,导致政府的运转对监察制度的依赖程度超过历代王朝,以各级官吏为对象的监察活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可以说,明代以分权制衡为基础的国家行政系统的有效运行,是以无所不监的双轨制监察体系的同步发展为条件的。监察制度为专制皇权服务的根本政治功能,更体现为皇权对监察权的严重制约,并随着专制皇权的空前强化变得更加绝对。明代监察官向专制皇权之附庸的急剧蜕变已不可抑制。     

中国科举考试产生与持续发展的原因探论

科举考试的产生与持续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科举考试促进了依附于皇权的职业官僚系统的形成,满足了封建专制不断强化的需要。儒家思想催生了科举考试,科举考试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科举考试有利于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形成,为封建农业型自然经济的发展创设了必要条件。     

专制和动乱“空隙”处的文学幸运儿——试辨知青作家文学能力训练的历史真相

知青作家在文革前和文革时期文学能力训练的真相及其文化原因,是一个至今尚未被充分揭示的问题.尽管个人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境况不同,但知青作家大多在少年时代接受了良好的文学启蒙,文革"派性"斗争时期经历了集中的文学阅读,上山下乡时期又处于具有文化优越性的社会位置,所以文革时期其文学创作能力即已累积形成.实际上专制和动乱不可能覆盖整个历史时空,其"空隙"处必然滋生出人类对文明的向往和个人的天赋与才华之花.     

法家利民学说的政治学评析--以商鞅、韩非思想为中心

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都是社会进化论者,他们主张用现实的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现实社会是以实力为原则的,实力就藏在民众中,关键在于统治者如何开掘.在商韩看来,追名逐利是民众的本性,统治的诀窍就是"利而用之",商韩的耕战学说体现的就是这样的主旨.从商韩"利民"学说的政治实践看,"民"的政治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经济地位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商韩的政治意图并不在于给"民"更多的保障和利益,而在于利用这种统治手法实现对民众更进一步的控制和驱使,所以其政治学说最终走上了与"民"对立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