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第三立场：蔡枢衡与中国近代法制“殖民地性”的认知

在民国法学家蔡枢衡先生的论述中，“殖民地性”成为描述中国近代法制的关键词，也是中国近代法制性质的一个面相。在蔡枢衡看来，法制的“殖民地性”决定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属性。在去殖民化的社会思潮中，法制的“殖民地性”变得更加明显，中国近代法制变革的目标也更加明确。在这一过程中，“唯新是从”的法制变革模式引起“中国法学的贫困”，法律认知上的形式主义使得法律形式与法律内容严格区分开来，由此，作为社会事实的法制发展出现了“断裂”。循着蔡枢衡对于中国近代法制“殖民地性”的解释脉络，厘清蔡枢衡意义上“沈派”与“反沈派”的历史社会处境，明确蔡枢衡“法学第三立场”的世界观、法律观和方法论，为当下的法学本土化路径之探索提供启发。     

论法制新闻

法制新闻,是新闻学中的一个分支,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法制新闻的作用日益明显.本文对此略作论述,旨在抛砖引玉.一、广阔的题材和新闻的价值取向法制新闻是以法制生活为题材的新闻,是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发展中的独有现象.它与社会新闻、国外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法院新闻”、“犯罪新闻”等,虽然有某些联系,但它有自己特定的内涵.法制新闻是社会生活各方面新近发生的与法制相关的、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报道.它的本质是法制活动的新信息.     

“四人帮”是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罪魁祸首

(一)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实现天下大治,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法制是一个多义词,它往往在三种意义上被使用。第一,法制可以指国家的制定法律的活动。例如,新中国建立后,在我国的国家机构中,曾经存在过法制委员会、法制局等机关,这里的法制一词,就是指国家的制定法律的活动。第二,法制可以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例如,中国法制史这门科学,就是指中国法律和制度的历史。在以上两种意义上,各种不同历史类型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制。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的法制,都是剥削阶级意志的表现,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工具,是建立在剥削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其服务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主义法制,则与此相反。第三,法制是指依法办事,而依法办事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必须有法可依,这就要求国家制定全国统一的法律;另一方面是有法必依,这就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必须认真执行法律,一切公职人员和公民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一般”的法制,只有资产阶级法制和社会主义法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课程教学的着力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本色的法制根基、创新实践的法制体现和兴旺发达的法制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法律体系”是其主要特征.作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的重点内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开展的全部教学活动都应紧紧围绕这一主要特征来进行.     

启蒙的悲剧与悲剧的启蒙

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我院研究生会以“五四精神与中国前途”为主题,举办了征文活动,并进行了评选。本文及下文《对两代启蒙者的反思》是入选论文中的两篇。 本文认为,五四运动未能在中国真正开创民主、科学、法制、自由的新纪元,这不能不说是“五四”启蒙者的一个悲剧。这一悲剧,是多种历史因素、个人因素、时代因素和国际因素造成的。我们要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就必须执著于思想启蒙的任务,高举起“人”的大旗,使社会真正做到尊重和关怀每一个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西周的“德治”思想与法制建设

西周的“德治”思想形成于殷周更替之际 ,是对殷商暴政亡国教训的总结 ,主要表现为“以德配天”与“明德慎罚”的思想。在这一思想把“德”的观念引进社会政治与法制领域 ,蕴含着“敬天—明德—保民—受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 ,是西周立法司法、治国理民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及其指导下建立的西周法制所昭示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勤政为民、德刑并用、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等社会政治发展方向和法制建设模式对以后传统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谈儒家法律思想的积极因素及其影响

儒家重视道德教化与“礼”的作用 ,强调通过自我完善来达到社会的和谐 ,主张“德主刑辅” ,“制礼以崇敬 ,立刑以明威” ,这种既重视立法 ,又重视教育的做法深入人心。消极的一面是重“人治”、轻“法制”。     

浅析传统中国法的现代转型

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它是人类通向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更高社会所必经的一个大过渡阶段。法律的现代化是其中的一环 ,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 ,如何顺利地实现传统法律的现代转型是新时代的历史任务。法制的现代化 ,从总体上看 ,“是一个从传统型的人治社会向现代型的法治社会的历史创造性的变革过程 ,是从人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向法制型的价值规范体系的转换过程”。中国法律的现代化过程中 ,关键要处理好传统法与现代法的融合与传承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法的思想基础是儒学。虽然儒教思想体系具有非宗教的兼容精神 ,没有狭…     

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在我国宪法中的体现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以专章的篇幅,论述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指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而“民主和法制、纪律不可分。……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决不是社会主义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决议”提出“公民都要遵守宪法,”要“大力加强以     

论法制现代化

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应当有高度的民主,完备的法制和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所谓“完备的法制”,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即是“法制现代化”。法制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因此,认识我国现行法制的特点,明确法制现代化的要求,以及怎样实现法制现代化,这是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中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     

"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容易混淆且在实践中易被人们通用的概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用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众多思想家的不同观点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旨在阐明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依法治国方针的重大意义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对建国初批判"旧法观点"的历史反思

建国初期,对于"旧法观念"的批判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其中折射出的轻视法律体系建设的意识和人治思想,依然是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急需解决的紧迫问题.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对于一切作为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法律文化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加以批判地吸收.     

从公私法分类看我国司法观念之转变

深受"人治"色彩浓厚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意识形态文化的前苏联法学的双重影响,我国司法观念严重缺乏权利本位意识,迷信于权力运用而疏于制约,习惯于个人遵从而非保障,特别是没有反映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民主自由传统和责任效率观念,严重阻碍了我国建设法治国家及其法律文化的进程。因此,必须借鉴、吸收西方先进法律思想以转变我国司法观念,推动司法改革。而移植公私法的划分及其依存的法治观念、原则和技术,则不失为一种颇为理想的选择。     

中国法治的发展阶段和模式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回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法制建设的不平凡历程,揭示法制改革的现实成就及其面临的困境,总结法律发展的经验教训,在国际比较法学的研究中具有突出的样本意义。纵览中国法制改革的历史阶段及其标志性成就,可以总结出如下八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特征及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机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协商型法治,自上而下推进的权力主导型法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苏联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交织于一体的混合型法治,“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开放型法治,强调理性主义目标规划的建构型法治,先易后难小步快跑的渐进型法治,注重实践不断试验和总结经验的学习型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意识形态法治。     

论法治模式

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 ,使法治模式成为我国未来社会的必然选择。法治模式的内在要素有信仰、原则、制度和规则 :法律信仰是法治模式的灵魂 ,在古代就出现法学家、思想家对法律的信仰 ,但只有融入法治现实的信仰才是法治模式的要素 ;法律原则是法治模式的基石 ,它既是法律信仰的外化 ,又是法律制度、规则建立的基础 ;法律制度是法治模式的构架 ,制度是把信仰、原则与规则联系起来的纽带 ;法律规则作为法治模式的细胞 ,是其他三要素的具体化和载体。只有重视法治模式四要素的建设 ,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法治社会才能形成     

试析党的领导与依法执政

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也是实现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桥梁。坚持党的领导,是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创造依法执政的条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排除“人治”的因素,逐步建立起真正的切实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法律意识的构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基础性工程，没有中国农村的法治化就没有整个中国的法治化。本文通过引用相关数据总结了农民对法律的了解状况以及在实际生活中农民运用法律的方法和程度，分析了农民法律意识危机产生的原因，提出构建农民法律意识的建议：加大农村法制教育力度，培育农民现代法治理念；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司法公正；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实现依法行政。     

法治的困惑与教育的价值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 ,是中华民族对历史上困惑的超越。然而 ,在有着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的中国社会如何实现法治 ,却十分引人深思。本文认为 ,中国实行法治的关键在于教育 ,教育为法治提供了基础性资源。     

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及其解决机制

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是一个客观而普遍的社会现象。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在形式上表现为制度形态的法律文化与观念形态的法律文化之间的不和谐状态,在实质上体现为人治与法治两种价值的紧张状态。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有其产生的众多原因,从最主要而言,是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两种文化体系之间的冲突。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应当通过制定良法、法律至上、公正司法与法律教育来消解法律文化中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建设和谐的法律文化,从而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