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时代的礼仪与文学关系论析

武则天登基前后,礼仪与文学的相关性表现突出:一方面,武氏以礼仪改制作为其政治革命的先声;另一方面,由礼仪改制和政治革命所带来的文人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巨大改变,也如实地反映在不少文学作品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时之文体和文风。     

论胡乔木的新体咏物诗

胡乔木的新体咏物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是其新体诗的精华所在,有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和鲜明的艺术特征,诸如由物起兴、物显人情;托物抒怀、物人一体;借物述理、生动形象等等,极具艺术魅力,为新体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艺术贡献。     

试析武则天时期的劝农与科责

武则天时期的劝农性科责无论对象还是惩罚的力度都与中国古代历史上通常的劝农形式有别。究其根源,一方面是由于武则天将劝农与官吏考课联系起来,并辅之以严厉的监察,促使地方官员进一步向基层吏员和百姓施压,从而导致严厉的科罚。另一方面,武则天时期出现大量浮户,劝农与科责既是在民户逃亡后保证农业生产继续的手段,也是巩固劝农政绩、招徕户口归农的措施。武则天时期的劝农性科责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这一阶段农业经济的发展,但政府的“劝农”本质最终还是促使劝农官与基层农业生产管理日益疏离,劝农愈趋形式化。     

试论史传文学对朝鲜古代文人小说的影响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两国就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密切的交往与联系,文学方面亦是如此。在两国漫长的文学发展历程中,中国汉文学对朝鲜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史传文学便是其中之一。朝鲜古代文人或模仿其体例,或化用其典故,或吸纳其题材,或因袭其文学审美,衍生出了一部部优秀的文人小说。     

论武则天的知识基础与其称帝之关系

武则天早年修习儒家经典,对儒家思想的把握与运用,使武则天在掌握国家政权和称帝过程中,得到了天下英才的支持与人民的拥护,并使大唐走向盛世,从而表现出她仁爱的一面;武则天成为皇后之前长期生活在深宫之中,因而熟悉法家争斗的权术,对法家思想的把握与运用,使得武则天得以残酷打击政敌而实现其称帝的宏伟理想,得以巩固其统治基础,从而又表现出她残忍的一面。武则天之所以能够掌权称帝,与其精通儒家、法家治国之道密不可分。     

20世纪前期词体与新体乐歌的离合关系

20世纪前期词学家虽然因尊体的立场而徘徊在文学革命的边缘,但也意识到词体的存续危机,龙榆生、叶恭绰等主动寻找词体与新文艺相融的机会,提出以词体为参鉴范式创作新体歌词的构想。萧友梅、黄自等音乐家也希望以词体为“文化要素”,使本源于西方歌曲体裁的新体乐歌承接中国音乐文学传统。词学家与音乐家联合组织艺术社团,参鉴词体的特征创作了一批兼具声辞之美的新体乐歌,为新民族音乐的发展打开了一条路径,也增强了词体的时代性。但词体与新体乐歌植根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前者为传统士人阶层私享的古典文学体裁,后者则需发挥团结教育民众的社会功能。随着20世纪30年代大众文艺运动的高涨,词学家与音乐家的关系逐渐疏离。但从文体的角度言,词体与新体乐歌的联结有着充分的合理性,值得当代创作者再次审视。      

试析武则天时期士族地位变化的原因——从宫廷斗争的视角

门阀士族作为中国地主阶级的一个掌握特权的特殊阶层,活跃于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在唐朝,门阀士族逐步丧失了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武则天统治的前后一段时期,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士族阶级自身具有的集团性、分裂性以及皇族统治集团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使得士族的地位经历了一次直线式的下降,加速了士族及士族制度的最终消亡。     

论史传文学在中国小说发展历史中的地位

在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很长的时间内 ,研究中国小说史者 ,大都是根据世界的通论 ,把小说史的源头仅仅溯到神话传说。考察中国小说发展演变的轨迹可以发现 :神话传说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中不能占主要地位 ;寓言故事在小说发展史中可占一定位置 ;中国的史传文学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中应占主要地位     

论武则天与“龙朔变体”的兴衰

“上官体”在诗歌境界、语言和诗人主体精神风貌方面都是贞观诗坛之一大变,但其在产生初期影响不大,直至高宗龙朔年间随着上官仪本人的“贵显”才风靡于诗坛,最终形成“龙朔变体”。上官仪政治地位的提高及其诗歌得以流行的尚文轻儒的社会文化氛围,特别是仿效其诗的大量后进文士能够登上宫廷诗坛,都与武则天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可以说“龙朔变体”的形成离不开武则天的影响。在武则天直接干预下的上官仪伏诛事件,引起了创作和理论领域对上官仪及“龙朔变体”的超越、批判和反思,即“龙朔变体”的快速消歇亦由武则天所致。从中可见武则天对初唐宫廷诗坛影响之深刻。     

论“吴蔡体”

吴激、蔡松年二人的词作,在具体内涵、情感趋向、写作技法、词风等方面有同有异,而异又远远大于同。“吴蔡体”之称的合理性在于,在金代初期那种近乎荒漠化的文化背景中,二人的词作代表了词这种文学体裁在当时的最高成就,反映了一种文学样式的形态,成为一种标志、一种典范,而且与此后“国朝文派”的创作在格调上有所不同,因而就有了“体”的意义。但二人的词作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异大于同,故“吴蔡体”之称的合理性与科学性经不起推敲。至少,吴、蔡不是一个整体,二人的作品不是同一风格,似乎也难说是同一类型。     

论新时期纪实文学的自然主义真实观

新时期许多纪实文学作家、理论家坚持自然主义真实观 ,表现在 :强调实录生活 ;无需想象和虚构 ;不必遵循典型化的原则 ;在创作中主体不介入、无评价等。出现这种现象 ,固然与“纪实”题材和时代的“务实”、开放有关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自然主义的一些理论同样符合创作的基本规律     

论丁玲新时期的散文创作

对丁玲新时期散文创作进行了论述从洒脱雄健、明快清澈的风格特征,鲜明生动、个性突出的人物形象,朴质情真、凝练深达的语言艺术三个角度剖析了丁玲新时期散文创作的独特性.     

论新时期文学的世俗化审美追求

分析新时期各流派作家的代表作品,可以发现这些不同的流派其实都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共同的美学倾向--世俗化的审美追求.新时期文学的世俗化审美追求其实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精神的世俗化一脉的续接与浮凸.世俗化在新时期文学中凸显是对审美文化的纠偏,也是国家权力、资本和民众等历史情境的必然结果.     

南宋吴家将弓弩战术再探

弓弩,曾是宋朝与北方草原游牧骑兵交战中的主要兵器。南宋吴家将在宋夏及宋金战役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对灵活使用“弓”“弩”作战有过较为深刻的认识和体验,遂对以往弓弩战术进行了改良和提升。吴玠组建“驻队矢”使用弓弩“番休迭射”,个体操作弓弩,梯队轮番交换射击,主动出击作战。吴璘发明“叠阵法”组合使用长枪和弓弩,缩短弓弩有效射程,将弓弩战术发挥到淋漓尽致;并且以拒马设障、两翼骑兵护卫,完成阵型灵活变换。吴家将这种以运动战及动静变形阻击战为指导思想的弓弩战术,不仅取得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的胜利,阻断金人入川的计划,有效确保了南宋偏安东南政权的安全,并且为后世弓弩战术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借鉴的可能。     

论吴用之用

<水浒传>中军师吴用的人格特点相对复杂,这个艺术形象具有一定的理想化的色彩,作者一方面突出他智多星的特点,同时又让这个艺术形象活得像个人样,有作为活生生的个体的人对自我价值的基本追求.吴用之用的本质就是对个体独立精神的肯定,对自由自在的生存状态的执着追求.从社会评价标准看,吴用貌似无用.而从作为个体的人...     

论北宋咏物赋的借物言理

本文论述北宋咏物赋借物言理的文化现象,分成借物阐儒家之理、借物言释家之理、借物述道家之理等三个部分,并分析了宋代理学糅合儒、释、道三家学说的思想表现。     

吴越佛教片论

通过阐析吴越佛教的有关问题，认为南方在唐末五代成为中土佛教的中心乃是吴越佛教发展的重要背景。吴越受佛教各宗的影响，诸宗并立，其中，法眼宗的中心在吴越后期移至两浙．吴越佛教兴盛，浙僧在佛教上有重大贡献．吴越自始至终尊崇佛教，钱■时期崇佛，是为了在国危忧惧下求取政治与精神的出路．由于崇佛与弘法，杭州自然成为吴越的佛教中心．     

关于藏族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藏族文学与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发展与衰落有密切的联系 ,因此藏族文学史的分期应符合藏族历史发展规律及称谓的五大阶段 ,即 :远古时期至赞普统治时期的藏族文学、分裂割据时期的藏族文学、萨迦王朝时期至藏巴第斯政权崩溃时期的藏族文学、甘丹颇章政权时期至西藏和平解放时期的藏族文学和社会主义时期的藏族文学。     

新民主主义时期农地制度变革论

新民主主义时期"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私有"的土地改革,彻底铲除了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基本障碍,史无前例地解决了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动力问题,因而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伟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