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启蒙的视角看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

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批判所强调的是经验及事实意义上的“真”,而信仰主义者所认同的是价值意义上的“真”。费尔巴哈的理论重心在于揭示宗教的秘密和本质,并不关注宗教的价值。费尔巴哈片面地批判了人的本质所异化出的“上帝之他”,但他没有辩证对待“上帝之他”的双重属性及其合理的人文价值。     

作为理性的科学与作为信仰的宗教

科学是理性的,宗教未必是反理性的,宗教所提供的不仅仅是对人心的关怀,还提供一种心与物的和谐之境。信仰真空中的作为个体的人或作为类的人都无所畏惧,也缺乏担当,敬畏之心可以使人无限膨胀的私欲适当收敛。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完全可以和谐地相处,为这个世界的心,物特别是心与物之间做出合乎长远利益的安排。     

形而上学的批判重建与宗教的未来可能——从知识论层面看康德的宗教理解

康德哲学体系总体上是围绕着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清理和重建展开的.在此观照下来考察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不难发现康德的知识论在处理上帝理念和宗教神学时兼有批判和保护的深刻用意.康德把先验理念排除出经验范围之外,其实是为宗教和形而上学之可能打下更可靠的地基,因为牺牲了经验的明确性和独断性却保障了其在超验领域的重要性和绝对性.     

理性:在科学与宗教之间

“理性”概念既有一般意义,又有多方面的具体意义,它在不同领域内的地位和作用也不相同。就科学和宗教两个领域来看,理性不为科学所独有,也不是隔断科学与宗教两个世界的天然屏障。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或意义世界的一部分,崇高的信念和理性化的信仰也常常成为科学活动的精神动力。     

马克思宗教批判走向——把宗教批判变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表明宗教不是实际生活状况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他在后来的批判理论中进一步论证了人类实际生活归根到底决定于物质生产。因此,宗教批判不是解决问题的法宝,而只是现实社会批判的先导;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则是马克思全部批判理论的关键和重心所在;并且,这种理论的批判最终要转化为批判的武器———就这样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逐渐走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一开始重点是宗教批判,而后是包括政治经济批判在内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这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中,宗教批判的作用以及宗教的角色定位得到了清晰的阐述。     

从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看科学与宗教的辩证关系

在西方文化中,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变化的一种辩证关系。在西方文化的摇篮时代——希腊城邦时代,科学与宗教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同一关系。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宗教信仰一度攫取了绝对的专制权力,而科学与哲学只能仰承宗教之鼻息,完全不具有独立地位。随着近代理性精神的崛起,科学开始逐渐摆脱宗教的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最终导致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对宗教信仰的猛烈批判。但是这种激进的宗教批判并没有从根本上摧毁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根基,相反,它导致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一种共生和互补的新关系模式,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与基督宗教的革命性

基督宗教的革命性体现在它的产生是人类信仰的精神革命、是西方哲学发展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源.基督宗教在历史的发展中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异化,但其内在的革命性没有泯灭,<圣经>中包舍的革命因素不断矫正着人类生活中的种种偏离.理解马克思的宗教批判要从其思想主旨即人类的全面解放出发,宗教的消亡与人类的解放是同一过程.     

从理性批判到社会历史批判——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形而上学变革意蕴

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尽管是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共同理论出发点,但二者在性质上却全然不同。现代西方哲学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一种"理性批判",这种批判由于其理论局限性并未能完全脱离形而上学。马克思通过资本逻辑的批判,使形而上学批判由"理性批判"转向了"社会历史批判"。此种批判,澄明了资本逻辑与形而上学的内在关联或同构性,提出了以消灭资本逻辑的方式来从根基处清除形而上学的滋生土壤,因此真正实现了形而上学的革命性变革。     

理性批判与社会历史批判——黑格尔与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思想之比较

对于传统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抽象同一性思维方式及其困境,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予以了深刺的批判.然而,由于黑格尔和马克思对此选取了不同的路径——前者是通过理性批判、后者是通过社会历史批判来完成的,这就导致了两种全然不同的结果,即黑格尔虽然力图超越形而上学但却重新陷入其中,而马克思则实现了对形而上学的革命性变革.文章试图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做一番比较,以期对我们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形而上学变革思想以及马克思哲学的真实性质有所帮助.     

从康德哲学看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康德哲学分为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 ,他给科学和信仰划分了地盘 ,各自为战。本文认为 ,在理性科学还未能完全地解释世界之前 ,科学和宗教是并存的 ,并且宗教还有它存在的理由和根据。但我们唯物主义者坚信 ,科学的最终发展要最大可能地认识世界 ,消除宗教中的异已力量 ,宗教的消失是必然的。     

东方与西方之间:犹太哲学及其对中国哲学的意义

犹太哲学既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主义哲学 ,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直觉主义哲学。它代表了一种新型的思维方式 ,是一条介于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亦东亦西”的思想之路。犹太哲学不仅在形式上利用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来解释自己的传统 ,而且做到了在内容上与西方哲学的融合与统一。犹太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意义在于 ,它认定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方向 ,表明中西哲学会通的道路是可行的 ;中国现代哲学没有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与西方哲学的真正融合 ,犹太哲学为未来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例 ;作为一种宗教哲学 ,犹太哲学提醒未来的中国哲学应关注宗教信仰因素。     

我国传统社会中的情理法特征——交互融合与互动共生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情理法的关系相互融合共生,“法不外乎人情”,礼(理)为“人事之仪则”和“情则为理之维”都体现了情理法的互动互生的特征,总体上来说情理法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法统情理、理涵情法、情融理法的特点.这与西方的情理观明显不同,西方理性主义在黑格尔那里发展到了高峰以后,19世纪后半期非理性主义开始兴起,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信仰、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这种重视非理性因素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两种基本的哲学思潮.     

西藏传说时代的“绝地天通”事件与苯教的制度化

本文主要探讨了西藏古代的一个类似中原地区的"绝地天通"传说, 通过比较, 认为这个传说中的事件象征着在吐蕃"王政时代"——"十二小邦"阶段, 苯教开始从原始宗教走向制度化宗教。与中原神话中重黎接管了司守天地的职能以后能够沟通天地的只有巫师一样, 吐蕃在止贡赞普割断了他通天的光绳后, 以王家葬仪为代表的仪式便逐渐成为制度化、规则化的权威法度, 并渲染着那远离了普通民众的神性, 通神和代神传谕的能力成为一种"专利", 成为一套由神巫和部落联盟首领掌握的宗教仪式体系和知识类型。     

技术的理性与非理性——关于技术合理性的思考

理性和非理性是科学技术活动现实生存的两个维度,理性和非理性的综合效应贯穿于科学技术活动的全过程。科学技术活动在本质上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科技活动是合乎理性的,理性是科技活动的逻辑法则与生成论前提;科技活动也不能完全摆脱非理性,非理性是对科技理性的逻辑超越。因此,应在历史的视野中辩证地把握理性与非理性在科学技术活动中的张力。     

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理解

马克思总结了历代思想家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观点,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纳入人的实践活动范围进行考察,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对象性关系,实践是联结人与自然的纽带,社会性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般性质。     

略论明代中后期科技发展趋缓的宗教政策原因

宗教和科学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其对立可以阻碍科学的发展。明代统治者所推行的宽容性的宗教政策,成为明朝中后期科技发展渐趋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知识、道德与宗教──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几个问题

理性、自由是康德表达人的本质的核心概念，尤其是他对自由概念的卓越阐释，是其尝试解答传统形而上学问题、道德与宗教问题的灵魂。     

古今刑罚性别差异及其现代启示

从维护女性的尊严和人格出发 ,刑法性别差异自古有之。古代主要体现在刑罚的方法、地点、时间、以及部位等方面。当代刑罚男女有别与古代有很大的差异 ,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当代刑罚性别差异仍有积极的意义 ,具体规定应符合刑法基本原则和立法精神。     

克吕尼运动的性质及其与格列高利改革的关系

本文旨在考察克吕尼运动的性质及其与格列高利改革的关系。作为中世纪欧洲集权尝试的开端,克吕尼运动和格列高利改革分别指向集权的两个基本面,即道德方面和政治方面。克吕尼运动在本质上是一场道德革新运动,其成功关键在于将集权作为道德革新的基本手段。格列高利改革将克吕尼的经验拓展至政治领域,一反遁世离俗的本尼迪克式理想,要求按照基督教原则改造现实世界,从而奠定了12、13世纪政教斗争的基本逻辑。一方面,克吕尼运动为格列高利改革提供了思想条件和技术手段;另一方面,克吕尼运动始终将自己约束在道德革新领域。究其原因,它的理想本质上是本尼迪克式的。     

论两种民族性思维模式对世界近现代史的深远影响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充当主要角色的国家明显属于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思维模式。不同思维模式下的英、德两国,形成了深刻的民族差异性,体现在民族气质、性格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两种思维模式对美、法、日、俄各国的历史有深刻影响。从1840年开始,中国不断受到世界两大民族性思维模式的冲击,中国历史的发展与世界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从2 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人民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思维模式相结合,形成了新型的民族思维方式和社会发展体制,走上了全面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