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题〈呐喊〉》与《题〈彷徨〉》

《呐喊》与《彷徨》是鲁迅在“五四”到大革命时期写的两部短篇小说集。《呐喊》收入一九一八年四月到一九二二年十月所作小说十四篇,一九二三年八月出版。《彷徨》收入一九二四年二月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所作小说十一篇,一九二六年八月出版。到三十年代初期,鲁迅站在新的思想高峰,对前期写的这两部短篇小说集,题了两首五言绝句。这两首五绝是我们研究鲁迅文艺思想的发展的最可宝贵的资料。     

论韩愈《毛颖传》的托讽旨意与俳谐艺术

韩愈《毛颖传》并非是抒发作者有才而不能见用的感慨,或是揭露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是曲折表达了韩愈对体现在官员致仕问题上的君臣之道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韩愈与白居易、裴度等人所代表的意见存在分歧,从中折射出元和士人政治态度的分殊。《毛颖传》通过微末之物模仿庄重之举产生俳谐意趣,这一笔法与中唐以至五代某些流行的文学观念存在冲突,因此对此文的批评基本上出现于这个时期,宋代以后,韩愈的地位受到充分尊重,对此文的评价转而以肯定为主。     

周中明教授所著《〈红楼梦〉——迷人的世界》出版

<正> 我校中文系周中明教授的著作——《〈红楼梦〉——迷人的世界》,已由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该书对美国耶鲁大学余英时教授所主张的《红楼梦》“两个世界”说(现实世界和以大观园为代表的理想世界)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红楼梦》“既不是现实世界的照相式的反映,也不是理想世界的乌托邦式的寄托,而是作家对社会生活‘亲睹亲闻’的基础上,熔铸着作家对人生的理想和追求、幻灭和悲哀,饱含着作家血泪感情所进行的伟大的艺术创造;它是丰富多采、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是由作家独创的迷人     

文学创作的有益尝试——韩愈《毛颖传》问世的意义试探

韩愈的《毛颖传》是篇别具一格的文章,不仅对作者本人的其它作品来说与众不同,就是在文学史上也实属罕见。《毛颖传》一问世就引起强烈的反响,反对者把它贬得一钱不值,以裴度、张籍、刘昫为代表;赞成者则把它捧得很高,这方面代表人物有柳宗元、李肇、宋祁等人。笔者认为,《毛颖传》的创作是有较大意义的,其意义远远超出作品本身,它是韩愈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有益尝试。它所引起的不同意见的论争,也不仅仅是对《毛颖传》而发,而是反映出不同文艺观点的原则分歧。本文想就《毛颖传》问世的意义谈点个人粗浅的看法。     

论《醒世姻缘传》非丁耀亢所著

《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是个未解之谜。“丁耀亢说”是继“蒲松龄说”之后支持者较多、影响较大的一个结论。但不管是王素存早期“丁耀亢说”的提出 ,还是张清吉后来对此说的发展与充实 ,都明显地存在着证据不足、考证方法不科学的缺陷。而且 ,从《醒世姻缘传》成书时间判断 ,丁耀亢也没有足够的创作时间。综观丁耀亢人生历程及其文学创作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 ,《醒世姻缘传》实非丁耀亢所著     

金圣叹小说理论的纲领——《读〈第五才子书〉法》评述

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金圣叹是一位杰出的大家。他虽然没有象刘勰那样留下一部文艺理论专著,但他的成就远非刘勰所及。正象宋代的大哲学家朱熹不是通过专门的哲学论著而是通过为“四书”所作的“集注”、为《诗经》所作的集传及一些语录来阐述自己系统的哲学见解一样,金圣叹也通过批改《水浒》《西厢》和评点唐人七律、杜诗、宋词与古文以及一些语录通信,广泛地探讨了文艺理论领域的问题,其见解的新颖与认识的深刻,和一些著名的诗、文、词评家相比,实无愧色。特别是他关于小说戏曲创作评论的成就,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非〈国语〉》——柳宗元述道之作

《非〈国语〉》是柳宗元的重要著作之一.作此书是因为《国语》在中唐时期颇受知识分子重视,柳宗元希望借助对此书的评论匡扶儒家之道.在《非〈国语〉》中,柳宗元阐发了其对人的重视,继承发扬了春秋公羊家重视权变的思想,批评并力图解释《国语》中的鬼神怪异之说.这部极具批判色彩的书开创了经典解释的新范式,对后世儒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评《再论〈西游记〉的祖本是〈西游释厄传〉

《再论〈西游记〉的祖本是〈西游释厄传〉》有许多矛盾之处；学术新论的提出和求证，应从资料出发，求事实根据，解决一系列争论不休的问题     

也读《题〈呐喊〉》与《题〈彷徨〉》——与吴奔星同志商榷兼谈鲁迅诗歌研究中的一种方法

《读题〈呐喊〉》与《题〈彷徨〉》是吴奔星同志研究鲁迅两首五绝诗的论文,发表在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吉林师大学报》上。这篇论文,在详细地解析了《题〈呐喊〉》和《题〈彷徨〉》后,提出了这样一个论断: “这两首五绝是我们研究鲁迅文艺思想的发展的最可宝贵的资料。”它们“表现了鲁迅文艺思想的演变历程,具有高度的概括力。”笔者对吴奔星同志解析《题〈呐喊〉》持有异议,对于上述论断更不敢苟同。鉴     

论人类早期文字的起源——读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马克思同他的战友恩格斯关于语言学的观点,我国的语言学家研究、评述较多,而他们关于文字学方面的观点,研究评论还不多。1985年第六期《吉林大学学报》曾发表过宋振华同志的《马克思恩格斯与文字学》一文,是较系统的一篇佳作。前几年,读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稍有感受。从这些摘要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人类文字发展规律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对我们今天从事古文字学的研究,还是有着指导意义的。读过之后,曾写有一篇旧文,今读宋文,觉旧作仍有补充宋文之处,稍作修改,以飨读者。摩尔根是十九世纪中期的一位民族学家。他从美洲易洛魁人中间发现的特殊的亲族关系出发,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对人类的原始社会作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在1877年写成了他的巨著《古代社会》。这部巨著对于研究古代社会来说十分重要。它不仅使     

读柳宗元的《封建论》

历代评论秦始皇的文章,咒骂者居多,只有极少数人肯定他的成就,唐人柳宗元(公元七七三——八一九年)的《封建论》是杰出的一篇。《封建论》肯定秦朝废除分封,设置郡县,建立中央集权的进步意义,指出这种措施对于维护统一,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必要性,从而正确估计了秦始皇革新进取的历史作用。柳宗元在议论历史的同时,还联系当时政治局势发表了意见,使自己的史论为政治服务。《封建论》是值得我们认真读一读的一篇好文章。     

当代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论《〈手稿〉的美学解读》

王向峰教授从事文学艺术研究50年,在文艺理论、文艺美学、文艺评论及诗文创作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计发表论文与评论500余篇,自撰和主编著作30多部。2004年《〈手稿〉的美学解读》一书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向峰文集》(六卷本)收录了他50年中撰写的大部分文稿,从中可以看出一位精进有成的学者的治学精神与学术道路。为此,本刊特约几位专家撰写了有关《向峰文集》的文章,以飨读者。     

辑佚视角下的唐宋《春秋》学研究——读《唐宋〈春秋〉佚著研究》

黄觉弘教授所著的《唐宋〈春秋〉佚著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出版)是一部兼有文献和学术价值的辑佚学新著。其特点是辑佚与考论结合,清晰地展现了既注目于唐宋《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历史真相,又突出佚著佚说重点的学术特色。其所具有的文献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既可为唐宋《春秋》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唐宋《春秋》学的个案和专题研究,同时"对于唐宋时期的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也将大有裨益"。     

从《非〈国语〉》看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

柳宗元通过对《国语》一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批驳,阐述了关于历史著作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柳宗元认为历史著作应注重内容的真实,写作内容应有所选择,应简洁,前后一致,并具有教育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也是其经学著作观,反映了柳宗元对经学文献的看法,体现了柳宗元的经学研究观念,反映了中唐时期经学、史学的变化。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与其哲学观、历史观密不可分。     

这是怎样的幸福者和哀痛者——读《〈坟〉的〈题记〉》与《写在〈坟〉后面》

从《坟》的印行说起鲁迅先生一生写了大量杂文,结集出版了许多杂文集。《坟》在鲁迅先生众多杂文集里占有重要地位,有着许多鲜明特色。它跨度大。集子里收集的20多篇文章,是作者从1907年到1925年期间陆陆续续写下的。时间,耗去了近20年。空间,或东京,或北京,辗转更迭,颇多变异。历史发展,从清末封建王朝的覆灭到民国的告成,到袁氏称帝,张勋复辟,到此起彼伏如转轮的军阀统治,真是     

条分缕析 注重方法——读《〈太平御览〉研究》

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由政府组织缩纂的《太平御览》堪称古代类书的代表，被后人称为“类书之冠”，该书分类合理，结构宏大，引用资料翔实，对后世学者的研究工作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但是，一直以来，学界对于该书使用的多，研究的少，诚为憾事，而能够弥补这一缺憾的当数周生杰博士的《〈太平御览〉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12月版。以下简称“《研究》”）。     

对《〈离骚〉题义新探》的订正与补充

本文为《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陆善采《〈离骚〉题义新探》一文论证中的疏漏作订正和补充。     

论“唯物辩证法”的实践特征——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而不是从＂具体＂到＂抽象＂,马克思以此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将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割裂开来,没有从整体上考察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基于此,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实质,在社会历史领域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     

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形态之本源说——读劳承万《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

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美学,中国的美学应该是对应于中国心性哲学的“乐学”,这是劳承万新著《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的核心观点。中西哲学形态的不同,注定了中西美学学科形态也是不同的,作者提出了梳理中国古代美学形态的三项式框架：“器物-考古证明-心性哲学之过滤升华”,这是一大创见。他迥异于大陆学人的学术路子使得该著作的学术思路、方法和思考的问题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该著作呈现出很多具有原创性和中国问题意识的理论新见,以及对整个20世纪以来中国美学研究的深刻反思。